特别策划 | 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新路径：从“大保护”到“高质量绿色发展”

长江经济带：十年更壮图

编者按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于2016年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十年间，长江经济带在产业升级、交通体系、区域协同、开放格局以及生态保护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长期耕耘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长江经济带十年成就与未来方向展开系统性解读。期望读者能从这组文章中真切地体察到长江之于中华民族的重要地位，长江经济带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陈雯-

核心观点：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需坚持系统观念，向更高水平迈进，构建健康、创新、共享、协同的“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径”。

■陈雯 杨柳青 吴加伟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近八年来，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长江经济带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

总的来看，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变化，支撑和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这也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态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取得重大成就，“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有关成效具体体现在理念深化、政策完善、环境改善、生态修复、制度创新等层面。

1.思想认识发生重大转变，规划政策体系持续完善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识。同时，顶层设计持续强化，如“十四五”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形成了以《“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其他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为支撑的“1+N”规划政策体系;建立“负面清单指南+沿江11省市实施细则”的负面清单管理体系，有效管住了关键岸线、河段与区域，并对过剩产能、排放量大的污染物、高风险产业实施了严格管控;2021年3月1日，我国首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为依法治江提供制度保障。

2.一度“病得还不轻”的长江实现“大病初愈”

2020年以来，长江干流连续五年保持Ⅱ类水质，今年上半年，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为97.4%，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水质断面，整体水质持续为优。今年年初，乌江、嘉陵江、汉江、湘江、赣江等重要支流总体水质均为优。在重点湖泊治理方面，太湖2024年全年平均水质三十年来首次达到国家良好湖泊标准;湖北洪湖水质持续下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今年上半年洪湖水质创五年来最好水平。

3.流域自然生态空间增加、生态系统功能稳步恢复，生态优势初显

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空间得到有效增加，沿江各地生态红线已经划定，长江岸线累计腾退162公里、完成滩岸复绿面积1225万平方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实现由增到减的历史性转变，长江自然湿地保护面积15年涨25倍以上。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4年)》显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提升，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态势总体向好、物种多样性水平稳步回升，江豚等珍稀物种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加，时隔三十余年首次在长江发现自然繁殖的胭脂鱼鱼苗，栖息生境总体稳定。

4.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深化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成果，依据《建设美丽中国的探索实践——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成果案例汇编》，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在江西、贵州等省市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总结推广90项重要经验和127项典型案例，为建设天蓝、水清、土净地绿的美丽中国积累了宝贵经验。长江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快完善，江苏、四川、云南等沿江省份实现了省内重点流域补偿机制全覆盖，流域联防联控机制不断健全。

长江沿江省份积极探索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生态优势正在转变为经济优势、促进长江经济带“含绿量”与“含金量”双提升。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实施意见或方案基本实现地市政策全覆盖，并涌现出江西抚州“林权抵押贷款”、浙江丽水“两山合作社”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模式;常州江北新区“长江大保护”探索“生态修复反哺产业升级、产业溢价支撑生态保护”路径，创造“生态积分”撬动产业绿色转型，使这一区域从沿江化工集聚区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源地协同区。

5.产业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清洁能源体系基本建成

长江经济带逐渐从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绿色化、创新型经济转型。通过政策引导、产业规划和促进科技绿色技术，推动了清洁能源、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清洁生产审核和企业治理力度，能耗强度得到了有效控制，平均单位GDP用水量为48.87立方米/万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沿长江干流自上而下排列，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新能源装机容量实现三年翻番，为区域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系统推进治理现代化

构建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径

面向未来，需坚持系统观念，推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向更高水平迈进，构建健康、创新、共享、协同的“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径”。

1.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打造“健康长江”

深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持续强化城镇生活污水、化工、船舶、农业面源、尾矿库等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加强新污染物防控，更加注重前端控污，从源头上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快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制定完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洪湖、滇池等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系统性治理方案。继续推动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修复，加强国土绿化、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缓冲带建设，构建连贯的绿色生态廊道，为生物提供完整的栖息空间。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加强跨省执法协作，保护长江鲟、江豚等关键物种。

2.推动流域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打造“创新长江”

研究产业腾退空间高质量利用途径，继续优化沿江石化、钢铁等传统产业布局，并依托长江经济带科教资源富集优势，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氢能与储能等前沿领域率先协同布局，培育未来产业策源地。大力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共建“飞地园区”，并配套完善税收分成、经济指标分算、政绩考核等关键政策，破除行政壁垒。持续创新绿色投融资与开发模式，拓宽绿色融资渠道，发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引导作用，鼓励环保企业利用绿色债券、基础设施REITs等工具进行融资，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3.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造“绿色共享长江”

完善生态产业的创新链、人才链、产销链和资金链。积极开展生态创新技术和制度研究，增强知识推动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内生动力，多元化拓展“两山”转化路径。培养新型知识农民，使其成为生态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积极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优质水产业和生态旅游，进而完善利益共享与普惠机制，健全“保底分红+按股分红”等模式，探索农民通过林地、宅基地等资源入股，参与生态旅游、民宿经济等新业态，让为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的群众切实分享到产业增值收益。

4.完善流域上下游协同治理机制，打造“协同长江”

深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落实并优化横向补偿机制，全面推广新安江流域“水质补偿+产业人才补偿”双指数考核分配模式，激励上游地区不仅“保护好”更要“发展好”。探索资金、产业、人才相结合的综合补偿，推动下游地区通过共建园区(如杭黄绿色产业园)、产业转移、技术支持等方式进行“造血式”补偿。强化法治与标准协同，依托已出台的《长江保护法》和《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推动沿江省市在环境准入、排放标准、执法尺度上执行统一规范。建立数字化协同监管平台，借鉴新安江—千岛湖合作区“数字第一湖”的经验，探索构建覆盖全流域的一体化监测网络与信息共享平台，为协同决策、联合执法和精准治理提供支撑。

(陈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杨柳青、吴加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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