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猥亵儿童罪刑事辩护指南（一）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专注猥亵儿童罪刑事辩护）

猥亵儿童罪作为一种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因其案件特殊性、证据复杂性以及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对刑事辩护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深耕刑事辩护领域数十年，尤其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性侵害犯罪辩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团队以张万军教授为核心，汇聚了一批兼具法学理论深度与司法实践经验的专业律师，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与维护司法公正之间寻求精准平衡。本指南结合团队多年辩护实践，并系统梳理人民法院入库的典型案例，从辩护困境、裁判规则、辩护策略三个维度展开，为猥亵儿童罪刑事辩护提供专业指引。

一、猥亵儿童罪辩护困境

猥亵儿童罪的辩护工作，相较于其他刑事案件，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案件本身的特殊属性，也受到社会环境、司法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证据审查困境：直接证据单一与间接证据补强难度大

猥亵儿童罪案件多发生于私密空间，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这就导致案件的直接证据往往较为单一，多数情况下仅有被害人陈述这一直接证据，缺乏被告人供述、目击证人证言、现场监控录像等其他直接证据的印证。如孔某猥亵儿童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直接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佐证。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多为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其智力发育、认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可能存在不完整、不准确、前后矛盾的情况，甚至可能受到外界因素（如家长的诱导、询问方式的不当等）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辩护律师对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客观性的审查难度。

同时，间接证据的收集与补强也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猥亵行为通常不会留下明显的物理痕迹，即使存在被害人身体损伤，也可能因损伤程度轻微、成因复杂等原因，难以直接指向被告人的猥亵行为。如孔某案中，被害人虽存在外阴部红肿、破口等轻微伤，但该损伤仅能证明存在钝性物外力作用，无法直接证明系被告人所为。另一方面，部分关键证据可能因各种原因灭失或无法收集。例如，在一些发生于校园、培训机构的案件中，本应存在的监控录像可能因设备故障、人为删除、硬盘毁坏等原因无法调取，如孔某案中，幼儿园园长故意关闭并删除监控录像，工作人员拆卸并毁坏录像机硬盘，导致关键监控证据灭失，使得辩护律师无法通过监控录像还原案件事实。此外，证人证言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证人可能因害怕得罪人、担心影响工作等原因拒绝作证，或者其证言因记忆模糊、主观偏见等因素缺乏可信度。

（二）社会舆论困境：“舆论审判”对司法公正的潜在干扰

猥亵儿童罪触及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极易引发公众的强烈愤慨，社会舆论对此类案件的关注度极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部分媒体可能会对案件进行片面、夸大的报道，甚至未经司法机关定罪就对被告人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描述，给被告人贴上“变态”“恶魔”等标签。这种不当的舆论导向容易引发公众对被告人的普遍谴责，形成“舆论审判”的氛围。

“舆论审判”不仅会对被告人的名誉造成极大损害，更会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产生潜在干扰。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可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环节难以保持绝对的中立与理性。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其辩护意见往往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与认可，甚至可能被误解为“为坏人辩护”“助纣为虐”，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同时，舆论压力也可能影响庭审氛围，使得辩护律师在庭审辩论中面临更为严苛的挑战，难以充分展开辩护。

（三）法律适用困境：新型行为定性与情节认定的争议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变化，猥亵儿童罪的行为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新型化的特点，如通过网络实施的“隔空猥亵”行为，包括诱骗儿童发送不雅照片、视频，通过视频聊天观看儿童私密部位等。对于这些新型行为的定性，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已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争议。例如，如何区分“隔空猥亵”与一般的网络不良行为，如何认定“隔空猥亵”中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犯罪程度等，这些问题都对辩护律师的法律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情节认定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点。例如，“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认定，实践中对于“公共场所”的范围、“当众”的判断标准（是否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是否要求在场人员处于视力所及范围等）存在不同理解。如入库编号2024-02-1-185-010的卢某猥亵儿童案与入库编号2024-02-1-185-008的唐某清猥亵儿童案，均涉及“当众”情节的认定，裁判规则虽已明确相关标准，但在具体案件中，如何结合案件事实准确适用这些标准，仍需辩护律师进行精准的分析与论证。另外，对于“猥亵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等加重情节的认定，也缺乏统一的量化标准，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给辩护律师的情节辩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在刑事辩护、民事代理、行政诉讼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优势。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是事务所的核心业务团队之一，由张万军教授领衔。张万军教授兼具法学教授与资深律师双重身份，从事法学教学与刑事辩护工作逾二十五年，对刑法理论体系有着深厚的研究，尤其在性侵害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领域。

