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战犯管理所的奇闻逸事

来源：沈醉回忆录《我这三十年》

作者：沈醉 口述丨沈美娟 整理

重庆战犯管理所成立不久，从各方面挑选来集中的战犯，正在欢天喜地地相互庆贺待遇改变、新生有望时，突然一次首长讲话后，不少人便陷入了比过去更加痛苦的日子。因为这许多高级战俘中，有的是长期单身囚禁；有的是长期患病住在监狱医院；有的从来不看报；有的虽是从劳改单位挑选来的，也是在一天劳动之后，倒头便睡。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是与世隔绝一样，根本不了解社会上在搞什么运动；对常用的一些成语，也很陌生。

那位首长的讲话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波动呢？主要是他那一口南腔北调的口音，使许多人产生了误会，憋在肚子里，很久不敢说，更不敢去问，也不敢彼此交谈、研究。因为，长期过着惊弓之鸟的生活，遇事都得三思、四思。

闻受“宫刑”战犯茶饭不思

究竟是什么话使人惊恐？原来他硬学北京人讲官话，想把“脱裤子割尾巴”的尾字读成“以”字，但学得不太像，使人听了后，错误地把“以”听成了“鸡”。平日又很少听到过这句话，如果听惯了，再讲得声音不对，也可以理解；而陡然间一听，要大家下决心，忍痛脱裤子割鸡巴，怎么会不吓出一身冷汗？而感到这种惩罚，是和太史公司马迁的遭遇一样，要受宫刑。

有些人便肯定地认为：国民党一些大官都是三妻四妾，或在外面乱玩女人，所以共产党要首先来惩戒一下，以免出去后，再胡作乱为。

我记得这位首长讲话是下午三四点，讲完后便是开晚饭，那天的晚餐特别丰盛，可是许多人端起碗吃不下去，整夜唉声叹气睡不好。刚集中，还不懂得战犯管理所的规矩，更不敢随便发牢骚。这样憋在心里有四五天，有些大胆的便议论开了。有的说：我们过去杀过那么多的人，都不要我们偿命；而玩过几个女人，就要割鸡巴来惩罚，未免太过分了。有的便自作聪明说，这是因为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长是女的，她一定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我们来报复一下。个别人气愤地嚷开了：“要割我的鸡巴，就请先割我的脑袋，否则，我宁死也不愿当太监！”

自然，这么严重的思想问题，很快就有人反映上去了。管理所的领导马上召集全所战犯讲话，进行解释。他笑嘻嘻地问：“谁说要割掉你们的鸡巴？”头一声没有人答，当他问到第二声时，有位在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当过四川宪兵司令的老头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是上星期那位首长来训话时讲的。”所领导人先纠正他：“以后首长们来讲话时，都叫做讲话或作报告，不要再叫什么训话了。”他停了一下，才继续说：“那天首长要你们脱裤子割尾巴。不是什么割鸡巴，这是你们听错了！”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两个人同时站起来回答：“报告所长，我们没有尾巴，不需要割！”

所长和坐在他身边的几个干部正在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李弥兵团中一个被俘的少将高参崔崇征一下站了起来，大声报告：“我学过社会发展史，知道人的祖先是猿猴变的，本来都有尾巴，但是我一家都不是猿猴变的，是妈妈和祖母生的，一生下来都没有尾巴，我认为不要割。”他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经过所领导人用了两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原来这是句形容词，指的是要除去反动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坏思想这个“尾巴”，而不是真正要用刀来割。只要经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掉这些坏思想，就算是割掉了这些尾巴了。我的天！

“个人出路漆黑一团”

这一误会刚刚解决不到一星期，又有一位什么首长来讲话，他是讲战犯们集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加速改造，要真正改造好，就要做到“脱胎换骨”。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割鸡巴那么可怕，但不少人也背上了一个包袱，主要是认为自己不是出生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地主阶级家庭，先天生就了这个骄胎傲骨，怎么也找不出一条贫农和叫花子的根子来，这个胎怎么去脱，骨又怎么去换？

尽管在讲话时，那位首长怕又产生误会，还一再说明，这是比喻，就是要求彻底改造，重新做人。但大家细细一琢磨，还是认为改造太不容易，一直是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以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甚至是无限期囚禁这些人的一个代名词。

虽然不敢再发牢骚，但总有“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出路漆黑一团”的感叹。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要把这些战犯们彻底改造好，那将是遥远的事情。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可能这一辈子就这样改造下去。直到1959年秋，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战犯的命令，指明只要改造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就可以得到特赦，这一包袱才算放了下来。彼此额手称庆时，都说：想不到要求这么低。因为一般都差不多关押十年了。“改恶从善”这样一个标准，也基本上达到了。大赦令一颁布，战犯们的心境才为之一舒。

那么多的战犯聚集在一起，又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生活，彼此都有一肚子的话可以谈。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三四个小时的学习和开会等之外，其余的时间便是自学或参加些象征性的劳动。更多的时间可说都在“摆龙门阵”，只要有几个彼此认为信得过的坐在一起，便有谈不完的话。

