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往事：“饼干小姐”饿死于归国之途

图为慕拉第唐装照。

　那位能说胶东方言的美国“饼干小姐”

　　慕拉第百年前的中国往事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申 红 隋翔宇

　　蓬莱老县城画河南段西侧的登州圣公会教堂里立有一块“遗爱碑”，是献给外国人的，上面写道：“大美国慕拉第女士遗爱碑”。

　　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也有一块墓碑，墓志铭为：“四十年在中国传道的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慕拉第之墓。”两块碑共同的主人是清末在山东登州一带布道近40年的美国传教士慕拉第——与其他传教士不同，这位美国女子有着一段不一样的传教故事。

　　从弗吉尼亚到登州

　　“我来华北的最初印象是随和而惬意，这里有着异乎寻常温和的气候，到处鲜花盛开，树叶葱绿。登州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我这里是城中心，有着纯净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

　　1873年11月1日，单身的美国女子慕拉第(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刚来到登州不久，对这片陌生的土地感到新奇和兴奋之时，她在给负责派遣事宜的美南浸信会协会执委会干事塔珀写的信中不吝言辞地夸奖着这座山东滨海城市。

　　清代登州府治位于蓬莱，东临大海，西望京津，北接辽东，南邻内地，古时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水陆交通便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根据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登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虽然后来因为水浅移到烟台，不过当时的烟台还只是登州府福山县辖下的一隅而已，作为胶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登州府城在通商不久之后便有大量的外国人进入，而传教士这个群体也在其中。

　　根据蓬莱史籍记载，早在1861年2月，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便首至登州，而烟台则迟至半年后的8月方才正式开埠，随后继来者不绝。海雅西次年在北街观音堂建成的教堂当时也成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之后美北长老会倪维思、盖利等人也陆续到来。1863年美南浸信会高第配夫妇至登州，于三年后在南街建浸信会教堂，再在1872年之时于画河桥南西侧建立基督教圣会堂，成为当时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重要场所，在如此背景之下，同属于美南浸信会的慕拉第便在第二年即1873年来到山东登州。

　　成年后的慕拉第身高只有4英尺3英寸，不超过一米四。而这个看上去会有些矮小的美国女人之所以会选择到远隔重洋的异国传教，也与她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1840年12月12日，慕拉第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的一个种植园主的家庭中，园内拥有1500英亩的土地，在共七人的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三。她们的母亲就是一位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从小便给孩子们讲述宗教故事，其中就包括耶德逊去缅甸传教的经历。相对于《圣经》的说教，小慕拉第起初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感兴趣，不过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慕拉第在18岁的时候正式受洗入教，天资聪颖的她在三年之后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南方最早获此殊荣的女性之一。1873年，美国南浸信会放宽政策，允许单身女性出国传教，慕拉第主动申请，遂被派往中国，于是便远渡重洋来到登州，在这里一待就是将近40年。　

　孩子心目中的“饼干小姐”

　　由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刚到登州的慕拉第一开始受到了不少排斥，当她走在街上时，会有当地人向她吐唾沫，扔石块，对她的称呼更是带有极大憎恶色彩的词汇“洋鬼子”。这位出生于美国富人之家的千金小姐，尽量抛开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西方礼仪风俗，外面穿上了中国的蓝色棉布制作的、宽大袖口上镶有黑色缎子面的大褂，头发也挽起发髻，以一种近乎劳动妇女的平易形象出现在乡间村民的面前。

　　同时，慕拉第还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早在美国期间，她就能运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来到登州之后，慕拉第很快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并主动寻找和当地人交流的机会。慕拉第最初是在门口放几块饼干，引来街坊邻居的孩子，慢慢地通过孩子接触他们的妈妈，再从诸如烹饪、缝纫、洗衣、提水这些日常琐事入手逐渐打消了乡村民众的疑虑，日益走进他们的生活，被人们所接受。后来，在当地孩子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洋鬼子了，取而代之的是“饼干太太”、“饼干小姐”。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子在一开始接触中国社会时就有感于妇女地位的卑微，第一此见到中国妇女缠足的风俗后，惊讶的慕拉第忍不住在信中向朋友倾诉：“她们那变形的双足，蹒跚走路的样子，是她们思想落后的象征。”此后，慕拉第一直努力向当地妇女宣传裹小脚的害处，劝说妇女放脚，1878年2月，她在登州办起了一所食宿女学校，读书的大部分是贫穷人家的女子，慕拉第在女校率先兴起了反缠足运动，禁止缠足者入学，将放足作为入学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程度对当地妇女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饿死于归国之途

　　在登州生活了十多年之后，1885年，慕拉第前往平度一带开辟新的传教区，忙于工作的她几乎找不出时间回到故国。直到1891年，来到中国已经18年之久的慕拉第才第一次回到美国。

　　1894年，慕拉第再次来到山东登州，重回工作多年的故地也让她感到十分亲切，她自己是这样写道：“近来，我每天在这个城市进出，从没见过像现在这样和谐的氛围和甚至有时非常喜悦的心情。”此时的她已经和这座中国海滨城市融为了一体。

　　随着时间的增长，慕拉第的声望也不断提升。至今在蓬莱还流传着袁世凯前来聆听布道的故事，当时在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慕名前来教堂，却坐到了给妇女专设的座席上，慕拉第温和地把他请到了合适的位置。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慕拉第短暂地离开了中国，虽然年岁已高，并且身体健康状况不如以前，但她还是坚持回到了登州。在剩下的岁月里，除了布道之外，她还一直为救助灾民而不断地奔走着。

　　当初刚到登州的时候，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便记录下了慕拉第的行善之事：“你给我的5元5角钱是这样使用的，我把5元钱给了两年来一直分发食物给灾民的理查兹先生，剩下的5角我给了街头饥饿的乞丐。”1912年，平度县境内发生饥荒，慕拉第提清所有银行存款，又多次从薪金中抽出款项救济灾民；在大家为平度县捐钱的会上，慕拉第把最后一元钱也捐献出来，并且把自己的食物和周围人分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心力交瘁，慕拉第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当年12月1日，慕拉第曾因饥饿昏倒在床上，此时她的体重下降到只有50磅，同伴把她送上回美国的船。12月24日，平安夜里，当船经过日本神户港时，慕拉第逝世。

　　慕拉第去世后葬在了故乡弗吉尼亚，她的生平事迹也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敬仰，从1888年开始，美国南方浸信会把每年的圣诞奉献称为慕拉第圣诞奉献。1973年，为了纪念慕拉第到达登州100周年，美国拍摄了一部关于慕拉第的电影。

　　在慕拉第生活了将近40年的登州古城，当地民众也没有忘记她，在她去世数年后，1915年，登州民众为她树立了那块“大美国慕拉第女士遗爱碑”，慕拉第也成为众多来到登州传教士中被立碑记传的唯一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