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战死台儿庄，他组57人敢死队夜袭日军夺回阵地，归来仅剩13人

在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后柳镇，这个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古镇，却走出了一位抗日战争中的传奇英雄：王范堂。

他的一生如同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充满了跌宕起伏与艰难抉择。

1908年1月6日，王范堂出生在后柳镇一个商人家庭。父亲王文浩在家乡经营油坊，后来担任过后柳镇民团团总。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王范堂从小既学习文化知识，也接触军事武艺，为他日后逆天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图｜王范堂

从教书先生到革命军人

1922年，14岁的王范堂还在私塾读书。当时军阀吴新田部的两个兵痞经常下乡去骚扰百姓，而且还抢夺财物，让百姓真的苦不堪言。

一天这两个兵痞又来到村里捣乱。面对持枪的兵痞，少年王范堂没有一点惊慌，而是冷静地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他先是假装顺从，然后趁兵痞不备时，悄悄藏起了兵痞他们唯一的一支长枪。失去武器的兵痞瞬间慌了神，王范堂立即招呼受害的群众一拥而上将两个兵痞捆绑起来。

在群众的愤怒声中这两个作恶多端的兵痞被推入汉江。这一事件让年轻的王范堂在乡里声名鹊起，也展现了他过人的勇气和智慧。

1923年，王范堂考入石泉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3年的学习生涯结束后他回到后柳镇石佛小学任教，成为一名教书先生。

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他真的可能会一直站在三尺讲台上培育桃李。然而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这个热血青年注定要走出一条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1927年4月，在老师陈雨皋的推荐下，王范堂考入冯玉祥在西安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

这算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一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一下转变为一名威武的革命军人。在军校他刻苦学习军事知识和战斗技能，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为国家效力。

军旅生涯在战火中辗转

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大军阀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军校生活被迫提前结束，王范堂被分配到冯玉祥部队担任排长。

在战斗中他表现英勇很快就升任连长。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1月冯玉祥战败下野，王范堂只好率领部下投奔冯玉祥的旧部孙连仲。

后来孙连仲又投靠了蒋介石，他所在的部队后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王范堂任该军第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这次改编让他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

到了1931年春，蒋介石调第二十六路军前往江西“围剿”红军。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

全国上下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了许多爱国官兵的强烈不满。

驻扎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全力“围剿”红军的做法感到愤怒。

1931年12月14日在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率领下，该军1.7万余人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投奔红军。

王范堂毅然参加起义并在红军中担任文化教员。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革命队伍。

然而命运似乎有意要考验这位年轻人。1932年6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一次激烈战斗中，王范堂身负重伤后昏迷不醒。

因为他在战斗中脱去了军装和军帽，所以他被国民党军队中的旧相识误认为是在与红军作战时受伤，然后送往了南昌治疗。

伤愈出院后他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七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再任连长。1936年9月师部派他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深造。

台儿庄战役中的敢死队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时正在军校学习的王范堂，立即向校方递交了参战申请书，要求奔赴抗日前线。

两天后军校命令全体学员迅速返回部队。王范堂在河北保定赶上了孙连仲率领北上抗日的第二十六路军，仍然担任连长。

1938年3月，抗日战争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台儿庄战役打响。台儿庄位于山东南部，是徐州东北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为关键。

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猛攻，企图一举占领这个战略要地，进而攻取徐州。

战斗极其惨烈，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逐屋逐墙的争夺。王范堂所在部队奉命防守台儿庄寨子西北角，这是中国守军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阵地的得失关系着整个战役的成败。

血战连日，阵地多次易手。在激烈的战斗中王范堂亲眼目睹弟弟王槐壮烈殉国。

望着弟弟年轻的尸体王范堂心如刀绞，但他强忍悲痛继续指挥战斗。他率领的全连130多名官兵，在惨烈的战斗中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57人。

“连长，咱们的人越来越少了！”一名满脸硝烟的士兵向他报告，声音中带着疲惫和绝望。

王范堂望着阵地上横七竖八的战友尸体，咬紧牙关：“就是只剩下1个人，也要守住阵地！为了死去的弟兄，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不能后退！”

