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玉回忆录：儿时顽皮经历，养成长生不沾烟酒习惯

乳名辛龙保　大名曾世裕

1911年3月2日，农历辛亥年二月初二，一个新的生命呱呱降临在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一个农民家庭，这就是我。

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之日。老人们认为这是个非常吉利的日子，爷爷曾泽珍为我取乳名辛龙保，意为生于辛亥年龙抬头之日，有龙保佑，能免灾消难，长大成人，一生平安。

按曾姓族谱排辈，我是“世”字辈，故取大名为世裕，希望世世代代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是爷爷的美好心愿。

我的家乡信丰县地处江西南部桃江中游。县境边缘山峰重峦叠嶂，峻岭起伏。境内山地丘陵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桃江日复一日地冲刷，在丘陵山地中形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河谷平地。

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村落稠密。盛产稻米、烟叶、甘蔗，还有杉树、松树、茶树、樟木、毛竹等；香菇、草菇、红瓜子、红萝卜、白萝卜（加工后名为香干萝卜）为信丰特产，历来是出口港澳和东南亚的主要农产品。

游州堡位于信丰县城以西的桃江北岸，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物产丰富，可谓“鱼米之乡”。

我所在的庄上村是一个只有18户人家的小村庄，我的家在庄上村北边，房子北侧、东侧是已成断垣残壁的土围墙。村口的一株大榕树已有百年历史，村庄周围由百年樟树和竹子等围绕（参加红军干革命20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时，这些树都在国民党统治时被砍光了），从远处看村庄就是一片树林，不见房屋。高大的树冠把小小的村落笼罩其中，村子里还有柿子树、柚子树、柑子树等果树，每逢邻居有人结婚办喜事，主人就把这些水果作为礼物互相赠送。

在树冠上有多种鸟类筑巢栖息，每天都可以听到鸟儿们欢乐的歌唱声。樟树籽成熟后，被鸟儿吃了再便出来，有人便把被鸟儿消化掉外壳的樟树籽收集起来用于榨油照明。由于高大的树冠下还生长了一些带刺的细小灌木，形成了树墙，人们想进村庄只能从大门进入。在树墙里，杂草丛生，不时可以看到母鸡在灌木丛里下蛋孵鸡，如果谁家的母鸡不见了，也用不着东寻西找，过不了多长时间，母鸡就会带着一窝小鸡回到其主人家来。

按理说，凭借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本可以轻松地过上温饱日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地主军阀残酷压迫和剥削，除两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汉外，家家都过着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

辛亥年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一年，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但是，劳苦大众并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把农民进一步逼向饥饿和死亡的深渊。

我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度过了人生中本应快乐的童年。贫苦农民为儿孙取吉祥的名字，只能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罢了。

我的爷爷跟前辈一样以务农为生，那时，爷爷有土地十二亩、水牛一头、土房八间，全家一年到头辛勤耕种，若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所幸的是，爷爷年轻时就学得一手好厨艺，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办红白喜事，大都请他去下厨掌勺。下厨掌勺除可在事主家吃饭外，还有谢厨的红包，另外还要送肉或鱼。特别是冬季，婚丧嫁娶之事多，很是忙碌。我们家几代单传，由于我的出生，爷爷喜得长孙，分外欢喜。

我的父亲曾继熙上无叔伯，下无兄弟，只有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妹妹曾淑芳。由于家境贫寒，我父亲只上了两年私塾，就跟着爷爷奶奶耕田种地。父亲从小爱舞刀弄棍，10多岁起就利用农闲拜师学武，由于常年练武，身体强壮，肩挑百斤犹如空手信步。

当地风俗，游州堡每年正月都要组织耍狮子、舞龙灯等活动。耍狮子除表演狮子的各种动作外，还要进行武术表演，我父亲自然是这项活动的骨干成员。父亲性格豪爽，敢作敢为，路见不平能出手相助。

我的母亲刘长凤，是赤土堡（今正平乡）社下村刘懋香的长女。我的外公刘懋香是清朝例授大学生，在当地颇有名望。外公生有四男六女，四个儿子依次为刘勉昆、刘勉照、刘勉昌、刘勉晔。外公虽满腹经纶，但治家无方，还抽鸦片，家境每况愈下，到1949年解放时，四个儿子分家，都被划为贫农。

