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第四章：步入主流丨后浪历史

纳粹急需一个可以将他们推入德国政治意识主流的议题。而1929年秋的华尔街股灾和大萧条的爆发恰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由于纽约股票市场崩溃，美国人撤回了他们的短期贷款，非常依赖这些贷款的德国经济也一落千丈。1928年6月到1930年5月间，德国的工业产值骤降31%；失业率翻了一番，蓝领工人的失业情况尤为严重，随着大量人员申领失业补偿金，政府赤字也在暴增。破产成风，倒闭的小企业数量创造了纪录。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32年夏天，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劳动力失业，此外还有200多万人在花光了他们微薄的补偿金后，从失业者名单上消失了。衣衫褴褛的失业大军在街上游荡；领取救济的队伍和施粥站出现在每一个社区，脏乱的贫民窟在城市边缘像野草一样疯长。断贷风潮席卷了农村地区，有数以百计的家庭农场等待拍卖。在这凄惨的3年里，经济消息始终不见起色：没有一线曙光，没人敢预言下个季度、下下个季度乃至再以后经济能否复苏。经济暴跌不止，愈演愈烈的恐慌气氛笼罩全国，其中还夹带愤怒。而这正是纳粹所需要的局面。

在1928年选举中一败涂地之后，纳粹领导层开始重新评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模糊不清的公共形象。尤其令纳粹战略家丧气的，是党在大城市一贯的糟糕表现。纳粹下了很大功夫煽动了这么多年，却只能在城市工人阶级的边缘小打小闹。然而在1928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一些乡村地区的表现异常出色，尤其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下萨克森、图林根和上巴伐利亚的农场社区。纳粹的领导人几乎是第一时间再次号召加大力度教化农村和小镇选民，更加专注于中产阶级。虽然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堵住了纳粹步入工人阶级政治主流的道路，但传统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却越来越不得人心，对于复兴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前途有望的机遇。《人民观察家报》于1928年5月31日对选举结果进行了评估，指出了党的新方向。“农村地区的选举结果表明，相比于大城市，我们可以用更少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在小镇和村子里，有优秀演说家发言的民族社会主义者集会是名副其实的大事件，话题度能维持好几个星期。反观大城市，即便是三四千人的大集会，也会失去热度，被人遗忘。”

考虑到这些因素，纳粹明显变更了宣传重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没有松懈争取蓝领拥护者的努力，在此基础上强化和拓宽了在中产阶级内部培养支持者的活动。纳粹的纲领虽然本质上没有变化，但施特拉塞及其追随者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战略在纳粹政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1928年的惨败之后，就连施特拉塞自己的思想都在逐渐变化；他并不打算放弃工人阶级，却也认识到了转换工作重心的必要性。希特勒本人也预言了党的重新定位，他在1928年的竞选活动期间公开重申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对私有财产的强力支持，解释说纳粹“向物主无偿征收公用事业所需的土地”的要求，即《二十五点纲领》中的第十七条，只适用于“异族”或者“反社会者”（也就是犹太人）的企业和农场。在此基础之上，纳粹对那些令小企业深恶痛绝的百货公司和消费合作社的恶语中伤逐渐变本加厉，还发起了一场大型运动，增强其对农村地主群体的吸引力。

除了这些宣传攻势之外，纳粹党还加倍努力向现存的中产阶级组织和俱乐部渗透，并成立自己的职业协会。1928年至1930年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建了自己的医生、律师和学生组织，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农场主协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并没有放弃成为一个兼容并蓄的政党、调和德国政坛巨大的社会分歧的决心，但情况已经越来越清楚了——赢得难以驾驭的中产阶级死心塌地的支持，就是为日后的建设打下最有前途的地基。

与此同时，纳粹的政治煽动方式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纳粹党认识到要靠自身极其有限的资源吸引大量公众的注意，便采取了戈培尔两年前首次提出的计划，并对其加以改动。在1928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宣传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宣布了自己的打算，“在德国的每一个地区时不时地”发动集中宣传攻势，这将会“胜过……我们此前的煽动活动”。这些“宣传活动”要精心筹备，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地协调配合。在7天到10天内，将会在选定的大区举行70场到200场集会。冲锋队将乘车游行，声名远扬的党内人物将会现身，还有要在这个地区的100多个村镇和城市中散发几千张传单。官方将会向地方团体提供党内最受欢迎的演讲者名单，并附有如何邀请大区和全国总部最受青睐的演讲者的指导说明。这类渗透活动的目标，是把党的精力和捉襟见肘的财力集中在特别选定的地点，在这些地方，全国性的党会鼓舞地方上的纳粹活跃分子，激励党报发展壮大，对冲锋队和其他党组织的招募起到促进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些宣传活动不只在竞选期间内发动，更是打算在两次选举之间的休整期内，让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公众所瞩目。

