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故宫文物万里南迁，我为何执意回望？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我为何要写故宫文物南迁？在此，我想谈谈自己与故宫文物南迁的结缘，对这段历史的史料发现与研究，以及撰写《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这本书的体会。

（一）

2005年，故宫博物院对文物南迁这一院史上重大事件的重视并陆续开展的一些活动，也引起我的强烈的关注，之后我进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持续研究。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也是老院长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的日子。从1924年进入故宫点查清室文物直至1952年调离，马衡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8年，其中19年担任院长之职。为了饮水思源、不忘过去，并礼敬前贤、激励后人，我决定写一篇纪念马衡先生的文章。

为此，我专门去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看了好几天档案。在那些泛黄的纸页中，我读到了故宫文物跋山涉水的迁移过程，在穷山僻地默默守护的艰难岁月，以及政府、军队、民众大力支持、援助的感人事例。当时的心情很激动，曾写有小诗：“纸上犹闻杀伐声，八年典守鬼神惊。劬劳踵顶西迁记，礼敬心香马叔平。”作为一名故宫人，不能不被这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所感动。

我的这篇题为《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的文章刊登在2005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上，《新华文摘》于同年第14期转载，而且题目鲜明地出现在封面目录上。“马衡”与“故宫文物南迁”，这两个沉寂了数十年的名字与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

1933年1月，工作人员在延禧宫库房前搬运文物

此后，我就继续进行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研究。文物南迁，形成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两个博物院的藏品哪家多，哪家好？传闻很多，莫衷一是。我从故宫文物完整性出发，细查院藏档案文献，多方搜寻有关两岸故宫博物院各类文物的存藏状况，写成《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 一书（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09年），详细追溯了两岸故宫博物院各类文物藏品的源流、特点和联系，纠正了一些讹传。这是关于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最为翔实的一项基础性研究，为两岸故宫博物院日后达成共识并展开交流合作找到了联系纽带。

2010年6月，在故宫的倡议组织下，两岸故宫博物院开展了“温故知新：两岸故宫博物院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的联合考察活动；9月，故宫博物院又举办了“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在故宫文物南迁研究史上，这是两次极为重要的活动。

在对南迁研究认识进一步加深的基础上，我发表了《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一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22期转载］。该文的最大特点是视野开阔，不是简单地就南迁谈南迁，也不是孤立地就中国看南迁，而是着眼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文化教育西迁以及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语境，探讨故宫文物南迁的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阐述故宫文物南迁与家国命运、民族认同以及典守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和成就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

理事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决策与监督机构。在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理事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21年，我完成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与故宫文物南迁研究》一文（《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1期），梳理了从1932年文物南迁的筹备直至1949年初部分文物运台中，理事会的运行特点、重要决策以及南迁文物的迁移、保护过程。

1933年3月，第三批古物南迁搬运木箱情况

此外，到各个南迁文物存储地考察、调研，到有关档案馆、图书馆查寻文献资料，参加有关南迁遗址保护、展览等方案的论证活动，以及向大学与其他机构宣讲文物南迁史等，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常做的工作。

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情况，是想说明，这二十年来，念兹在兹，故宫文物南迁一直是我关注并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

（二）

与中华民族文化命脉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其中的曲折、艰辛乃至种种秘辛，一直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及好奇，也是故宫院史研究的热点。

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作品，大致包括这么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故宫文物南迁参与者、守护者的回忆类作品。二是当代人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出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除了一些论文外，就我所见，正式出版的著作皆有一个特点，即作者身份都与文物南迁存储地或南迁研究机构有关。三是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文艺作品，包括纪实文学、小说及影视剧、话剧等。

我曾应邀参加过有关文物南迁影视作品创作的讨论，争论较多的是艺术表现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如何掌握特定时代、环境背景下人物、事件与艺术创造的分寸把握问题等。

故宫文物南迁持续时间长，经历过程相当复杂，涉及不少人物和事件，还有赴英、赴苏两次出国展览，本身有着丰富的内容。例如赴英国伦敦艺展，从上海到伦敦，茫茫3万余里，寂寂48天；文物回国亦复如此。这一漫漫海上航程就给作家、艺术家提供了驰骋艺术想象的时间和空间，作品中增加了一些人物或事件。但人们仍然需要知道的是，运输途中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就像看了《三国演义》还要看《三国志》一样，知道哪些是虚构的，也可评判虚构的合理性问题。

1935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中国展览陈列室之一角

基于社会对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全面了解的殷切期望以及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撰写一部完整的、翔实的、有创新性的“故宫文物南迁史”就是十分必要的。

这样一部南迁史，不仅能裨助读者了解一个情节比较丰富的真实的南迁过程，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也可从中获得艺术创造的启发。