我的母亲刚出生，家中就请算命先生为她算命测字，说她八字硬，要早许配人家，于是就与我父亲订了娃娃亲。

1910年，19岁的母亲与20岁的父亲结了婚，第二年生下了我，以后我的妹妹曾世英、二弟曾世祺、三弟曾世麟、四弟曾世礼又先后出生。我是外公的长外孙，第一个隔辈人，所以备受宠爱。

童年的我遇事好动脑筋，勤于思考，在和同岁的小舅刘勉晔一块玩耍时，无论做游戏还是猜谜语，总是能占上风。由于受到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宠爱，我逐渐形成了顽皮、倔强、争强好胜的性格。

童年的生活是每个人都难以忘怀的，想想我的童年都过去90多年了，那些孩童时代的琐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些事有的给我带来了快乐，有的也给我带来了麻烦和痛苦。

1957年，母亲刘长凤于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

记得在1916年，五岁的我住在外婆家，我和小舅刘勉晔各用一根稻秆偷偷地去吸米酒缸里的酒酿，进行喝酒比赛。由于想赢他，我就使劲地吸，可是不胜酒力，片刻便醉倒在酒缸边。母亲见我醉得不省人事，吓坏了，立即把我抱到水塘边，用水塘的水往我身上浇，我好半天才苏醒过来。结果，气得外公把小舅打了一顿。从此以后，我一闻到酒味就反胃难受，于是就与酒彻底无缘了。

童年的我对爷爷用水烟袋吸烟时咕噜咕噜的声响颇感好奇，一日趁爷爷不在房内，拿起水烟袋就一通猛吸。我本想尝尝水烟袋的滋味，结果却把含有浓浓烟油的水吸到了肚子里，顿时呛得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想吐吐不出，想站站不稳。为此，奶奶一面责怪爷爷的不是，一面用凉水给我反复漱口并喝了一大碗凉茶，我才逐渐恢复了常态。

我从这两次痛苦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正如以后我常说的那样，吸烟、喝酒对别人也许是一种享受，对我却是痛苦。这些经历使我养成了终生不再沾烟酒的习惯。

在农村，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有的是点燃后直飞冲天，有的是点燃后立即抛出去，听那一声炸响。由于我年幼无知，爆竹点燃后用手紧紧攥住，不知道抛出去，结果我的左手被炸得露出了骨头。

十几岁时，有一年正月里，正是农闲，大人小孩都在尽情玩耍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们做起了孔明灯。先用毛竹做支架，用铁丝做底座，贴上毛边纸，然后把古松树根砍下来，装在孔明灯上，点燃后，孔明灯就会缓缓地升向天空。当时人们都忌讳孔明灯落在自家房子上（不吉利），可我放飞的孔明灯就偏偏落在了邻家的房顶上，于是人家找上门来吵架，母亲不得不向人家说好话，赔礼道歉，人家才肯罢休。

我小时候比较淘气，喜欢用土枪打鸟。一次，我看到邻居家茅房墙上有一只喜鹊，我举枪就打，一声枪响后，喜鹊刚好掉在茅房里，而茅房里正好有人，吓了人家一跳，人家就来找我母亲质问，母亲又得向人家道歉，说了半箩筐好话，人家才气呼呼地回去了。

小时候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曾氏家族十年一任为县衙门收取赋税，有一年，轮到我爷爷担当此差。一天，爷爷去收税时，高兴地对我说：“辛龙保，我带你去安息圩（今江西省信丰县安西镇）、爱高圩玩。”

我听了很高兴，愉快地跟爷爷上了路。记得当时这两个地区有茂密的森林，遍山的竹子，由于我年岁小，一路东蹿西蹦，玩得筋疲力尽，可不知为什么好端端的我一下就染上了伤寒病，爷爷看我发病的样子，被吓坏了，立即找来人和竹藤椅，把我绑在竹藤椅上抬回了家。奶奶、父亲、母亲一边找大夫给我看病一边埋怨爷爷，经过几天的吃药治疗我才能下床走动，得以康复。

小时候的我经常下水塘里游泳，并学会了踩水。游泳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水塘里留下一串脚窝，因为只要有脚窝，鲫鱼就会钻进脚窝里，然后我再返回来潜到水下去脚窝里抓鱼，我一个脚窝一个脚窝地抓，每次都能抓上一两斤，所以，家里经常能吃到我抓的鲫鱼。

