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发展 | 新礼俗、新乡风：中国乡村文明的当代实践

乡村实现文明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地、一乡、一村之礼俗传统的具体校正过程。

原文 ：《新礼俗形态影响乡村文明再生产》

作者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兴宇

图片 |网络

文明乡风是衡量乡村全面振兴成效的关键指标，乡村文明化的进程却非一蹴而就。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将“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难点在于乡村社会。长期以来，中国乡村社会传承着十分悠久的礼俗传统，这一传统亦是维系乡土生活秩序和基层文化治理的核心支撑资源。近年来，随着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作为一种兼具符号性与文化性的社会事实，礼俗传统的现代转型过程成为洞察乡村文明变迁的重要窗口。一方面，乡村礼俗是重建地方性知识与激活乡民文化记忆的显性媒介，主要依托岁时节日、人生仪礼、宗族交往等形式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在乡村文明化进程中，它并未被城市文明简单替代，而是在与其交流、碰撞与互动中出现了新旧礼俗的隐性转化。鉴于此，亟需加强并推动乡村新礼俗建设。

何谓礼俗

在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若提及“礼俗”二字，人们通常会描绘出一幅与农事劳作、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密切关联的礼俗文化图景。一般认为，“礼”为典章制度，“俗”代表风俗习惯。实如费孝通所言，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在身内的良心。早在20世纪40年代，邓子琴在其所著《中国礼俗学纲要》一书中就曾提到，“谈礼俗者，非仅注重空洞理论，而实应从事于周旋进退之节目。六礼者，中国礼俗之源泉也”。从其日常运行的结构性视角来审视，礼俗是勾连国家、地方社会与民间生活的关键纽带，通常也被视为厘清乡村社会文明演进脉络的切入点。

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礼俗不仅深刻影响着普通乡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还形塑了村落社区人际交往的基本价值规范，发挥着协调村落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礼俗话语不仅为基层乡民所共享，还在乡村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并被不同社会群体广泛使用，影响着乡村内部的社会交往网络与权力文化结构。具体而言，使国家之礼与乡村文明话语主动贴近，逐渐融入乡民日常生活；溯乡村之俗则归于地方社会的自发性实践，表现为民间习俗的多样性文明实践。

在乡村文明化进程中，乡民对礼俗话语的日常生活实践，主要基于乡村礼俗传统中的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展开。不容忽视的是，随着现代乡村生活方式的快速变迁与乡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多，传统的“文化三送下乡”模式与乡村文明化实践之间产生了明显疏离感。对于村庄社区内部的文明乡风建设路径，则进一步凸显出传统礼俗资源的现代价值。例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文化礼堂成为礼俗话语实践的关键载体，乡民对于乡村礼俗资源的遗产化改造，或者是利用各种传统节日空间开展的文明实践活动，等等，这些实践表明，乡村传统礼俗并未因现代性的冲击而完全沉寂，反而经由乡民的主动改造，转化为一种对接国家文明话语、强化村落认同感的基层柔性治理资源。

新礼俗之新

实际上，乡村实现文明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地、一乡、一村之礼俗传统的具体校正过程。如果乡村社会被看作一个礼俗社会，那么无论是隐运于村庄内部的礼俗文化资源，或者是缠绕于礼俗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它们都直接影响到文明乡风建设的实际成效。不少学者将礼俗指向于代表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礼仪规范以及民间风俗习惯的文明统合实践。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以伦理关系为中心，道德规范依托于人情和礼俗，而非宗教或法律。社会之文化要以其社会之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为文化之最重要部分，因而在其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尤为重视新礼俗建设。梁漱溟的新礼俗观核心要义或许在于将儒家伦理与乡村教育充分整合，并尝试依托现代规范和人生价值等伦理重建理念，以融入乡村新礼俗实践之中。

进入新时期以来，全面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乡村文明本质上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深厚底蕴，其所依托的乡村礼俗传统则是文明乡风建设的关键支点。当然，礼俗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与乡村生活世界的日常协商实践中不断更新，并以一种新礼俗形态持续影响着乡村文明的再生产。

