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研究中的心理健康：挑战与变革之路——欧洲数学会青年科学院（EMYA）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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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系统性压力对研究者的影响，以及学术界日益增多的心理健康支持举措。

本文为欧洲数学会青年科学院（EMYA）专栏文章，该专栏由维斯娜・伊尔希奇（Vesna Iršič）定期主持。

本文作者安妮塔・沃尔索（Anita Waltho）是一名科学传播者和作家，拥有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她曾在伦敦和柏林从事科学研究，目前居住在柏林。她是科普活动及女性科学倡导者平台 “肥皂盒科学”（Soapbox Science）的本地组织者，并在科普喜剧节目《笑料》（Laughing Matter）中融合了自己对即兴喜剧和科学的热爱。她欢迎在科学传播和学术文化变革领域开展新的项目与合作。

作者：安妮塔・沃尔索（Anita Waltho，科学传播者和作家）EMS Magazine 2025-11-10

译者：zzllrr小乐（数学科普公众号）2025-11-18

心理健康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领域。研究者面临着诸多压力源，包括过重的工作量、激烈的竞争以及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这一问题。2021年一个涵盖32项研究的元分析显示，24%的博士生存在抑郁症状，17%的博士生有焦虑症状 [2]。

这些发现敲响了警钟，促使众多机构和个人采取行动。各类旨在提高心理健康意识、为学术界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的举措应运而生。在数学领域，研究往往是孤立且高度费脑的，且该领域长期以来孕育着 “孤独天才” 的神话。如今，越来越多来自数学界的声音开始发声，同时一系列切实举措正在推进，以支持研究者的心理健康。

与心理健康相悖的研究文化

在各个学科中，学术文化由往往会损害心理健康的结构性和社会性条件所塑造。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权力滥用。“学术体系的结构本身就容易滋生权力滥用，因为它遵循层级制结构，教职工和学生在多个方面依赖于上级，” 亨德里克・胡托夫（Hendrik Huthoff）表示。他曾是一名研究者，如今担任研讨会引导者，同时也是学术界心理健康与系统性变革的倡导者。他认为，权力关系是早期职业研究者面临诸多心理健康挑战的关键因素。

当导师对早期职业研究者的学术生活施加不当影响时，就可能出现权力滥用。近期多项调查与曝光 https://www.dw.com/en/abuse-elite-scientists-germany-max-planck-society-v2/a-71897800（尤其是在知名研究机构中），已将系统性滥用问题推向公众视野。

由于研究者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以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获得稀缺的知名职位，努力工作和个人牺牲往往成为一种默认预期。米卡埃尔・韦德莫 - 约翰松（Mikael Vejdemo-Johansson）是纽约城市大学史泰登岛学院的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副教授，他回忆起自己职业生涯早期在一次会议上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我当时正与所在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交谈，中途我提到要和妻子共度周末，尽量少做些工作，以便专心陪伴她、休息放松。他立刻回应道：‘但我以为你想在学术界发展事业。’”

米卡埃尔的经历还凸显了 “工作至上” 的压力如何给学术圈外的人际关系带来压力。研究职业的需求会给个人关系带来额外挑战，尤其是由于其不稳定性。正如马克斯・普朗克数学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前博士生代表芭芭拉・贝蒂（Barbara Betti）所解释的：“找到终身职位非常困难…… 在稳定下来之前，你可能需要多次搬到另一个城市或国家。如果你想组建家庭或与伴侣保持稳定关系，这会极具挑战性。”

数学领域的心理健康视角

数学研究本身存在一系列可能损害心理健康的独特挑战。这类工作的性质 —— 往往是孤立、抽象且耗费脑力的 —— 可能会加剧孤独感、冒名顶替综合征和精神疲劳。

“数学更像是一项个人运动，” 米卡埃尔说，“很多研究归根结底就是坐着凝视一张白纸，一切都在你的脑海中进行。除非你主动寻求合作，否则很难参与到太多协作性工作中。这种孤立最终成为数学领域的一个巨大问题。”

