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孤，必有邻”——《论语》在法国

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回望《论语》在法语世界近四个世纪的传播，儒家思想不仅照亮了中华文明的长河，也为法国启蒙思想提供了启迪，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文明共同财富。

法译《论语》走向经典与多元

自17世纪起，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典籍在法国的译介与诠释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法国传播的起点。法译本《论语》对当时和后世的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均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

其一，法译《论语》的作者多为著名汉学家或传教士，译本经典、影响深远。东学西传早期，法国耶稣会士通过翻译和诠释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典籍，传播中国文化，由此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其中，杜赫德等编写的《中华帝国全志》影响重大，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该书对《论语》二十篇的思想与内容进行了总体概括，并将其中一些篇章进行直接翻译。其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语种，为伏尔泰等学者提供了探索中国的素材。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的顾赛芬，采用中、法、拉丁文对照释义模式译介《论语》，获得费乐仁和戴密微的盛赞。当代《论语》法译者则有程艾蓝、李克曼、雷威安、雷米·马修、白光华、董强等知名汉学家或学界领军人物，他们对中法语言文化理解深刻，其译本也广受好评。

其二，《论语》在法国的译介呈现出文本数量繁多、翻译路径多元、历程具有阶段性、受阐释者影响显著等特点。《论语》译介文本众多且庞杂，翻译路径与历程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转译、重译及复译。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国哲学家孔子》等众多研究与介绍中国及孔子思想的著作中，亦包含对《论语》的译介，数量颇为可观。其译本形态呈现多元化态势，不仅出现了漫画版本，还出现了《大中华文库》这一中国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推出的译本，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译介体系。

17—18世纪东学西渐之始，正如程艾蓝在《法国汉学与哲学》中所说，“富有理性的‘哲学家孔子’受到启蒙精英们的欢迎”，此时期《论语》在法国的传播呈现出“热情”与“误解”并存的特征；19世纪，伴随法国汉学的鼎盛发展，《论语》译本实现经典化；后来，《论语》译介与研究趋向深入，其思想被多维度阐释。阐释者的身份、意识形态及阐释目的对《论语》的译介产生了显著影响。在现代，人们致力于探寻孔子思想的普世价值，体现出内部取向的视角。

其三，译者翻译态度严谨、处理方式灵活，译本贴近法文读者阅读习惯，触及法国读者的情感，因此读者接受度较高。《论语》在主体性、伦理性和审美维度等方面均具有独属于东方的魅力，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深厚基础。文本的独特性和思想深度虽对译介构成挑战，却开辟了丰富的阐释可能。

为了更好地促进文化交融，顾赛芬的译本忠实于原文和朱熹的注释，采取精简解释性注释、插注与附注结合，以及增译补偿、词汇变换、语序优化等策略，贴近法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程艾蓝则侧重于挖掘《论语》的现代价值，通过提炼篇章标题，善用序言、脚注及背景信息等副文本，构建系统的思想体系，致力于传达原文的简洁性与生动对话感。李克曼则注重文学再现，如《微子》篇“楚狂接舆歌”的翻译保留诗歌体式，运用比喻、反复等修辞强化感染力，同时采取语境化方式处理核心概念，归化流畅的译文与翔实的文末注释，兼顾了文化传递与可读性。

在法国，《论语》的众多译本共同构成一个不断丰富的阐释体系。法国传教士、启蒙思想家、汉学家及哲学家从多元视角持续拓展儒家思想在法国的阐释维度。时至今日，孔子在西方的形象愈发多面和完整，借助翻译这一媒介，中西文明的交流也日益深入。

顾赛芬《论语》译本 资料图片

孔子思想跨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

孔子的仁学、礼学等核心思想，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与积极贡献。代表性《论语》法译本中，核心概念呈现显著的译法差异。多数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借助法语词汇进行阐释以契合目标语读者的理解习惯与语境；少数译者则采用音译方式，以保留概念的文化独特性与术语统一性。

以“仁”的翻译为例，在顾赛芬、鲍狄埃、雷米·马修与白光华的译本中，“仁”的译名多围绕l’humanité（人道主义）；李克曼以la vertu suprême（至高无上的道德）呼应“仁”的“全德”境界；董强则基本统一译为la bienveillance（善心、仁慈）。与上述归化风格不同，程艾蓝通篇将“仁”音译为“ren”，形成独特的异化译法，旨在凸显中国思想系统的独特性，激发读者对儒家思想精髓的关注与深度理解。其中，“l’humanité”为“仁”最具代表性且使用最广泛的法译名。该词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思想，强调人的价值核心地位，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宣言》中“自由、平等、博爱”是其政治体现。法译者多将儒家思想与人道主义类比，认为孔子思想属于人道主义范畴，强调人的价值与伦理文明。尽管两者在承认人的重要性上存在相似性，但孔子思想中“行仁”旨在培养仁人志士、修复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两者在含义与境界上既有联系更有区别。

