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银行“退而不休”：谁在接管我们的信贷？

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银行资产占GDP比重一路攀升，直接贷款占比却不断下降。当前，西方银行业正面临信贷萎缩与监管冗余的双重质疑。近日，《经济学家》杂志刊文《银行业退缩的深层原因》(The Deeper Reason for Banking’s Retreat）指出，现代西方银行业退缩的实质是深层结构性转型，在让渡信贷主导权的同时巩固了其资本配置的中枢地位。

原文 ：《现代西方银行业的结构性转型》

编译 |薛梓涵、杨勇

图片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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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贷规模萎缩的历史脉络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今年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重申了对冗余的监管条文的批评。他列举了包括补充杠杆率（SLR）、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综合资本分析与审查（CCAR）、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及美联储压力测试（FSRT）在内的多重监管框架，呼吁监管机构重新评估现行政策以创造更多流动性，扩大贷款规模，构建更安全的金融体系。不少人对此感同身受，他们认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大型商业银行一直受限于监管约束，被迫收缩信贷业务，由此产生的市场空白正日益被金融科技新贵和私人信贷（即由资产管理公司而非银行提供的贷款）填补。

然而，现代西方银行信贷萎缩存在更深远的历史脉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银行对企业和家庭的直接贷款持续下降。这种转变在金融危机（2007—2009年）爆发前数十年就已开始，其背后的驱动力远比过度监管更为深层。当前归咎于政策的指责，实则混淆了渐进式结构性转型的表象与本质。传统银行运营模式是银行吸纳存款并承诺本息兑付，同时以抵押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等形式向企业和家庭放贷。其职责清晰明确，即保障存款安全、评估信用资质、监督贷款使用。盈利模式也简明直接，即赚取存款支出利率与贷款收益利率之间的利差。曾有人打趣地将其总结为“3-6-3法则”：以3%的利率吸纳存款，以6%的利率发放贷款，躺着吃息差，银行行长下午3点就下班去打高尔夫。

然而，现今西方银行家们主导信贷领域的时代早已落幕。1974年，美国近55%的私人贷款以直接贷款形式存在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但截至本世纪初，这一比例已降至不足35%，且至今维持这一水平。传统银行贷款正被日益壮大的债务关联证券组合所取代，包括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商业票据及对私人信贷机构发放的贷款。尽管银行仍从家庭吸纳存款，且大多数银行仍在发放贷款，但其不再将这些信贷资产留存于自身资产负债表上，而是转售出去，同时以市场价格从其他放贷机构处购入证券份额。由此，西方银行逐步将信贷供给的主导权让渡给其他主体。这里的悖论是：尽管其银行资产占GDP比重从1960年起一直攀升至今，其实际放贷贡献率却始终停滞在50%左右，形成规模扩张与功能退化的历史性背离。

当前，在西方，企业与家庭的借款渠道已转向各类其他贷款方及担保机构，这些机构将债务打包后售予银行：大企业愈发依赖公开债券市场进行债务融资；中小企业转向金融科技公司与网络贷款平台；并购公司青睐私人信贷；家庭虽仍通过银行获取住房贷款，但这类抵押贷款需经政府机构重组证券化后，才会被最终记入银行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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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行业变革的主要原因

西方银行业这场变革的动因何在？戴蒙所强调的监管因素固然是重要诱因。普渡大学谢尔盖·切尔内科（Sergey Chernenko）团队的研究表明：正是近年的政策导致银行将大量私募信贷主导权让渡给了其他机构。监管规则要求银行向企业发放直接贷款时，需比购买同类贷款支持的证券持有更多资本。

但正如斯坦福大学格雷格·布查克（Greg Buchak）教授等人的研究所揭示，这种转变有着更深层的根源。从证券化软件到FICO信用评分体系，技术进步推动了新型金融工具和替代性证券市场的发展。1980年以前，公司债券市场尚未成熟；政府支持的企业房利美（FannieMae，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尚未发行任何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彼时也无人需要理解贷款抵押债券（CLO，按风险偏好分割贷款并分配给投资者的结构化产品）。如今，这些机构已成为金融体系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西方银行主导地位下降，其放贷形式转型以不同的、更间接的方式呈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妮娜·博亚琴科（Nina Boyarchenko）和莱昂纳多·埃利亚斯（Leonardo Elias）追踪信贷在金融中介间的流转发现：过去50年间，西方银行对家庭的净放贷规模已下降约四分之一。储户行为模式的转变同样关键：他们逐渐远离银行存款，转向养老金与货币市场基金，这些机构则将储蓄资金引导至信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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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的深层逻辑

现代西方银行的“退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后果是：过去，监管者仅需监管数量有限、运作透明的传统大银行，就能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如今，随着银行作用减弱、信贷轻易流向其他领域，监管者必须扩大监管范围才能维护金融稳定。这常被归咎于监管的变革，最终反而使监管工作更为复杂。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银行的脆弱性已显著降低，不再过度依赖那种不稳定的“炼金术”，即用短期、易流失的存款为长期、不透明、流动性差的贷款提供资金。如今，银行无需持有全部抵押贷款组合，而是可以持有证券化债务中更安全的部分，这些部分在出现问题时能优先获得偿付。风险较高的部分则可被转移给投资周期更长的投资机构（如保险公司）或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投资机构（如对冲基金）。一些研究表明，非银行放贷者主导的信贷扩张，其破坏力远低于银行驱动的繁荣周期。博亚琴科和埃利亚斯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此类扩张伴随的GDP暴跌风险显著低于传统银行模式。

西方银行业的转型也揭示了该行业的核心特征。学术界长期争论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源于负债端（吸收黏性强、成本低的存款）还是资产端（发放、监控和收回贷款），而现实图景是银行在让渡大量信贷业务的同时实现规模扩张，证明其成功秘诀在于争取储户，而非招揽借款人。对银行家而言，好消息是现代版“3-6-3法则”仍然适用。银行依旧能以低成本融资，且当前支付给储户的利率已从昔日的3%降至约0.5%，其放贷行为实则转型为各类证券投资组合，收益率在1%到10%之间。

而西方银行业的“退缩”并非简单的监管压力下的被动调整，而是技术革新、市场演化与监管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转型。从“3-6-3法则”的传统存贷时代到如今以证券化投资为核心的现代业态，银行虽让出了信贷主导权，却通过聚焦“吸纳储户”的核心优势实现了更稳健的发展。这场转型既应对了监管范围扩大的挑战，又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变化中锚定核心价值，最终重塑了银行业在现代金融生态中的定位。理解西方银行业“退而不休”的深层逻辑，是把握未来金融格局的关键。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6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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