此时台儿庄寨子西北角的中国守军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已被日军攻占。形势万分危急，如果不立即夺回阵地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将被日军全部围歼。

3月31日晚，师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面对几乎必死的任务军官们面面相觑，会场一片沉默。这时王范堂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说道：“师长，我请求组织敢死队，夜袭敌军夺回阵地！”

师长看着他，沉重地问：“王连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马革裹尸，军人本分！”王范堂斩钉截铁地回答，眼神中透露出视死如归的决心。

当晚，王范堂将仅存的57名士兵集合在一起。他扫视着每一张疲惫而坚定的面孔，沉痛而坚决地说：“弟兄们，今夜之战，有死无生。家有老小、不愿参加的，现在可以离开，我王范堂绝不阻拦。”

令他感动的是，57名士兵无一退缩，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跟随他赴死。

“好！”王范堂眼中闪着泪光，“那我与弟兄们同生共死！”

57名敢死队员，在王范堂的率领下剪短头发，擦亮刺刀，捆扎手榴弹，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

他们写下遗书，摘掉所有证件和物品轻装简从，只带武器弹药。

临行前王范堂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副连长，嘱咐道：“如果我回不来，请把这块银元交给我老家石泉的后柳镇，告诉我父亲，儿子不孝，先走一步了。”

当晚夜色非常暗，王范堂率领敢死队利用熟悉的地形，悄悄摸进日军阵地。日军因为白天的激战疲惫不堪大多在休息，导致警戒松懈。

“杀！”王范堂一声令下，敢死队员们如猛虎下山，突然向日军发动袭击。

日军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敢死队员们挥舞大刀，猛烈砍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弟兄们，为了死难的同胞，杀啊！”王范堂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一时间，喊杀声、刺刀碰撞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殊死拼杀，敢死队消灭日军60余名，夺回了阵地。

当清晨的太阳光来临，敢死队只有王范堂等13人满身鲜血地站立在阵地上。其余的44名勇士已全部壮烈牺牲。

王范堂看着幸存的弟兄泪水夺眶而出。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为死去的战友默哀。

敢死队夜袭日军成功，清除了攻占台儿庄西北角的全部日军，保证了中国守军内外联系通道的畅通，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据新华网、中国军网等权威资料记载，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从抗日英雄到国军少将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王范堂和敢死队战友受到嘉奖，夜袭台儿庄的事迹成当时轰动国内的重要新闻。王范堂也因战功升任第一五八团三营营长。

然而荣光的背后，是王范堂对逝去战友的深深怀念。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想起那些与他并肩作战而英勇牺牲的弟兄，特别是自己的亲弟弟王槐。他深知今天的荣誉是无数战友用生命换来的。

此后的抗战岁月中，王范堂继续转战各地参与多次对日作战。他凭借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屡立战功，在军中的职位也不断提升。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如释重负，感到终于告慰了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

然而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又让他陷入新的思考。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让他深感失望。

1948年冬，王范堂任国民党第三十军第三十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春该师开往成都驻防。

此时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王范堂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是跟随国民党去台湾，还是留下投向人民？王范堂回想起自己在红军中的短暂经历，回想起抗战时期与共产党人的接触，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

从国军少将到解放军教官

1949年12月23日，王范堂所在的第三十师师长谢锡昌率全师官兵约7000人在成都通电起义，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王范堂毅然参与起义。

起义后王范堂被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这位年过四十的国军少将，重新成为了一名学生。

1950年12月毕业后，王范堂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学校军事教官，为新中国培养军事人才。

从国军少将到解放军教官，王范堂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变。他将自己丰富的军事经验和作战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军人。

晚年的王范堂，常常回忆起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从汉水之滨的懵懂少年，到台儿庄血战的敢死队长，再到解放军的军事教官，他的人生轨迹恰如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1987年，王范堂病逝，享年79岁。他的回忆录写道：“我一生历经沧桑，唯一无愧于心的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尽了一个中国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