这些组织和战略上的改进碰巧赶上了即将到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第一波震颤，但纳粹党依然在寻求能够带来它所缺少的全国曝光度的议题。1929年，变数极大的赔款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而这正是纳粹党需要的机会。一项新的计划试图确定德国到底欠了多少钱，并且整理出一个最终的付款时间表。由美国实业家欧文·扬格（Owen Young）任主席的一个国际经济专家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最终报告，于1929年6月29日发布，该报告被称为《扬格计划》（Young Plan），它要求德国在59年的限期内按年支付赔款，累计赔付约24亿马克。虽然这个数字比原来协约国要求的132亿马克大大降低了，但这项计划却在德国引发了抗议狂潮。大联合政府接受将这份报告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保守党派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却与包括泛德意志联盟、钢盔前线士兵联盟（Stahlhelm）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内的几个右翼组织展开了会谈，想要组建一个“全国反对派前线”，反对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

胡根贝格是一名富有的实业家、报业巨头，也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极右翼势力的领袖。德国国家人民党在1928年的选举中表现糟糕，得票率从1924年的20%滑落到14%，之后他夺取了党的领导权。他决心将保守的右翼推向更加激进的反魏玛共和国方向。胡根贝格的背后是大规模的报纸网络，他希望率领“全国反对派”发动全民公投，反对这项计划，还拟出了一份谴责《扬格计划》的草案，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法》（Freedom Law），准备提交国会，最终向民众公开。

尽管某些纳粹激进分子甚至反对与保守派进行有限的合作，但希特勒确信暂时性的结盟符合党的利益。纳粹利用自身的新型组织结构，从保守派那里收取了可观的财政支持，在反对这项计划及其支持者的活动中，一枝独秀地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有了胡根贝格的资金支持和报纸的大量报道，身穿褐衫的纳粹分子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他们在大街上征集签名，散发反对《扬格计划》的传单，领导反对这项计划的游行示威活动。

纳粹哀嚎道，《扬格计划》是“与魔鬼的契约”，是贪婪无度的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它会造成一笔“愚蠢的负债”，这将摧毁“一切经济信用”，消除“几百万人的工作机会”，导致“德国的经济、农业、中产阶级和小企业崩溃”。它将成为继《道威斯计划》之后的“第三个《凡尔赛和约》”，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奴役德国人。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要向复仇心切的协约国纳贡，一直到1988年！纳粹的宣传攻势横扫德国全国的报纸长达数月之久，全程站在中央舞台上的是希特勒，而不是胡根贝格。但《自由法》11月底在国会一败涂地，关于《扬格计划》的全民公投于1929年12月22日举行，只收到了所需票数的三分之一不到。不过反扬格运动虽然未能破坏这项新计划，却正中希特勒下怀。与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联合，让纳粹在保守派眼里多了一分他们之前所欠缺的体面，向着修正党的公共形象迈出了一大步。这场运动结束后，警方对纳粹活动的报告中提到“（在纳粹活动中）越来越频繁地见到中产阶级和所谓的上层阶级的身影”。粗野下流、不守规矩的纳粹分子正在渐渐被社会接受。更重要的是，当四面楚歌的执政各党试图应对大萧条的侵袭，却徒劳无果时，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显然成为反魏玛共和国的右翼中最突出、最有侵略性的代言人。

时机是关键。1929年底，就在反扬格运动接近尾声之时，世界经济危机以排山倒海之势重创德国。工业生产开始断崖式下跌，随着生产的跌落，失业率上升。到了1930年1月，已经有300多万德国人失业，税收萎缩，政府赤字飙升，大联合政府为现已山穷水尽的失业保险项目拨款越来越困难了。民族自由派的德国人民党在一些主要的雇主协会的支持下，极力主张削减救济金，而社会民主党则在强力工会的支持下唱起了反调，要求更多的政府拨款。两党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妥协是不可能妥协的。最终，在确保国会通过了《扬格计划》之后，大联合政府于1930年3月解散。这将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最后一届多数派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