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时他坦然大笑，死后，妻子知道他娶她是另有所图，却无恨

法庭上，所有人都在等他认罪。

一张纸，一个手印，罪名是“破坏生产”，证据确凿。

这人犯叫王孝和，上海电力公司一个技术员。

审判长清了清嗓子，准备走完这个过场。

可王孝和站起来，没说话，只是冷笑着，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把扯开了自己的囚服。

那根本不是一个人的胸膛，那是一张被烙铁、被竹签、被各种家伙什儿画花了的地图，旧伤叠着新伤，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寸好地方。

法庭里瞬间鸦雀无声，连空气都凝固了。

所谓的“自白书”，在那片血肉模糊面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什么都没说，但又好像把什么都说了。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

王孝和这辈子，打根儿上就没见过啥好日子。

他爹是个在船上烧锅炉的，一家子人就那么塞在一个破木头房子里，风一吹就晃悠，下个雨就漏水。

他有三个兄弟，老大、老三是病死的，家里穷得连副药都抓不起，眼睁睁看着人没了。

最小的那个弟弟，让天杀的人贩子给拐走了。

他妈受不住这个打击，哭得耳朵也聋了，人也垮了。

他爹也没落着好。

那天在船上干活，人有点不舒服，想喘口气，就被外国管事的瞧见了。

管事的骂他偷懒，逼着他接着干。

结果人一头栽倒在滚烫的锅炉边上，公司二话不说，直接把人给开了。

十几岁的王孝和跑到老板跟前去理论，想问个为什么。

人家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有理你去工部局说去，我可没那闲工夫管你爹这点破事。”

从那一刻起，王孝和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他恨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这个不把穷人当人看的世界。

他觉得，这世道不对劲，得有人出来管管。

进了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他就像是饿了三天的人看见了满桌饭菜，拼了命地学那些过去没听过的道理。

后来，他有个同学因为搞抗日宣传，被日本人抓去，拿烧红的铁丝从肋骨中间穿了过去。

王孝和去医院看他，那同学浑身肿得不成样子，脸上却还硬是挤出个笑。

那个笑，让王孝和一下子就想通了。

光恨没用，得干。

1941年，王孝和17岁，对着党旗宣了誓。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总算是找着北了。

1943年，他进了上海电力公司。

这地方可不是个普通工厂，这是当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心脏”，全上海的灯火明暗，都捏在它手里。

王孝和在里面当个技术员，凭着本事硬，为人又仗义，工友们都服他。

他偷偷地把大家伙儿组织起来，带着大家闹罢工。

闹的不是别的，就是想让大伙儿能吃饱饭，能有个活路。

他在厂里威信高，国民党想拉拢他，许诺给他升职，让他当个小头头。

王孝和当面就把这事给拒了，他说，工友们还在受苦，我哪能自己跑去享福。

那时候的革命工作，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的。

可王孝和不是个只会干革命的铁人，他也有自己的儿女情长。

家里给他包办了个“娃娃亲”，对象是乡下一个姑娘，叫忻玉瑛。

王孝和心里直打鼓，生怕是个裹着小脚、信神信佛的旧式女子，俩人说不到一块儿去。

等忻玉瑛从乡下跑到上海来，两人第一次见面，王孝和小心翼翼地问了几个问题。

“你信佛吗？”

“不信。”

姑娘答得挺干脆。

“那你觉得国民党好不好？”

“他们坏得很。”

就这么两句话，王孝和心里那块石头一下子就落地了。

他发现，眼前这个乡下织布的姑娘，心里头亮堂着呢。

俩人的事，组织上也审查同意了。

1946年，他们结了婚。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就照了张相，王孝和身上那套西装，还是跟邻居借的。

婚后的日子，说好听点是清贫，说难听点就是真穷。

俩人没地方住，只能在外面租个小阁楼。

王孝和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掰成四份用：一份还家里的旧账，一份孝敬聋了耳朵的老娘，剩下两份才是他们小两口过日子的钱。

家里连张像样的吃饭桌子都没有。

工友们看不过去，凑钱给他们买了一张八仙桌。

这张桌子，现在还在提篮桥监狱的陈列馆里摆着，一句话不说，但好像啥都说了。

忻玉瑛不识字，但她懂自己的丈夫。

组织上的人常到他们那个小阁楼开会，一开就是大半夜。

忻玉瑛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给他们放哨。

夜里凉，王孝和不放心，会悄悄走出来，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她身上。

1947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个小家总算有了点热闹气。

王孝和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女儿，逗她笑。

那可能是他这短暂一生里，最安稳、最快活的一段辰光。

好日子没过多久。

1948年开春，解放战争的炮声越来越近，上海城里的国民党特务就像是疯了的狗，见人就咬。

他们早就盯上了王孝和这条“大鱼”。

4月19号，特务找上门来，皮笑肉不笑地劝他“自首”，说这是给他一个机会。

王孝和理都没理。

等人走了，他转过身，很平静地跟妻子交代后事：“你带囡囡回娘家去住。

万一我出事了，你还年轻，别等我，再找个人家。”

忻玉瑛一听这话，腿都软了，当场就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哭，求他赶紧走，离开上海，为了孩子，为了老人。

王孝和摇了摇头，没答应。

他说，现在厂里斗争正紧，他是带头的，他一走，人心就散了。

两天后，王孝和被捕了。

在监狱里，老虎凳、辣椒水、电刑…

凡是人能想出来的折磨人的法子，特务们在他身上都试了一遍。

有一次用刑，是拿粗糙的木棍在他的肋骨上来回地磨，那叫“磨排骨”。

骨头被磨得吱吱作响，辣椒水灌进鼻子里，火烧火燎的疼，可他就那么瞪着眼，有时候还对着那些特务笑一笑。

特务们没见过这种犯人，心里都发毛。

硬的不行，就来阴的。

特务们偷偷往发电机的油管里掺铁屑，造成机器故障，然后把“怠工破坏”的帽子往王孝和头上一扣。

趁着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的时候，抓着他的手，在一份早就写好的“自白书”上按了红手印。

这才有了开头法庭上的那一幕。

判决下来了，死刑。

在上诉被驳回后，王孝和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反倒比任何时候都平静。

他开始不停地给妻子写信，前前后后写了五十多封。

信里家长里短，有对妻子的爱，有对孩子的挂念，甚至还有心情开玩笑，打趣不识字的忻玉瑛“过去为什么不好好念书”。

在生命最后几天，他把自己仅有的几样东西都分给了牢里的难友。

那条绿色的军用毛毯，是他们结婚时买的唯一一件“大件”，入狱后忻玉瑛给送来的。

他把它送给了一个更怕冷的同志。

行刑前，他写了最后三封信。

给难友的信里说：天快亮了，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反动派的日子长不了！

给父母的信里说：儿子不能给二老养老送終了，但我为穷苦人死，是光荣的！

给妻子的信里，他写得最长：你肚子里已经有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替我给他起个名字，叫“配民”。

你要好好把他们养大，告诉他们父亲是为什么死的。

我们没干完的事，将来是他们的。

“配民”，陪伴人民。

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

王孝和整理了一下衣服，戴着镣铐，笑着走向刑场。

他冲着天空高喊：“特刑庭，所谓的‘中华民国’的特刑庭，今天你判我一个死刑，你要知道，真正的历史要判你死刑！”

在他走后七个多月，上海的天亮了。

那个他起名叫“配民”的孩子，也出生在了这个他没能看见的新世界里。

参考资料：

《王孝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展陈资料及官方介绍。

《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中关于王孝和烈士事迹的相关文章。

忻玉瑛口述回忆录整理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