在旧社会，人们崇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信条，我家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子孙能成为识文断字的文化人。

1917年春节过后，我已六岁，母亲为我添了新鞋新帽，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年轻男人不再留辫子，女人也不再裹小脚了），外公送来了纸墨笔砚和用藤条编织的书包（那时候禁止洋货进来，从外国进来的东西都在前面加个“洋”字，如洋油、洋铁、洋布、洋火、洋蜡），到邻居家楼上由本村曾泽树老人办的私塾，报上大名，我拜孔夫子上了学。

开始学《三字经》，先生只带领我们反复朗读“人之初，性本善……”却不讲三字经的含意。我从小就有较强的记忆力，半年时间就能流利地背诵《三字经》全文，接着又学习《百家姓》。由于我学习认真、勤奋，经常受到曾泽树老人的夸奖和赏识。

第二年，我去离庄上几里远的庙上初等小学（洋学堂）上学，学习国语、算术等课程。由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多次受到陈校长的称赞。

到1920年，我的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又先后出生，家里还给我和弟弟曾世祺招了童养媳，此时，我们家已是三世同堂12口人的大家庭。

收养童养媳是旧社会的一种习俗，男方家庭贫穷，怕将来无力支付娶媳妇的彩礼或想尽早增加家庭劳力，便先与女方家商定，可以不用花钱或花很少的钱就把女孩抱来抚养，待成年后再与男孩圆房成婚。

这一年春夏之交，正是早稻抽穗扬花之时，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早稻所收无几。我们家吃饭都成了问题，所以没有能力继续供我上学读书，从此，年仅10岁的我就辍学在家。

撵走“三角班”

我上不了学，但因年龄尚小，很多农活也干不了，一天到晚都没什么事，便常和本村及相邻刘家村的孩子一起玩耍。

1920年的秋天，游州堡来了一个“三角班”，在围下村演出采茶戏。

所谓“三角班”，就是全部演出人员只有三个人，两人（一男一女）演唱，一人敲锣打鼓拉二胡。演出内容多为男女婚后偷情等情节，唱词庸俗，动作下流。一般老实本分的农民是不去看的，也不许小孩子去观看，只有一些赌徒流氓趁机凑在一起搞赌博、抽大烟等丑恶活动。

一天，我爷爷在吃饭时当着全家人的面，严肃地宣布：“围下有‘三角班’演出，咱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许去看。”

饭后，母亲又嘱咐我：“别到围下去看‘三角班’演戏，不要惹爷爷生气。”

“为什么不能去看？”我问道。

“我也没有看过，反正是不好。”

“您没有看过，怎么知道不好呢？”我反问道。

母亲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只好说：“你问爷爷去。”

我不敢去问爷爷，于是同庄上周家和刘家的小伙伴谈论起“三角班”演出的事。有的说大人讲了不能去看，有的说大人没有讲，谁也回答不了为什么不能去看。

年少好奇的我碰到事情总是喜欢打破沙锅问（纹）到底，越是不让知道的事越是要弄个明白，于是约了几个小伙伴，瞒着家里人跑到围下钻到人群中去观看演出。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意思，却听到不少看戏的人在骂他们下流。

回到村里，我们听到几个人在偷偷议论，想治一治“三角班”，但又想不出什么高招。

这时，我向几个小伙伴提出了一硬一软两个办法。硬办法是趁晚上演出时用石头和土块先把汽灯打灭，然后再乱石投向演出台上。这个办法一提出，这几个人都说不好，打灭了汽灯，台下看演出的人会乱，向台上投石头、土块会打伤人，弄不好会惹出大祸来。见硬的不行，他们就催促我讲软办法。

“……”我如此这般一讲，获得大家的一致称赞，都说这个办法好。

晚饭后，我与几个小伙伴相约前往围下，每人手里都拿着两个芋头叶包，分别站在戏台两侧。演出开始不久，当“三角班”演员正在做下流动作时，两侧的几个芋头叶包就飞向戏台，接着正面的芋头叶包也飞了上去。瞬时，戏台便臭气熏天，“三角班”三个人的身上和演出台都是我们的秘密武器——牛粪，牛粪的臭味久久不能散去，“三角班”当晚就被迫停止了演出。