此外，数学领域的文化常常推崇 “天赋异禀”，却轻视提问的价值。“数学天才崇拜” [1] 给学生和研究者带来了巨大压力，助长了竞争风气，且将 “遇到困难” 视为软弱的表现。

“在研讨会或讲座中，人们经常会说‘这个证明没必要讲，太浅显（平凡）了（trivial）’。然后没人敢说‘但我没听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数值数学硕士生回忆道，“这很容易让你觉得自己可能根本不适合学数学。”

这种冒名顶替综合征，再加上孤立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导致人们默默承受痛苦。“我听说过一些朋友的朋友的故事，他们读研究生时一直努力挣扎，坚信只有自己学不会，每周都蜷缩在办公桌下哭泣，” 米卡埃尔说。

无论你是在数学问题上陷入困境，还是正在与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都是相同的：寻求帮助。但如果人们在学术上遇到困难时，没有安全感或勇气发声，那么鼓励他们为个人心理健康问题寻求支持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心理健康意识的兴起

与西方社会整体趋势一致，数学研究界的风气也在转变，心理健康正成为一个更受关注的话题。“过去十年发生的变化是，谈论（心理健康困境）变得更加被接受了，” 沃尔克・梅尔曼（Volker Mehrmann）表示。他是柏林工业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曾任EMS欧洲数学会主席。

米卡埃尔曾在瑞典、德国和美国从事数学研究，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倡导研究界的心理健康。“我开始倡导这项工作的动机是，我目睹了自己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社群（数学界）让社群中的每个人都失望了。当时完全是一片沉默，也完全缺乏支持体系，” 他回忆道。

米卡埃尔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心理健康意识：在AMS美国数学会的期刊上发表两篇文章，分享自己的心理健康经历 [3, 4]；在联合数学会议的小组讨论中推动相关话题的公开对话；与前同事伊恩・根特（Ian Gent）共同创办博客 “抑郁的学者”（Depressed academics）。

研讨会是另一种扩大对话的方式。亨德里克主持关于学术心理健康和权力滥用的研讨会，曾担任德国大学高级研究生培训协会（UniWIND/GUAT）的心理健康项目负责人。他解释了研讨会如何发挥信息提供和讨论平台的作用：“我举办过一些研讨会，重点关注心理健康的本质 —— 我们每个人都有心理健康度，它在我们的一生中会波动，甚至在一周内都会变化……（对于 UniWIND 心理健康项目而言）研讨会非常有帮助，让我们能够听到一线人员的声音 —— 无论是博士生、研究生项目协调员还是导师 —— 从而指导我们未来的工作方向。”

最重要的是，保持心理健康意识的推进势头至关重要。由于研究者在职业生涯中经常更换机构，且新一批早期职业研究者和学生不断涌入，心理健康意识的普及和倡导是一项持续的使命，而非一次性的解决方案。

“你不能只说‘好吧，我们2020年举办过一次心理健康活动，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亨德里克说，“这是一个需要持续讨论的话题，因为总会有新一代的人加入。我们需要让它一直处于人们的视野前沿，从而营造一种让人们感到可以安全、公开地谈论心理健康的文化。”

导师必须兼顾学生的心理健康需求

无论是否领导研究团队，或是以初级研究者的身份提供指导，导师在支持学生和研究者的心理健康方面都扮演着关键角色。这包括建立信任、提供便利条件，以及引导学生获取适当的支持服务。

米卡埃尔发现，公开自己的心理健康经历有助于鼓励学生向他寻求支持。“我发现在教学中这非常有用，所以通常在课程开始的几周内，我会找个借口提到自己的挣扎经历。这带来的实际效果是，学生在需要便利安排或遇到困难时，更容易主动来找我。”

