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副中心“冷知识” | 中国广播无线电台创建者是通州人

北京通州自古人才辈出，潞河中学党支部创建人周文彬、以“京味小说”闻名的文坛巨匠刘绍棠......这些名字早已成为通州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符号。但您知道吗？中国第一座广播无线电台的创建人、积淀中国广播红色底蕴的“广播先驱”刘瀚，同样来自这片沃土。这位北京通州人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开辟中国广播建设道路？又如何让广播事业自诞生起就融入红色基因，以高风亮节守护国家电政主权？本期通州冷知识，让我们一同翻开这位“开中国广播先河之人”的人生篇章，探寻他藏在电波里的红色初心与民族气节。

通州走出的“广播先驱”

“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广播事业的起点，其实与通州的两棵古槐有关。”站在通州中仓社区两棵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槐下，刘瀚的长孙刘培新先生指尖轻触粗糙的树皮，向记者道出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889年6月29日，刘瀚诞生于通州旧城西南角弥陀庵胡同的嘉惠堂院内，这两棵古槐便是他童年时光的见证者。

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记载，这两棵古槐所在的区域旧时称为弥陀庵，在通州旧城西南角，1989年属南城街道办事处麦芋居委会，1900年前后形成街巷，南起西麦芋胡同，北至倪家胡同与大烧酒胡同衔接，因该巷南端临近弥陀庵而得名。弥陀庵原址1940年前后左右曾为河北省通县男子师范学校分校；1958年拆除庵内殿阁重建平房，为通州镇南仓街小学；1987年为通县培智学校；1991年旧城改造时拆除学校；1994年并入中仓小区；2003年属于新设中仓社区居委会。

历经百年变迁，从街巷到学校，再到如今的中仓社区，唯有古槐依旧矗立。“爷爷是北京通州人，成长在北京、专业成才在北京，这片土地的开放与厚重，滋养了他的家国情怀。”刘培新告诉记者，通州作为大运河北起点的商贸繁荣与信息通达，为他日后探索广播事业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早期电报局

在北京通州老电话博物馆内，《中国广播之父》的作者陈尔泰说，“很多人不知道，刘瀚最早接触掌握广播的相关设备也在北京。”刘培新补充道：“这和爷爷的事业大有渊源。1907年，他18岁时离开通州，进入保定有线电报局当电报生，就是从那时起，和中国广播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3年，他考入交通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无线电科，成为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相关专业的学生，在这里立下了用技术报效国家的初心。”

在校期间，刘瀚虚心求教、刻苦钻研，1914年毕业后进入交通部上海吴淞无线电台任报务员。1918年，陆军部设立无线电教练所，刘瀚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和专业背景担任教官兼翻译，因教学成绩显著获颁“文虎勋章”。而他在北京积累的专业经验与技术沉淀，为日后开创中国广播事业筑牢了根基，更让他成为最早具备复制广播电台模式能力的先行者。

哈尔滨开创广播无线电台

“刘瀚是开中国广播先河之人，开创了中国广播无线电的历史。”陈尔泰说。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奉军在东北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彼时日本人霸占南满铁路，通过有线电报控制中国当局，刘瀚与吴梯青、吴樾、陈淮清、沈宗汉等⼈应邀赴东北参与建设，立志摆脱侵略者的技术垄断。“爷爷是在1923年，在哈尔滨把军用马可尼野战电话机改装成广播发射机，开创了中国无线电广播的历史，成为划分中国有广播与无广播时代的分水岭。”刘培新先生告诉记者。

1922年12月，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朱庆澜的支持下，刘瀚改装发射机、话筒和收音机。1923年1月1日，在哈尔滨市秦家岗转角楼（满洲里街13号）开播，呼号XOH，频率600千周，功率50瓦。

作为中国广播实践家，刘瀚不仅是理论家与创办者，更亲身主持广播电台长达八年。1926年8月，他将发射机功率提升至100瓦，主持为期4天的广播试验展览，发射端设在王兆屯铁路平房，接收端设在秦家岗转角楼，各国领事与侨民纷纷参观。