团队秉持“专业、严谨、诚信、尽责”的服务理念，在办理猥亵儿童罪等敏感刑事案件时，始终坚持精细化辩护思路，从案件事实梳理、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到庭审辩论，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对案件细节的极致追求。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以法理赋能刑辩）

二、猥亵儿童罪核心裁判规则梳理

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案例是法律适用的鲜活体现，也是辩护律师制定辩护策略的重要依据。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通过对人民法院入库的猥亵儿童罪及相关关联犯罪案例进行系统梳理，结合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从无罪、改变定性、量刑情节三个维度，提炼出猥亵儿童罪的核心裁判规则，为辩护工作提供精准指引。

（一）无罪裁判规则

无罪裁判规则是辩护律师开展无罪辩护的核心依据，主要适用于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或者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猥亵儿童罪构成要件的情形。结合入库案例，无罪裁判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证据不足型无罪：直接证据单一且无其他证据补强，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该规则是猥亵儿童罪无罪裁判中最为常见的情形，核心在于案件的直接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且无其他间接证据予以印证，同时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无法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

（（2017）冀0421刑初4号）孔某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孔某犯猥亵儿童罪的直接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而被害人在案发时刚刚年满四周岁，其智力发育有限，仅凭该证据认定被告人犯罪，达不到证据的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猥亵儿童罪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该案例明确了猥亵儿童罪的证据认定标准，即仅有低龄被害人陈述，无其他证据（如监控录像、目击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物证等）予以印证，且无法排除被害人损伤系其他原因造成、被害人陈述存在不真实因素等合理怀疑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需重点审查证据链的完整性，若发现直接证据单一、间接证据无法补强，且存在合理怀疑无法排除的，可依据该规则开展无罪辩护。

2.区分猥亵儿童罪与一般违法行为：明确犯罪与违法的界限，避免犯罪认定

该规则适用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虽具有一定的不当性，但未达到猥亵儿童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属于一般违法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的情形。

入库编号2023-02-1-185-007（案例文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吴某某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1. 认定“猥亵”行为，必须综合考虑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主观上通常具有刺激、满足性欲的动机；从客观方面来看，猥亵应当是足以刺激或者满足性欲，并冒犯普通公民性的羞耻心或者引起其厌恶感的行为。判断是否系“猥亵”，应当考虑行为所侵害的身体部位是否具有性象征意义。行为侵害具有性象征意义以外的身体部位，比如脸部、背部、胳臂等，认定是否属于猥亵应当慎重。2. 在区分猥亵一般违法行为与猥亵犯罪行为时，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猥亵行为侵害的身体部位所代表的性象征意义明显与否；（2）猥亵行为是否伴随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3）猥亵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4）其他能反映猥亵行为对被害人身心伤害大小，对普通公民性的羞耻心冒犯程度大小的情节；（5）行为人是否具有前科劣迹以及其他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情节。

该案例明确了猥亵儿童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分标准，核心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时，若发现行为人侵害的身体部位不具有明显性象征意义、未使用强制手段、行为持续时间短、未对被害人造成严重身心伤害，且行为人无前科劣迹的，可依据该规则主张行为人仅构成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猥亵儿童罪。