新礼俗之新，一方面，源自城乡要素流动过程中乡民对新礼俗景观的适应性改造，尤以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强势影响为表征。在城乡人口的大流动时代，新礼俗表现出显著的杂糅性特征，但首先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规范。例如，在当前各地流行的乡村婚礼举办模式中，既有对城市新式婚纱和酒店办宴的模仿，又保留了乡村传统“拜天地”的婚礼习俗，构建了城乡共生的新礼俗形态。另一方面，其主要表现为对乡村礼俗实践空间的重塑和生活文化逻辑的微调。新礼俗并不完全是自发形成，而是在国家治理引导下，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予以落实。例如，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春节拜年习俗不再拘泥于乡村家庭之间的互相走动，亦可以借助微信等互联网工具进行电子化拜年；乡村婚丧嫁娶以及日常交往礼俗的知识获取不再仅仅依赖于村落能人的个体化权威，而是通过抖音、今日头条等自媒体渠道拓展了多元化的礼俗知识，为构建兼具现代性和伦理性的乡村文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礼俗是乡村文明化的关键支点

在乡村文明化进程中推动新礼俗建设，其关键支点或许在于将蕴含现代文明的乡村新生活方式和礼俗观念引入乡村。当然，新礼俗建设不是简单复制城市文明生活方式，而是应当注意提取乡村地方性礼俗知识中的有益要素，推动实现乡村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这也意味着未来乡村治理与建设过程中应该让乡民有选择性地接纳现代文明生活，并在此基础上重塑新的乡村礼俗规范体系。从其培育和实践路径看，还应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其一，地方政府和村两委是乡村新礼俗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但不应过度干预，需尊重乡民自发的礼俗弹性需求。例如，在贵州榕江，当地火热的村超足球赛事催生了乡村文明化的新增长点。地方政府和村两委以乡民喜闻乐见的群众体育赛事组织方式，在尊重民族地区乡民新礼俗需求的前提下，客观上在各个村庄社区之间营造了一种足球赛事的节日互动感，并将节日馈赠、节日游艺等传统礼俗要素融汇于赛事活动的核心环节之中，进而有助于依托新礼俗建设实践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二，用好乡村文化志愿者协会的角色和身份优势，发挥新礼俗建设中间人的衔接作用。这一中间人群体既能够保留乡村文明的自主性，又能适应现代化的生活需要。例如，在扬州吴桥镇，当地于2013年成立了江苏省首家乡镇文化志愿者协会，以“传承文艺、传播文明、传递爱心”为宗旨，聚焦乡村多元的文明生活需求，通过礼俗互动机制不断提升民间文艺志愿服务能力。协会在全镇设立20余处标准化民间文艺志愿服务站点，连续12年开展“欢乐村村行”等公益巡演超1000余场次，受益观众超30万人次，助力农村移风易俗；连续9年面向本镇留守儿童开办“公益国学讲堂”，传播乡村礼俗知识；创作日常生活礼俗展演作品，丰富基层文明治理方式。协会还带头新编了《吴桥农歌》《女子舞龙》《移风易俗大家唱》等接地气的节目，成为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的宝贵资源。

其三，充分运用乡村传统旌表制度，优化公益性新礼俗实践空间。推进移风易俗，是关乎农民切身利益和文明乡风建设的重要任务。无论是高额彩礼、大操大办，还是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对于一地之婚丧礼俗变革，如果一味强调在基层做单纯量化的礼俗治理，其实并不合理。因为这既背离了老百姓对婚丧仪式感的基本礼俗需求，又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个别社会乱象。例如，在宿迁沭阳县刘集镇，当地在探索厚葬薄养陋习治理过程中，通过以白事音响替代唢呐班子，镇村干部代表上门吊唁给足主家面子，节约餐食消费约130余万元，户均减少经济负担7520元。可见，通过“以奖代补”“以名代惩”等旌表制度的柔性治理机制，将孝悌、诚信、节俭等公共价值嵌入公益性新礼俗实践空间之中，不仅有助于激活乡民对礼俗更新的内生需求，还更容易实现“以名劝善”的文明化治理功能。

[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贵州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问题与对策研究”(24GZZB10)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6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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