沃尔克也认为，导师应该像对待其他特殊需求一样，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挑战提供支持。“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人可能面临的其他任何严重挑战，我们必须给予便利。如果我的课堂上有盲人学生，我必须确保他们有一切成功的机会。如果我有硕士或博士生正在应对抑郁症，我应该尽我所能支持他们，让他们在管理心理健康的同时继续开展研究。”

心理健康便利安排需因人而异，应与个人协商制定。可能包括：为接受治疗提供时间灵活性、病假、长期休假或延期截止日期。关键在于，导师还应准备好帮助学生获取机构或当地的心理健康服务，手头常备相关信息。

基层行动的力量

基层行动 —— 由学生和研究者代表主导的、社区驱动的自下而上的举措 —— 在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同伴援助以及倡导学术机构内部或跨机构的积极变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博士生代表芭芭拉描述了其中一些职责：“作为代表，我们的角色首先是倾听 —— 当博士生向我们投诉或倾诉遇到的困难时，为他们提供支持。之后，我们会将他们引导给更具专业知识或权力的相关人员，以获得进一步帮助。每当有新的博士生加入时，我们都会给他们发一封电子邮件，包含所有相关联系信息，用于举报导师不当行为或寻求心理健康支持。”

亨德里克曾担任多年研究生协调员，他表示：“推动我的各项举措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博士生和博士后代表组织的基层参与。”

重要的基层心理健康倡导也来自一些独立于特定机构、由多个国家和不同职业阶段的倡导者组成的举措。例如，前欧盟资助的 “研究者心理健康观察站”（ReMO, Researcher Mental Health Observatory）COST 行动 https://www.cost.eu/remo-building-a-healthier-research-culture ，该行动汇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100多名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旨在绘制研究者心理健康支持现状图，并改善相关支持服务。ReMO 制定了最佳实践指南、组织了培训活动，并撰写了关于学术环境中心理健康的政策简报。

另一个例子是 “蜻蜓心理健康”（Dragonfly Mental Health https://dragonflymentalhealth.org ），这是一个由学者运营的非营利组织，提供量身定制的研讨会、咨询和倡导服务，旨在改善研究环境中的心理健康。蜻蜓心理健康组织的工作范围覆盖全球，团队成员来自多个大洲和学科，与大学、资助机构和博士后代表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机构在服务获取方面的支持

漫长的等待时间和超负荷的心理健康机构，是影响许多人的挑战，而非仅限于研究者。对于学者而言，频繁在不同城市和国家之间迁移，需要他们不断适应新的医疗体系，这往往会加剧这些困难。这种持续的变动可能会中断正在进行的治疗，并带来巨大压力。

米卡埃尔分享了自己遭遇这种中断的个人经历：“当我联系到精神科医生时，距离我搬家只有三周时间了。到达瑞典后，我不得不重新开始 —— 努力寻找可以倾诉的人。大约半年后，我才重新开始接受治疗。”

然而，他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经历则明显更具支持性，这要归功于该校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服务：“他们有治疗师，并且建立了各种系统和机制，只为让事情变得更简单一些。我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需求和相关信息，很快就收到了一些机构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 这些机构都经过他们核实，确实接受新患者，并且认可我的保险，” 米卡埃尔回忆道。

机构在帮助研究者获取当地心理健康服务（甚至是校内咨询）方面提供支持，对于帮助研究者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减轻与迁移相关的压力至关重要。

心理健康急救员的作用

亨德里克回忆起自己在伦敦国王学院工作时第一次接触心理健康急救的经历：“有一天，我们发现一名硕士生呼吸急促地（hyperventilating）躺在实验室地板上。幸运的是，学校的心理健康急救员在几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

心理健康急救员类似于传统的急救员 —— 他们是心理健康相关事件或报告的志愿第一响应者，提供支持并将求助者转介至适当的服务机构。国际心理健康急救组织（Mental Health First Aid International https://mhfainternational.org ）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负责监督和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官方心理健康急救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在11个欧洲国家开展：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和英国。