当时要用录音机把这些录了下来，真可以编几十本动人的故事书。我的记忆力可惜不太好，现在回忆起来，连百分之几都记不到。一开始，每个人都爱讲自己生平的得意事，从如何升官发财到怎样玩女人等等，可说是无话不谈。

这不但由于过去彼此身份地位差不多，而且，如今都成了战犯，关在一起，从前那种装腔作势的官架子早抛到九霄云外，所以，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不过遇到个别爱“靠拢政府”的“假积极”分子突然插进来，便会不约而同地马上改口，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刚发下来的文件，等到这种人一离开，又重新漫无边际地纵谈起来。这几乎是战犯们的一种最大乐趣。

宋希濂和发妻冷兰琴

忽闻楚歌，宋希濂一败涂地

国民党名将宋希濂，是黄埔一期学生中年纪较轻的一个，是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曾派去日本留学，30岁左右，就晋升到了拱卫南京的三十六师师长。多年来，他随蒋南征北战，曾屡建功勋，被人称为青年得志的将军；但一谈到他最后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送终时，也是感慨万千。他说：“1949年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对大陆统治完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父亲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屡屡打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然，我那年才42岁，不但两鬓开始花白，头发也脱掉不少，几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当年石达开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时，是决心一死的。感到将来当俘虏，是多么可耻！当解放军正四面把我包围着、自知已走投无路时，便抽出手枪，朝着脑袋。正要开枪时，我的警卫团一个亲信排长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枪支夺去，抱着我哭了起来。一会儿工夫，解放军就过来了。开始，他们在清查谁是宋希濂的时候，我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是一个叫王尚述的苏北人，他是解放军1948年9月间派遣打入我在衡阳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后被人发觉，许多人都主张枪毙他，我看他很年轻有为，认为只要肯认错悔改就行了，并把他留在干校工作。正当解放军认不出我的时候，他忽然走过来向我敬礼，并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对高级将领会更加优待，要我不用担心，我当然只好承认我是宋希濂了。”

在谈到他和钟彬两人在一起，便成为送终兵团时，他有点气愤，他说：“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组成十四兵团的。归我统率的有六个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总数是14万多人。我原来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知道我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闹矛盾，并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边区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调任我当主任，我也希望能‘得地利，挽天时，讲人和’以挽救失败残局。我担任绥靖主任后，又把两个军组成一个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为兵团司令，同时保举曾任二十六军军长及广州第四编练司令的钟彬为十四兵团司令，实际上我是指挥两个兵团。说这两个兵团是给国民党在大陆的送终兵团，真有点冤枉！”

“到现在，我还记得，1949年11月间，蒋老先生派蒋经国拿着他的亲笔信，到川湘边境的彭水西边武隆县江口镇和我会晤时，我向他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共军实力雄厚，斗志旺盛；我指挥的六个军，大多残破或新编，战力脆弱，指挥官缺乏信心；鄂西山地粮食少，官兵常吃不饱；加上天气寒冷，大多数士兵无棉衣，吃不饱再加穿不暖，又遇到这种地形，怎么打仗？当时蒋经国先生除同意我的意见外，还说这次与共军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20年来国民党没有搞好政治，也没有领导好军队，只有彻底改造，才能产生伟大的新生力量。当然，这不是短时期能办得到的，我是希望知道当前打算怎么办？他说：‘正在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来，希望撑持一个时期。’我表示：‘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那次，他自己来和带老先生的亲笔信来，不但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而是使我们感到失望。但最后我们还是拼死抵抗，正如钟彬所说：‘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绝不会投降，只有打光算了！’就是这样，我们边打边逃，明知是死路一条，也还是朝死路走去。”

“有一天，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急，快到大渡河边时，跟随我的警卫中有一个士兵，忽然自言自语地念着：‘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他这一念不打紧，我听了却打了一个冷战，立即感到这真是一个不祥之兆。虽不是故意指我，但却与我的处境完全相似，不能不使我想到当年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和石达开在大渡河的被擒了。”这位一向自负的名将，谈到这里时，还感到羞容满面，大家只好劝他不要再谈下去了。

宋希濂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个文武兼全的人，而且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湖南骡子脾气很重。他无事时，便背诵唐宋诗词，一口气能背出上百首，《长恨歌》与《琵琶行》等长诗，他都记得很清楚。我曾注意到他，每次背诵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往往红润欲泪，因为他也是统率过14万人，被俘地点也在四川，这怎能不使他感愧交集呢！

宋希濂宁被干掉不拍照

黄埔第一期毕业学生中，宋希濂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的湖南骡子脾气相当大，最爱打抱不平，不爱耍两面派手法，是就是，非就非，因此得罪过不少的人。连红极一时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也被他痛骂过，结果是从集团军总司令一下掉了下来，去任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等孔财神的气消了一点，他才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解放战争中任十四兵团司令，调升川、湘、鄂三省边区绥靖主任后，将兵团司令让给了他一个要好的同学钟彬，两人私交极好，最后，他统率的14万大军被歼灭于石达开当年被俘的大渡河。兵团司令钟彬也被活捉了。