刘瀚主持创立的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广播无线电台，更成为积淀红色底蕴的重要阵地。陈尔泰告诉记者，“刘瀚开创了大统一、成系统、有规模的国家广播模式，这一全国统一模式延续至今。”电台内诞生了中国广播界第一位共产党员和第一个党支部，成为对日斗争的核心堡垒。他补充道，“更鲜为人知的是，电台党员家庭曾作为‘红色接待站’，秘密护送瞿秋白、周恩来、邓颖超等党的重要领导人赴苏参会，为六大代表的安全保驾护航，对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以法铸盾护电政主权

“爷爷在哈尔滨不仅创立了电台，还取缔了日本私设的电台，用法律捍卫了国家电政主权。”谈及祖父的壮举，刘培新语气中满是自豪。1924年起，日本人在哈尔滨私设无线电收发报机，擅自收发新闻商电，严重侵犯中国电政主权。刘瀚经过详细调查，搜集证据后呈文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坚决要求取缔非法电台，得到东北当局支持，张作霖随即下达取缔指令。

“刘瀚是创立中国广播第一套全面法规的人，他起草了《广播无线电条例》及《装设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运销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为中国广播事业奠定了法律基础。”陈尔泰补充道，这套法规明确了广播事业的主权归属，从制度上阻断了侵略者的侵权行为。

1928年11月，哈尔滨学生因反对日本人修筑铁路遭镇压，酿成“一一九”惨案，电台员工群情激愤，刘瀚与主任陈淮清当即撤掉全部日语广播，以实际行动声援爱国学生。1930年6月，刘瀚被迫离开电台，但日本人的迫害从未停止，1932年哈尔滨沦陷后，日军第一时间追捕他，而刘瀚早已辗转北平、绥远、西安等地，“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让侵略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陈尔泰告诉记者，“刘瀚还是最早与中国共产党人‘合办’新闻机构通讯社的人，该通讯社实为早期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所发稿件均由共产党人编写，凸显了中国广播事业与生俱来的红色起点。”他树立的中国广播思想体系，涵盖哲学层面的本体论，让广播自诞生起就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成为凝聚民众、反抗侵略的重要武器。

跨越百年的精神传承

“这里就是爷爷故居的位置了。”站在中仓社区的古槐旁，刘培新向记者示意，“看着现在的通州，很难想象爷爷当年看到的样子。”如今的通州，高楼林立、交通便捷，早已不是当年的古城模样，而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传承却从未中断过。

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刘瀚始终坚守气节。“日本人想收买他，设宴请客、赠送金钱，请求放弃取缔私设电台，可他甩手就走，丝毫不为所动。”陈尔泰告诉记者，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让侵略者的阴谋屡屡落空。

1929年，东北当局逮捕电台员工冯士潜和罗特，以“写揭发材料”为释放条件。刘瀚专程赴监狱探视，嘱咐二人“实事求是，以国家大事为重，宁可受委屈也不作伪证”，后来二人因《伯力协定》获释，始终感念他的家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身在北平的刘瀚多次想去抗战前线，都因时局变换没能如愿，但他没有停下报国的脚步，而是将这份赤诚传递给了子女。“我的伯父刘宗唐，受到爷爷的影响，投笔从戎，开辟了一条由列城至叶城运输抗战援华物资的国际驿路，被称为抗日英雄。”刘培新告诉记者。1941年，刘瀚在陕西凤县电报局工作时，因长期积劳成疾去世，年仅52岁。

在中国传媒大学博物馆里，刘瀚与中国广播是基本陈列中的重要内容，代表中国广播的开始。不少学生专程来了解这位“广播先驱”的经历，铭记中国广播事业的先行者，将他的创新精神融入专业学习。中国广电联合会交宣委会长潘力说，“刘瀚先生的一生虽短暂，但他为中国广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研究和展示刘瀚的生平事迹，对于我们今天继承先辈遗志，担当时代重任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这种精神仍在延续。在通州中仓社区，那两棵百年古槐苍茂遒劲。“通州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刘培新望着周边的现代社区感慨道，“从守护漕运的古城到现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变化，就像爷爷从事的广播事业一样，都是在书写新的历史。”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记者：张丹

摄影：本报记者 常鸣、

资料图片由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