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错在哪里了？｜楚学友

他没错。是这个舆论社会错了。

俞敏洪南极旅游内部发文热搜，是观察“创始人如何在非议中自处”的典型样本。

事件本身并没有明确受害者，也不具备危机的事实结构，却因为创始人的高公众性，而在互联网上被赋予过度对立化的情绪解读。以下我分享四点。

1.

无明确责任指向事件，不必代入“靶替”角色

任何真正的声誉危机，都建立在三要素之上：明确的受害者指控、事实链条可验证、企业行为导致损害后果。

俞敏洪南极之旅引发的舆论，却完全不符合这三项。

没有明确受害者指向的企业家负面热搜， 都值得怀疑。 这是声誉管理中的重要判断。

当不存在被伤害的群体、不涉及企业决策，也不存在伦理冲突时，事件本质上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公共情绪的投射”。

在这种状态下，创始人最忌讳的正是错误地把自己带入嫌疑人角色，成为公众情绪和社会议题的“靶替”。

俞敏洪保持“不澄清、不对抗、不解释”的态度，正是对创始人声誉边界的精准把握。

2.

事件的真正动力来自“注意力惩罚系统”和“愤怒流量经济”而非公正判断

前两天，公众号 发布了一篇。就讲到了月入 90 万的愤怒流量经济收割公司。

在今天的互联网中，创始人常常不是因行为被审判，而是因“存在”本身成为情绪靶子。高关注度带来自由，也带来注意力的惩罚：

• 在公众想象中，“成功者的情感流露”被放大为“不合时宜的炫耀”；

• 在情绪洪流中，“正常分享”被转译为“脱离时代和代际冲突”；

• 在流量经济里，“热点人物”天然是可消费的对象。

这种惩罚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算法与情绪的共谋。

对创始人来说，这类“非事实指控型舆论”更像是一阵风，而不是敌人。要知道，不是所有风都值得与之交战。不是每一个创始人，都要成为堂吉柯德。

更重要的是，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愤怒”已经被平台算法制度化，成为最廉价却最高效的流量燃料。对你的言行的攻击和指摘，只是别人的生意。

我在 中写到，舆论的第一驱动力不是事实，而是情绪，尤其是愤怒。这种情绪具备高度可转发性、高密度的注意力捕获率，并能在极短时间内形成“无主体的集体攻击”。

愤怒流量经济的逻辑很简单：平台需要停留时长 → 愤怒带来对抗 → 对抗产生评论与反评论 → 算法进一步放大冲突 → 所有的人都有收益。

于是，一个本不具备危机要素的轻微争议，也可能被放大为一场“全民审判”。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绪机制下，公众对企业家、创始人、品牌的期待被极端化：任何“不符合想象的言行姿态”，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靶子。而算法的冷酷放大，使受众逐渐忘记自己最初为何愤怒，只剩愤怒本身在自我复制。

面对这种由算法驱动和流量生意合谋的情绪风暴，企业必须准确识别“愤怒源”为情绪型而非事实型，不可贸然进入解释，否则会把原本的伪危机，放大为实质危机。唯一有效的策略，是稳住反应边界、降低情绪密度、不给算法提供可持续的燃料。

但很有意思的是，很多公关专业人士却会跳出来说危险啦，俞总又说错话啦，又要被公众攻击了，又要损失公司声誉啦。

搞清楚，愤怒流量经济不是危机，但会制造危机。识别它，控制它，不被它牵着走，是现代危机管理的基本功。

3.

职场职场PUA叙事的滥用，正在撕裂劳资关系

在愤怒流量经济的推波助澜下，另一类常被滥用的叙事是“职场PUA”。

其实真正的职场PUA来自权力不对等、隐性压迫与系统性剥削；但在舆论场，这一专业概念已被泛化为“所有让我不舒服的管理行为”。当这种过度泛化与算法放大叠加时，会出现一种危险趋势：劳资关系被二元化、道德化、情绪化地撕裂。

一旦某个企业家、管理者、公司行为被贴上“PUA”标签，事实判断便失去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先入为主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模式具有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它把复杂的组织管理问题简化为“强者的恶意”。任何绩效要求、文化建设、内部沟通，都可能被误读为操控。

作为一位创业三十多年的老兵，到了南极，对内部表达一下内心激荡的创业情怀，没啥。选择性相信就好了。但是你说，俞敏洪有恶意吗？故意嘲讽吗？故意炫耀吗？刻意压榨吗？

如果这两天有新东方的员工，实名站出来声讨和控诉，那我觉得可能另当别论。

第二，它让企业内部的真实矛盾失焦，让外部舆论制造的虚假冲突占据中心。部分员工甚至会在舆论引导下形成“受害者身份认同”，加剧团队裂痕。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这种情绪性撕裂最危险之处不在于抱怨本身，而在于它会削弱组织信任、破坏心理契约，让原本可通过管理机制解决的内部摩擦，被迫升级为舆情事件。

真实的结构性压迫，必须严肃处理；但情绪化的PUA指控，不能成为撕裂组织的武器。企业需要通过透明沟通、边界清晰的管理制度，以及稳健的内部叙事，避免让外部的情绪标签异化为内部的集体认知。

当“职场PUA”与“愤怒流量经济”结合，任何企业都可能在毫无过错时被推上对立面。能否提前识别这种叙事的危险性，并保持组织内部的信息对齐能力，是现代企业生死攸关的声誉战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抓住一切时机进行组织内部沟通，恰好是个正面典型。

内部沟通是创始人声誉的第一受众。创始人的声誉，首先由团队认知构成，而非公众认知。

把信写给员工，他在稳定组织，而不是表演姿态；他在处理内部沟通，而不是取悦网络；他把“组织逻辑”优先于“互联网逻辑”。

创始人的真正声誉不是来自外部热搜，而是来自内部认同。这一点，是大多数创始人在舆论压力下最容易忽视的。

4.

俞敏洪展现的，是创始人稀缺的“声誉定力”

我对俞敏洪此事的声誉评价是积极正向的：

1. 他没有被裹挟进道德表态的陷阱。

创始人最危险的是“被迫证明自己”。俞敏洪的“不争、不辩、不讨好”，是对声誉边界感的体现。

2. 他没有把“网络政治正确”当成公司治理的问题。

俞敏洪又接连发了好几段视频，说明他根本不在意这些流量争议。成熟的创始人知道：互联网不是公司治理场。社交媒体可以是我的表演场。爱看就看，不爱看拉黑就是。

3. 他避免了创始人最常见的声誉误区：过度反应。

许多创始人的危机，就是从“不必要的反击”或“不必要的解释”开始的。
而俞敏洪的克制，恰恰是力量。

创始人声誉的核心，是能在风暴中保持对自己叙事的掌控权。
创始人的声誉，既不是靠讨好网络得来，也不是靠躲避争议维护。
而是靠在不同噪音中，仍保持自己的判断逻辑与行动节奏。

这份不争、不慌、不解释、不迎合的姿态，是当下创始人最稀缺的声誉管理能力。

一个真正成熟的企业家，不把时间浪费在情绪战场上，也不让外界的愤怒定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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