亨德里克担任研究生协调员期间，在德国耶拿大学建立了德国高校首个心理健康急救项目。“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一方面，教职工们非常积极，即使是自愿参与，也愿意获得心理健康急救资格；另一方面，我们立即收到了大量咨询请求，” 亨德里克说。

心理健康支持机构也从心理健康急救员中受益。“我们缩短了咨询的等待时间，因为我们可以区分出那些急需转介治疗的人，以及那些能从其他支持中受益的人 —— 例如，通过监察员解决冲突、获得经济困难补助金，或者仅仅是帮助克服文化障碍，” 亨德里克解释道。

展望未来：覆盖各职业阶段的支持与根源问题的解决

尽管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支持正在不断增加，但博士后研究者和教职人员往往仍然被忽视。正如米卡埃尔所回忆的：“我想不出有哪所大学不为本科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 这似乎是由来已久且成熟的服务。研究生可能也需要帮助，这一点虽然较新，但已被广泛接受。而博士后，至少在我刚入行时，几乎没有任何支持，教职人员的支持就更少了。一旦你获得了博士学位，基本上就只能靠自己了。”

这凸显了一个迫切需求：将心理健康资源和支持体系扩展到学术界的所有职业阶段，确保每个面临学术领域独特挑战的人都不会感到孤立无援。

虽然心理健康支持至关重要，但它往往只能解决学术界深层系统性问题的表面症状。当前的学术体系结构 —— 层级化的权力动态、对发表指标的高度重视以及有限的终身教职岗位 —— 可能会滋生压力、不健康的竞争，有时甚至是滥用行为。当然，心理健康问题是复杂的，并非总是由研究环境造成的，因此，提供可获取、资源充足的支持服务将始终是必要的。然而，学术界许多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挑战根源在于系统性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且应该被解决的。

展望未来，我们必须着力挑战和改革这些潜在的结构性条件。在可靠数据的指导下，在各级学术人员的声音参与下，进行改革，有助于为所有研究者构建一个更健康、更具支持性的环境。

参考资料

[0] https://ems.press/content/serial-article-files/51845

[1] G. 卡拉阿里（G. Karaali），《论天赋、奖项与数学名人文化》（On genius, prizes, and the mathematical celebrity culture），《数学智能者》（Math. Intelligencer），第 37 卷，第 61-65 页（2015年）

[2] E. N. 萨廷斯基（E. N. Satinsky）、T. 木村（T. Kimura）、M. V. 江（M. V. Kiang）、R. 阿贝贝（R. Abebe）、S. 坎宁安（S. Cunningham）、H. 李（H. Lee）、X. 林（X. Lin）、C. H. 刘（C. H. Liu）、I. 鲁丹（I. Rudan）、S. 森（S. Sen）、M. 汤姆林森（M. Tomlinson）、M. 亚韦尔（M. Yaver）、A. C. 蔡（A. C. Tsai），《博士生抑郁、焦虑与自杀意念的系统综述与元分析》（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Ph.D. students），《科学报告》（Sci. Rep.），第 11 卷，第 14370 号文章（2021年）

[3] M. 韦德莫 - 约翰松（M. Vejdemo-Johansson），《无形的挣扎：工作中戴面具的日子》（Invisible struggles: when the mask stays on at work），《美国数学会通讯》（Notices Amer. Math. Soc.），第 71 卷，第 890-892 页（2024年）

[4] M. 韦德莫 - 约翰松（M. Vejdemo-Johansson）、J. 柯里（J. Curry）、J. 科里根（J. Corrigan），《数学界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 in the mathematics community），《美国数学会通讯》（Notices Amer. Math. Soc.），第 66 卷，第 1079-1084 页（2019年）

https://www.cost.eu/remo-building-a-healthier-research-culture

https://dragonflymentalhealth.org

https://mhfa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dw.com/en/abuse-elite-scientists-germany-max-planck-society-v2/a-7189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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