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这是《大明王朝1566》里,江南第一富商沈一石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话本寻常,但是沈一石说的这句话却非常震撼,因为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正把自己投身于“豪宅”,一起烧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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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江南最有钱的丝绸商,穿粗布衣裳,吃糙米饭,长袖善舞,无比精明,却显然没有算到自己会是这么一个结局。
或许他以为自己是玩转权谋的“儒商”,最后终于明白了,他不过是权力手里的一只“白手套”,用完就该被销毁。
应该说,沈一石一开始是有理想的。
借着“改稻为桑”的政策,低价买下灾民的田,种桑养蚕织丝绸,既帮朝廷填补亏空,又能让百姓有口饭吃。
这算盘打得不错,“既要又要”,听上去挺好。
我们不能苛求他。要知道他本质是织造局的“买办”,所有动作都得依着上头来,从来不是能独断的主。
可问题是,他在浙江,除了听宫里的(杨金水代表),还得听地方官的,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他一个也开罪不得。
特别是在大明朝,商业逻辑根本排不上号。
郑泌昌、何茂才为了逼灾民卖田,直接掘开河堤淹了淳安和建德,以便贱买农田,然后又转头把黑锅甩给了织造局。
沈一石作为织造局在浙江的具体执行人,自然成了第一背锅侠。沈一石明知道这是伤天害理,却只能捏着鼻子认。
谁让他的丝绸生意之所以能一家独大,全靠着垄断资源?
没有宫里和严党官僚们罩着,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他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
他的财富看着吓人,实则内里空空。
宫里要他供,严党官员要抽成,织造局的太监当然也少不了定期打点。
他算过一笔账,买田要七百万两银子,可朝廷拨的赈灾款少得可怜,这钱本质上都是他替皇帝从百姓身上刮来的。
他看透了“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的猫腻,却仍无法脱身。
沈一石的脑子是绝对够用的。
高翰文带着“以改兼赈”的理想来浙江,他一眼就看穿这是个书呆子,眼看郑何二人搞不定他,设了个高端的美人局,让自己心爱的芸娘拜高翰文为师学《广陵散》,成功把他诱入陷井,要不是海瑞激发了高翰文的血性,恐怕强推改稻为桑的事儿就顶不住了。
他还借着“奉旨赈灾”的名义,把织造局和地方官的责任切割开,步步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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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再精,也架不住整个系统烂透了啊。
胡宗宪为了保百姓,硬顶着不推行改稻为桑;海瑞更是油盐不进,拿着账本死磕到底;高翰文也与海瑞站到了一起。
沈一石那些精妙的算计,在这些“异类”面前全成了笑话。
更讽刺的是,他一直信奉“低存在感”生存法则,穿粗布衣服,住普通宅院,生怕太扎眼引火烧身,可严党在浙江的势力一倒,他立马成了第一个被清算的对象。
当权力不再需要他这个“白手套”,他的价值瞬间归零。
他预估买田要七百万两的理性计算,反而暴露了“改稻为桑”的荒唐。你想啊,在遍地灾民的浙江,怎么可能完成这样的政策?
沈一石的心里,芸娘是唯一的光。
芸娘是他从青楼买来的,但他欣赏她,教她弹琴,陪她论曲,把自己向往的“魏晋风骨”都寄托在她身上。
可权力场从不由人,沈一石先是把她送给杨金水当“对食”,三年后,又趁着杨金水身在京城,让她出面引诱高翰文。
明明那么宝贝她,却又那么轻贱她。他把对自己的怨恨,发泄到了芸娘身上。
还记得,他让高翰文指点芸娘弹《广陵散》那一幕,琴声高亢时,他在账房里跟着虚弹,眼里全是泪;琴声停时,他转身就安排织造局的四个太监冲进去“抓现行”。
他推崇嵇康临刑前弹《广陵散》的风骨,可自己却活成了权谋的奴隶。
临终前,他给芸娘留了银票和一份凶险时可以用以保命的张三丰“血经”,更把记满二十年贪腐黑幕的账册,连同自己的绝笔信一起交给了海瑞。
那血经后来真的救了高翰文和芸娘的命,那些账册成了扳倒浙江官场贪腐集团的关键证据。
你懂的,沈一石的死其实是整个封建体制下商人的宿命的极端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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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名义上是江南巨富,实则是内廷和官僚体系的“记账工具”,资本完全依附权力生存,连自身财富的支配权都有限。
他留下的账册,清晰揭露了“内廷—官僚—资本”三位一体的寄生关系:宫里要花销找他,严党要贪墨找他,地方官要填窟窿也找他。
这种关系不打破,再华丽的表面,也迟早会因为系统问题崩塌。
沈一石并没有做错什么,或者说,他生错了时代。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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