（三）

本书的撰写用了整整四年，我感到写得比较费劲。费劲的主要原因还是史料问题。

总的来看，故宫文物南迁资料并不是很多，这也是一些作品难免陈陈相因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似乎也比较好写。主要是文物南迁经历不同的历史时空，涉及方方面面，如果抓住其中一些人和事放手去写，不加节制地铺叙，枝蔓过多，可能篇幅很长，却离题太远。这自然是不可取的。

新材料的发现十分重要，但也很难。

前面说过，南迁文物的国内展，除了在重庆、贵阳、成都三个城市外，我还发现了当时教育部举办的两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其规模、影响与国内的上述展览相比毫不逊色。这一材料我是怎么发现的呢？

1949年10月，吴瀛上书毛主席、董必武副总理，提出易培基冤案问题，认为马衡有责任。1950年2月，马衡遂于自己1936年庆贺张元济70寿辰时写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加了一段“附识”，呈送董必武。“附识”说，涉及“易培基案”被封存的数百件古代书画，曾参加1937年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发现这一信息后，我便追寻了解全国美术展览会是怎么回事，坚持下去，查来查去，便有了更多发现。

但是我看到的文章所引用的资料，都是间接的引文。我必须查阅当时的文献，得到第一手材料。经过多方寻觅联系，孔夫子旧书网的刘宏先生，带我进入他们设在北京顺义崔各庄乡何各庄村的书库，在“杂书馆”终于找到了《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1937年）与《社会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的“第三届全国美展专号”（1942年）。通览全部资料，我对两次美展会的过程有了全面了解。其中马衡的《故宫博物院参加美展会的书画》文章，在马思猛先生编著的《马衡年谱长编》中并没有被提及，显然是新发现的一篇佚文。

对于人所共知的有些事件过程的深入发掘，彰显其意义或价值，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面。这突出体现在本书南迁文物的“北返”部分。

在外漂泊十多年的南迁文物返回它的出发地——北京故宫，无疑是特大事件。但在其他有关作品中，这部分都是简单带过，比较多的介绍也没有超出我的《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一书所述（此书“北返”部分亦引用了一些故宫档案）。我想之所以简单处理，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北返”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北返”的资料掌握不多。我认为，“北返”是一件大事，必须把它说清楚，说充分。故宫保存着有关“北返”的完整的档案材料。我作为文物南迁这一国家级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有着可以利用这些资料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也有责任向社会介绍这些情况。

我有幸阅读了由故宫研究馆员任昉女士整理的即将出版的于坚先生的回忆录。于坚1949年作为北平军管会文物部联络员，参与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接管，后来任过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郑振铎担任华东工作团文教组组长。于坚作为工作人员，随郑振铎到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朝天宫故宫南京分院，听取欧阳道达的汇报并观看库房的文物，并提出了南迁文物返运北京的具体要求。于坚的回忆录，使我能在一个朝气蓬勃、百废俱兴的新生共和国的大背景下看待文物北返。

我有一个体会，新材料的发现，常常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尽管这些发现并不一定很重要，却仍然使人常常沉浸在那个遥远而又恍在眼前的时代，回味无穷，并享受着探索、发现的快乐。

故宫西迁北路文物曾在陕西汉中暂存过一段时间，我就查阅汉中地方志。故宫文物与西北联合大学这两个重要的文教机构，因抗战的烽火，在汉中坝子有过短暂的聚首。校本部驻在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发掘了汉代张骞的墓。张骞是城固人，为我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病逝于长安后归葬故里。这次发掘，获“博望造印”封泥一方。《汉中地区志·大事记》（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210页）载：此封泥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我认为我偶然发现的这个记载很有意义，可谓是两个机构对特殊时代的一个共同记忆吧。

后来我翻阅《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汇编》，其中有谈到发掘张骞墓的文章，却说此封泥由西北大学收藏，曾到京展览并留在了历史博物馆。经进一步了解，这方封泥现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确实不在故宫。

但两个机构真的无缘吗？1938年3月初，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在西安时的前身）要迁至汉中，派了一个叫徐世度的工作人员先去汉中寻觅校址。徐世度写有《奉派至汉中区觅校舍工作日记》，刊载在《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出版）。我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这本《西北联大校刊》，读到了徐世度的工作日记。徐氏从3月2日记到4月18日。当时故宫文物已从宝鸡迁运汉中一段时间了，故宫在汉中和宝鸡均有联系地点和工作人员。在徐世度开始工作的若干天，故宫办事处给予徐多方面帮助，徐氏都有详细记载。当然这还不能算是故宫与西北联大两个机构的正式来往；但在烽烟辗转中的个人间的相濡以沫，也不啻于两个共赴国难的文教单位的肝胆相照，虽然一鳞半爪，却令人感动不已，并成为对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

故宫文物南迁是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我下了相当功夫来撰写此书，但在史料的掌握运用及有关问题的认识评论上，难免有不足甚至失误之处，敬祈读者指正为盼！

《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

郑欣淼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郑欣淼：故宫文物万里南迁，我为何执意回望？》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郑欣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