（二）改变定性裁判规则

改变定性裁判规则是指被告人的行为确实构成犯罪，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准确，辩护律师通过辩护，促使司法机关将罪名变更为较轻的罪名，从而实现减轻被告人刑罚的目的。结合入库案例，改变定性裁判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与强奸罪的区分：强奸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而猥亵儿童罪仅要求行为人实施了猥亵行为，不包括性交行为。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强奸罪，但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猥亵行为，未实施性交行为的，应当变更罪名为猥亵儿童罪。

入库编号2024-06-1-185-001（案例文号：（2020）浙刑终105号）周某猥亵儿童、强奸案裁判要旨：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诱骗幼女拍摄不雅照片发送给其观看的，构成猥亵儿童罪。

该案例明确了诱骗幼女拍摄不雅照片的行为属于猥亵儿童罪，而非强奸罪，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实施了性交行为。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若发现公诉机关以强奸罪指控，但证据无法证明性交行为存在的，可依据该规则主张改变定性为猥亵儿童罪。

2.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区分：猥亵儿童罪的核心是侵害儿童的身心健康，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核心是通过传播淫秽物品获取非法利益。若行为人实施猥亵行为后，又拍摄、传播淫秽照片牟利的，可能构成数罪并罚，但需明确各罪的构成要件，避免将单一行为重复评价为两罪。

入库编号2024-04-1-185-001（案例文号：（2023）晋03刑终95号）于某杨猥亵儿童并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裁判要旨：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猥亵后拍摄、制作淫秽照片并配以文字在互联网上传播牟利，造成被害人身份信息扩散等严重后果的，其拍摄、制作淫秽照片并传播的行为同时构成侮辱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应当择一重罪与猥亵儿童罪并罚。

该案例明确了猥亵行为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行为的界限，若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独立的行为，分别符合猥亵儿童罪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但若仅实施了单一行为，如仅传播儿童淫秽照片，未实施猥亵行为的，则仅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不构成猥亵儿童罪。辩护律师需根据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区分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避免数罪并罚的不当适用。

（三）量刑情节裁判规则

量刑情节裁判规则是辩护律师开展罪轻辩护的核心依据，主要包括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结合入库案例，量刑情节裁判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法定从宽量刑情节

（1）认罪认罚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但并非“一律”从宽，需结合犯罪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

入库编号2024-02-1-185-012（案例文号：（2020）渝0116刑初1499号）辛某元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但“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是“一律”从宽处理。应当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后果、社会危害性，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综合考量，依法确定是否从宽和从宽幅度，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该案例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标准，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时，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且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可依据该规则主张从宽处罚；但对于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案件，需客观评估从宽幅度。

（2）自首、立功：自首、立功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但需符合法定构成要件。

入库编号2024-02-1-185-011（案例文号：（2023）浙1125刑初70号）叶某林猥亵儿童、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裁判要旨：被告人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故意毁灭关键证据再前往公安机关投案的，虽形式上符合自首要求的投案、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的条件，但实质上系毁灭证据、逃避侦查和审判，缺乏自首要求的主动性、自愿性等实质要件，不构成自首。

该案例明确了自首的认定标准，核心在于被告人具有主动性、自愿性，且未逃避侦查。辩护律师在主张自首情节时，需确保被告人在投案前未实施毁灭证据、串供等逃避侦查的行为；若被告人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破案线索等立功表现的，可依据相关规定主张从宽处罚。

2.法定从重量刑情节

（1）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猥亵儿童行为的，属于法定从重情节，“当众”不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只要处于在场人员随时可能发现的范围即可。

入库编号2024-02-1-185-010（案例文号：（2019）赣0829刑初164号）卢某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行为人在教室等公共场所实施猥亵行为，只要当时有其他多人在场、能够看到，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都应当认定具有“当众”情节。行为人主观上不想被多人看到，客观上也制造了一定的隐蔽条件，但只要其猥亵行为能够被在场多人看到，不影响“当众”情节的认定。

入库编号2024-02-1-185-008（案例文号：（2021）鲁03刑终208号）唐某清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在相关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实施猥亵行为的，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场，不论在场人员是否实际看到，只要处于其他在场人员随时可能发现的状况，均可认定为“当众”猥亵。

