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只是让他经商，给党赚取经费，他却给组织赚回一个商业帝国

那年春天，重庆还没入夏，山风冷得钻骨头。

一个男人披着大衣，从红岩村那条山道上走进八路军办事处。

他不是来躲债，也不是来找人搭关系，而是被点了名，要接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活儿。

没客套，没铺垫，一见面，就被领到了一个屋子里。

屋里坐着的，是周恩来。

“现在，中央那边没粮、没钱、没弹药，全靠我们自己想法子。”这是开门见山的原话。

对面的人叫肖林，原本做过点小生意，脑子灵，账算得快。

这回，不是让他去赚钱养家，是要他“做买卖”，给组织找钱、找枪、找出路，明面上是商人，背地里是给党的“运输线”。

从那天起，肖林的人生就跟过去说再见了。

他回到江津，带着老婆王敏卿，盘下一间铺子，取了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名字，“恒源字号”。

外人看着是卖布卖糖的，背地里那是为前线输送粮弹的“地下金库”。

起初，铺子在江津城里，只是个小门面。

可他们俩硬是靠着早出晚归亲力亲为，撑起来了。

店里没几个人，全是熟人，干活也不讲究谁是老板谁是伙计。

王敏卿记账，肖林进货，亲自去码头盯货，有时三天三夜不合眼。

账不能出错，钱不能乱花，每一文都得对得起前线的那张嘴和那颗子弹。

这事儿跟普通做生意不一样，不是看赚了多少，而是看能不能准时送到、送得安全、送得不被发现。

所有的调拨都靠口令和信使，没一张正式合同，没一笔银行流水。

肖林自己拎着装满钱的布袋子，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穿来穿去，一次差错都没有。

到战事最紧的时候，恒源字号不只是一个铺子，已经变成一张隐形的网络，重庆、宜昌、武汉，处处都是他们的货点。

东西从湖北运来，再转到四川，每一条路他都摸熟了。

糖、布、五金、药品，只要前线要，后方就得有。

利润压到最低，服务拉到极限，不是为了口碑，是为了活下去。

外人看恒源字号风生水起，不知道这背后压着的是几十条命和一整条战线的补给。

他们从不分红，从不留私。

肖林一句话：“组织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差一分，我都心里不踏实。”

时间跳到1948年，上海闹罢工。

申新第九棉纺厂七千多号人为了讨薪，把厂子堵了。

国民党出兵镇压，血流成河，几十人被抓，几个工头直接判了刑。

工人们怂了，士气掉到谷底。

这时候，上海地下党找到肖林。

他啥都没问，第二天就以大生公司的名义出资，给工人家属送生活费，还请了律师给工人打官司。

不光自己掏钱，还拿出三大本账册当担保，开了一张当天就能兑现的支票。

这不是简单的帮忙，是在最急的时候，把人从水里拉上来。

这一仗打得漂亮，地下党记下了这笔账。

肖林不是靠拳头，是靠账本打出一场“经济反击”。

什么时候该出手，出多少，怎么出，他心里有谱，分寸拿捏得死死的。

到1949年，重庆快解放了。

肖林说：“该交的，我全交了。”他把恒源字号和大生公司所有的账目、股权、仓库、货物明细，一样不少地递上去。

那时候，他手里还有固定资产折合上千万美元，现金、金条、黄金加起来也有十几万两。

可他自己和王敏卿，啥也没留，就拿了三块银元当纪念。

这三块银元，现在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里放着，边上锈得发黑，看不出原样了。

没人给他们立碑，也没人唱赞歌，可那些年他在码头蹲着等货的身影，还留在那些账本里，一笔一划。

这个故事没结尾。

后来他去哪了，过得好不好，没人细说。

也许他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过日子。

可那三块银元还在，就像一句话没说完，也没人去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