又如，“礼”的法译名多为rite（宗教仪式、礼仪、礼节、典礼、惯例）、rituel（礼仪、仪式）或les cérémonies（宗教仪式、祭礼、仪式、礼仪、典礼、礼节）。在《论语》中，孔子强调“礼”具有“仁”的精神内核，“礼”是“仁”的外在展现。“礼”包含的外在形式“仪式、礼仪”可以与rite或les cérémonie对应，但其内核“仁”在法译文中通常无法准确传达。

由上可知，翻译实践不仅涉及语言层面符号的转换，而且往往与语言文字背后的文化不可分割。由于中法文化思想与文字各具特点，法译《论语》的各个版本在对应核心词翻译的处理方面往往有得有失。

孔子思想对法国的影响与启迪

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传播儒家经典时虽带有基督教倾向，却意外使孔子思想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伏尔泰是中法思想交融中最为突出的先驱与领袖，他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全新的东方认知。通过传教士译介的中国典籍，他发现了一个道德化、非宗教的中国文明，并认为中国在伦理与治国方面“首屈一指”。在其著述中，伏尔泰频繁援引孔子思想，尤其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理念，视之为思想自由、宗教宽容与理性治国的理想范型。伏尔泰将孔子阐释为“不语怪力乱神”的智者，将其思想诠释为自然神论与道德哲学的典范，借以批判欧洲宗教蒙昧与专制制度。他认为科举制是贤能政治，将孝道升华为自然法，构建了一个“开明专制”的中国乌托邦。显然，这一形象并非对现实中国的准确描述，而是基于启蒙诉求的文化投射。如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汉学家艾田蒲所言，18世纪的“中国”实为启蒙思想家反教权、倡理性的理想化“他者”。这种文化误读虽与史实有一定距离，但在思想史层面却有其积极意义：孔子思想成为启蒙思想对抗蒙昧主义的有力工具，彰显了文明互鉴在推动思想变革中的创造性价值。伏尔泰对儒学的接受本质上是以“他者”镜像实现自我革新，体现了跨文化对话中理解与重构的辩证关系。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国力衰微与西方殖民扩张使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从“哲学中国”转向“东方专制”叙事。19世纪下半叶，以法兰西公学院和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等为中心，雷慕沙等学者推动汉学成为系统化学科。他们凭借严谨考据获得突破性成果，《中国文明》《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等经典著作不断涌现，顾赛芬《论语》全译本标志着经典译介的成熟。虽然汉学家以实证纠正了黑格尔对儒学的归类偏见，但是在殖民语境下，中国常被建构为静态的“他者”，反映出中西力量的对比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亚洲儒家文化圈及中国的崛起，法国儒学研究逐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窠臼。《论语》法译本数量递增，研究重心也转向对其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的深度阐释。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秉持理性立场探究中国思想，凸显中西文化的不可通约性；汪德迈在《王道》中系统论证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将其定位为东亚文明的核心范式；艾田蒲于《中国之欧洲》中解构西方对儒学的工具化解读，揭示启蒙思想家为政治目的重构孔子形象的逻辑；于连则以《圣人无意》等著述开创中西哲学对话新路径，借儒家“迂回”思维反思西方形而上学的认知局限，尝试用中国智慧为西方哲学开拓新路径。程艾蓝《中国思想史》及雷米·马修、王论跃等学者的研究，涵盖思想通史与经典译介阐释，共同助推法国成为欧洲儒学研究重镇。在此过程中，西方世界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知更加立体深刻，中西文明借由翻译实现更深入的对话与互鉴。

《论语》已成为中法文明互鉴的典范，不仅让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更加丰富，还为全球文明交流提供了范例，凸显了中华文化的世界性贡献。《论语》法译史的实践表明，翻译研究应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探索跨文化机制，倡导平等对话，解析翻译的多元价值。同时，要秉持文化自觉与自信，强化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为文化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兼具历史与现实价值的学术助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论语》法译研究”负责人、南开大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邵贤曼

新媒体编辑：宗敏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