我同他两人以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等，被关在重庆有名的监狱白公馆多年，他和钟彬这一对难兄难弟，每天便是靠下象棋、围棋混日子。钟的棋艺不甚高明，每次十有八九输，但他却不服气，有时要“悔”几步，宋不答应，认为输了还可以再来一次，不同意悔。为了争一步棋，两人常常气得把棋子摔了，棋盘也扯了，过一会儿，又不约而同地把棋子拾起，棋盘重画，再战起来。爱说幽默话的王陵基，常常笑宋希濂，兵团司令可以让给钟彬，而一招棋却不肯让。在内战时的西南战争中，宋希濂和王陵基两人是当时被俘的高级军官中最重要的两个。所以被俘后，解放军报和四川地方报纸都大肆宣传，不少摄影记者去找他拍照片。他当时很抵触，火气大极了，对拍照经常采取拒绝的态度。他开始总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十几万大军的高级将领，竟成了战场的俘虏，实在不是味儿，所以许多新闻记者找他谈话和拍照他都不愿意。有一次，一个电影摄影师想给他拍几个镜头去放映，他一直不把面部对准镜头，一连拍了好几次都没有拍成，那个摄影师生气了，说了他几句，他更是火冒三丈，叫那个摄影师马上拿枪把他干掉，他绝不愿听安排；坚持的结果，还是他胜利了。所以他在重庆的几年中，谁都不敢惹他。

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时，我却很惊异地发现，他完全改变了，因为他是在1954年便最早送往北京的，真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所以，他能争取到在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得到特赦。可是在下棋方面，他还是斤斤计较，不肯让人。当时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谁也下不过他，公认他是“下棋能手”。

袁仲虎乃“批评专家”

袁仲虎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云南部队进攻东北解放地区时，一度担任过营口市市长，营口解放被俘，经过一段短时期的学习，便释放回到了昆明。他一回昆明，我就叫特务注意他的言行。果不出所料，他回昆明后，便到处去宣传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如何纪律严明等，1949年夏天，我下命令把他逮捕，关在昆明市警察局看守所内。袁的亲友向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请求释放他。可是昆明警察局表面上和一般业务上是受云南地方政府的领导，而局长王巍却是军统分子，这一类的公开治安机关都由军统所掌握，他更得受军统的领导，特别是涉及政治性案件，完全得听从军统驻各地的单位负责人来决定，省主席也无权释放政治犯。所以，卢汉听到袁仲虎被警察局扣押，知道问题复杂，不便下命令释放，而先打电话问王局长为什么扣押袁？王答复说，袁是沈醉下命令扣押的，卢便没有说什么。

当王把卢打电话的事告诉我之后，我也知道，长期关押袁，会使卢难做人。我便要王告诉袁，如果释放他，他不能再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好，相反，要按照国民党的报纸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坏才行，否则，不但把他关押下去，我还准备把他解送到重庆，甚至送到台湾去囚禁。他当然满口答应照我提出的条件办。刚好我有事去重庆，卢汉在得到王巍的同意后，便下令释放了他。他一出来便大肆宣传共产党和解放军如何坏，有些地方甚至比官方宣传的共产党的那一套还要厉害得多。所以云南和平解放不久，解放军接收了云南，成立了临时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有人便检举他。结果，他又被捉去关了起来，后来也被送入战犯管理所改造。

我从重庆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他也在那里，两人狱中相见，自是另有一番滋味。幸好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学习组，否则旧仇新恨一齐涌上他的心头，我可得让他批评三天三夜还批不完。

管理所的制度是采用战犯互相帮助批评的方法，而不是由管理人员直接来批评犯了错误或不好好接受教育改造的人。这样可以减少一些人的思想顾虑。而袁仲虎一发言批评别人时，他总是先来一句：“我对某某提点意见。”这样先把发言权抓住，不让别人先发言，他好占去全部学习时间（半天或一天）。等掌握会场的组长（也是战犯）同意后，他才慢条斯理地先泡上一杯茶，从从容容地把他平日记下来，某某人的言行记录本翻出来，一五一十地指出某日某时，某某在吃饭时把饭掉一粒在地上没有捡起来吃掉，是什么思想支配？别人的回答当然他不同意，他便会从农民如何辛苦种下粮食和以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如何浪费、贪污等扯到一起，一直要叫那个掉一粒饭、不捡起吃掉的人，承认自己是继续作恶，坚决与人民为敌，存心浪费粮食，给国家建设造成严重损失……以及有意和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为敌等一大堆“现行反革命行为”全部承认下来，并记录存卷，他才提出某天某时，某某又犯下的另一件重大错误来，再继续批评。一般正常情况下，他“帮助”一个人要占去半天，或者一天，如果他有兴趣，他记下来某人的错误太多时，便可占去几次学习时间，由他一人来批评，所以他得到了一个他认为十分光荣的称号“批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