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带5个部20多位正副部长来深圳，市委惊：这是要来干什么啊

1979年隆冬，粤东沿海有个小县城叫宝安，刚“撤县设市”不到一年。

新挂的“深圳市”牌子，在寒风里看着特别单薄。

县委旧楼改成了市委办公楼，铁皮棚当食堂，摆两张圆桌就转不开身。

11日傍晚，好几辆轿车沿着尘土飞扬的简易公路开过来，直接进了这个“市级大院”。

车门一开，下来的竟是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身后还跟着三机、四机、五机、七机、八机五个部委的二十多位正副部长。

铁皮棚里的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当时就愣了，心里直犯嘀咕：这位以“开荒”出名的老将军，带着这么豪华的中央阵容突然南下，到底要干啥？

老将军为啥非得揪着深圳不放？

王震南下谋划

王震这趟南下看着突然，其实早谋划很久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他带团去欧洲考察过。

英国伦敦的自动化港口、西德鲁尔区的炼钢控制中心、瑞士的精密机床车间，这些场景让这位曾经在新疆戈壁屯垦戍边的将军彻夜难眠。

封闭就要挨打，落后就得被时代甩在后面，这个理儿老将军看得透透的。

回国的飞机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开放、引进、合资、追赶”。

后来在中央会议上，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拥护把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的。

还主动请缨说“把国防工业系统拉到改革前线去”。

我觉得老将军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儿，敢想敢干，当时没人敢动国防工业这块“硬骨头”，他不仅提了，还真要去落实。

深圳就是老将军相中的“突破口”。

1979年4月，中央正式批了在广东试办“出口特区”，可宝安那时候一穷二白，没钱没技术没规划。

老将军心里门儿清，只有把国家部委的“金娃娃”抱来，特区才能“扶上马”。

所以他先让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悄悄来踩点，摸清底细后，自己才亲自带队，带着“五个部”过来了。

这五个部搁当时，就是咱中国工业技术的顶流。

三机部管航空工业，麾下112厂、172厂这些“老军工”能造歼击机、大推力发动机；四机部是电子工业的“大本营”，雷达、通信、集成电路都归它；五机部做兵器工业，坦克、火炮、枪械能一条线造出来；七机部搞航天工业，火箭、卫星、导弹的总体设计都靠它；八机部专门研制定位打击武器，地对空、舰对舰的战术导弹都出自这儿。

能把这五个部的部长们都拉来，老将军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

五部委南下不是观光，是来“打仗”的

老将军他们到了深圳，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鲜花红毯。

市委招待所是两层旧砖楼，楼道昏暗，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响。

老将军把拐杖往墙角一靠，上来就说重点：“中央决定办特区，深圳就是前线。

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观光，是来打仗！打一场开放引资、科技争先的新淮海战役！”

张勋甫汇报还不到半小时，就提到了“缺规划、缺人才、缺项目”这三大愁。

老将军当场就拍板了：规划的事，回京就抽100多名城市规划设计人员，一周内出发；人才方面，五个部先各派30名技术骨干组成“先遣队”；项目更实在，每个部至少拿出1个亿自有资金，半年内启动首批工厂。

他还说“过去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天下，今天要靠技术加外资富国家。

谁拖后腿，军法论处！”这句话一出来，部长们都热血沸腾。

本来想可能就是开个会走个过场，后来发现老将军是真要干事，没人敢含糊。

会议开完，老将军没歇着，转天拂晓就带着部长们去看地。

蛇口五湾全是荒滩，芦苇比人还高；罗湖桥头的铁轨锈迹斑斑；上步岭那边黄土漫天。

可老将军越看越兴奋，指着滩涂说“这片给我削平建码头”，对着荒山说“这座推平盖厂房”，看到土路就说“先按28米红线拓宽，两边栽树，别让汽车一过就尘土飞扬”。

回到北京，他立马开了五部联席会议，下了“死命令”：半年内注册公司、一年内破土动工、两年内投产出口。

国防工业系统也真给力，闻令就动。

三机部的中航技先注册，推土机开进蛇口，一个月就完成“七通一平”，还竖起四栋“牛毛毡”快装厂房，南航电子厂、航空精密模具厂这些很快就投产了；四机部也跟上，桑达、华能、先科这些电子企业在上步岭扎营，还从香港引进了第一条彩电装配线；五机部把“北方工业”的招牌扛进罗湖，生产125摩托、56半自动外贸型枪械，首批订单就出口到了中东。

很显然，这不是“摆样子”，是真刀真枪地干。

“拓荒牛”精神不是喊口号，是真干出来的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正式挂牌“经济特区”。

王震又一次南下，看到厂房成排、道路成网，心里特别欣慰，还挥毫写下“拓荒牛”三个大字。

他对随行的人说“特区不是享清福的‘安乐窝’，是敢拼敢闯的‘试验田’。

当干部就得像老黄牛，低头拉犁，不问回报。”

从那以后，“拓荒牛”就成了深圳的城市精神，也是那批军工人最深刻的记忆。

那些军工人是真能吃苦。

中航技的老兵们住竹棚、睡通铺，白天在工地推土方，晚上就着煤油灯画图纸；桑达的技术员为了调试第一台国产化程控交换机，连续72小时没合眼；北方工业的女工程师把襁褓里的孩子绑在背上，照样爬30米塔吊检修设备。

现在的年轻人怕是很少有这种劲头了。

更关键的是，五部委在深圳趟出了“军转民、民养军”的新路。

特区创办前，很多国防工业任务不足、经费短缺，军工厂半年开工半年“放羊”。

老将军把深圳当成“反向输血”的窗口，让军工技术降维打击民用市场，赚回外汇再反哺科研。

就说1983年，中航技出口创汇的钱，相当于当时三机部全年科研经费的一多半；北方工业把125摩托卖到非洲，三年就收回了两条坦克生产线的技改资金。

这种模式现在看都特别有借鉴意义。

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登上中航技与港商合资建的20层电子大厦，俯瞰深南大道两侧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厂房，由衷感叹“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

邓公说的“实干”，就是王震和二十多位部长、成千上万军工人用汗水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