入库编号2025-14-1-185-002（案例文号：（2023）渝04刑终126号）田某某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1.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公共场所”通常是指对大众开放，不特定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教室、团体包乘的大巴车等场所，由相对固定的多数人使用，具有涉众性和公开性，属于“公共场所”。2. 当众猥亵儿童中的“当众”并不要求在场人员实际看到其实施猥亵行为，只要行为人实施犯罪处于在场多数人可能看到的范围，其他在场人员随时可能发现、可以发现的，即构成“当众”情节。

上述案例明确了“公共场所”与“当众”的认定标准，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需重点审查行为发生的场所是否具有涉众性、公开性，以及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是否处于在场人员随时可能发现的范围；若场所不具有公开性，或行为处于绝对隐蔽状态，无法被在场人员发现的，可主张不构成“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这一从重情节。

（2）利用特殊职责猥亵：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如教师、监护人、保姆等）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猥亵儿童行为的，属于法定从重情节，且应适用从业禁止。

入库编号2023-02-1-182-012（案例文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对幼女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长期、多次对多名幼女实施奸淫的，应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入库编号2024-02-1-185-001（案例文号：（2022）京0108刑初1062号）王某显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对教职员工实施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犯罪的案件，不论被告人是否利用职业便利或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均应当判决禁止其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不受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对职业禁止期限三年至五年的限制。在裁判文书中除援引相关刑法条文外，还应当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

入库编号2024-02-1-185-006（案例文号：（2022）粤06刑终849号）赵某明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被告人，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猥亵未成年人犯罪的，存在行为隐蔽、持续时间长等特点，社会危害性更大，其中猥亵男童的，往往因社会认知等原因更加不易被发现，在对此类犯罪行为依法严惩的同时，应当依法适用从业禁止。

上述案例明确了“特殊职责人员”的范围及从重处罚的依据，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需重点审查被告人是否确实对被害人负有特殊职责，以及其行为是否利用了职业便利；若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特殊职责关系，或行为与职业便利无关的，可主张不适用该从重情节。同时，对于从业禁止的适用，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无直接关联，或其再犯可能性较低的，可主张不适用从业禁止或缩短禁止期限。

（3）猥亵手段恶劣或有其他恶劣情节：以生殖器侵入肛门等方式实施猥亵，或多次猥亵、猥亵多名儿童等，属于“猥亵手段恶劣或有其他恶劣情节”，应从重处罚。

入库编号2025-02-1-185-001（案例文号：（2023）粤1702刑初483号）陆某存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对于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应当综合考虑实施猥亵的方式、人数、次数及对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影响程度等因素，准确裁量刑罚。对于以生殖器侵入肛门等方式实施猥亵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依法在“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内裁量刑罚。

入库编号2025-14-1-185-002（案例文号：（2023）渝04刑终126号）田某某猥亵儿童案裁判要旨：负有教育职责和特殊监护职责的人员，一天内二次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抚摸其胸部、阴部等隐私部位的，应当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

该案例明确了“猥亵手段恶劣或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具体情形，辩护律师在办理案件时，需重点审查行为人的猥亵方式、次数、侵害人数及危害后果；若行为人实施的猥亵方式较为轻微、次数少、仅侵害一名儿童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主张不构成“手段恶劣或有其他恶劣情节”。

3.酌定量刑情节

（1）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行为人是否具有前科劣迹、是否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等，均影响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的认定，进而影响量刑。

（2）犯罪情节：行为人的作案动机、手段、持续时间、对被害人造成的身心伤害程度等，均属于酌定量刑情节。例如，因一时冲动实施猥亵行为，未使用暴力手段，且及时停止行为，未对被害人造成严重身心伤害的，可主张从轻处罚。

（3）社会危害性：结合行为发生的场所、对象、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例如，在私密场所实施猥亵行为，未造成被害人名誉受损、心理创伤等严重后果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可主张从轻处罚。

（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专注刑事辩护二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