第二天，“三角班”就灰溜溜地跑了。

围下村长追查是谁干的，有人告诉他：这是庄上辛龙保带头干的。本分厚道的老人们都护着我，村长也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我们的行动发泄了人们对“三角班”的怒气，他们都夸我小小年纪有勇有谋，将来一定有出息。

由于我肯动脑筋，善于思考，又读过三年半书，能认会写，无形中成了村童中的孩子王，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也甘愿听我的指挥。

连遭不幸　家况愈下

1920年早稻因虫灾而严重减产，大办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也大为减少，我爷爷外出掌勺的次数也随之减少，因此，我们一家的生活日趋艰难。

1921年至1922年风调雨顺，年景较好，农业收成也较好，我们家生活略有好转。1921年我弟弟曾世祺的童养媳因病而死。

1923年春节来临之际，各家都加紧筹办各种年货，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按照传统习俗要把灶王爷送上天。我看到母亲摘下灶王爷的画像，很主动地说：“娘，我去送灵牌！”

母亲听到“送灵牌”这三个字，愣了一下，脸色骤变，立即纠正说：“是送灶王爷上天！”

旧时的农村特别忌讳“送灵牌”，因为只有死了人才送灵牌。我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却成了母亲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天下的事就这么巧合，我们家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都应验了我无意中说的话：

1923年春天，我的童养媳上山割草，因山洪暴发，被淹死在山塘坑水塘里；

同年4月，我的父亲在爱高与安息圩山上垭口茶亭中喝茶时，一个广东人与他因争坐木凳发生争吵，并大打出手，父亲虽有一身武艺，但自古就有“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一说，无奈那个广东人武艺更高，父亲招招处在下风。

事后，那个广东人跟卖茶的老板说：“这位老表被我点了穴位，内伤不轻，如不吃我的药，活不了多久的。”

父亲凭借年轻体壮，没有把受伤当回事，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吐血，因无法找到那个广东人讨药，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世，年仅33岁。

父亲的去世，使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失去了耕田种地的主要劳动力。年近六旬的爷爷不到两年时间便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两个孙童养媳，不得不把十二亩田卖出一部分来操办丧事和维持生计。俗话说，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从此，爷爷积忧成疾，身体每况愈下。

仅仅32岁的母亲带着我们四儿一女艰难度日，虽有爷爷和奶奶料理家务，但爷爷的身体日益虚弱，经常请医讨药，家庭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债务不断增加。此时，母亲尚可回娘家跟我外婆诉说苦衷得以生活上的接济，可是，灾难接踵而来，数月之后外公也因病去世。

此时，外婆家的家境虽然日趋衰败，但丧事仍然办得十分排场。在祭奠仪式上，每个儿女都要为其先考宣读歌颂性的祭文。此事可把母亲难住了，父亲已去世，母亲又不识字，儿子尚小，急得团团转。多亏本村教书先生曾泽树出主意：祭文由他撰写，教我熟读。

母亲担心年仅13岁的我读不好祭文，但无其他办法可想，只能这么做。

母亲是外公的长女，祭奠仪式先由儿子读完祭文后，便开始由我代母亲宣读祭文。由于我早已熟读，加之年少不知顾虑其他，手拿祭文，抑扬顿挫，很流利地、富有感情地一气读完，并向外祖父的灵柩三跪三拜。在场亲戚朋友都被我的深情朗读而感染，先前痛哭流涕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许多，都夸奖我读得好，说我母亲有个好儿子，以后一定有出息。

我家的灾难并没因此而结束，接着是1924年春爷爷的病逝。由于给亲人治病和办理丧事，家里不得不将剩下的三亩田卖掉，还欠下了200块银圆的债务，仅留下了一头水牛，租田耕种，维持生计。

由于生活艰难，奶奶和母亲为了吃饭问题，常有口角之事。爷爷去世后不久，奶奶便带着尚未出嫁的姑姑曾淑芳另起炉灶。

生活重担全压在了母亲一人肩上。她抱着把儿女养大成人的强烈愿望，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全家过着度日如年极端贫苦的生活。

生活的艰辛，使我逐渐懂得了人世间的苦难，明白了母亲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用自己的双手和母亲一起外出务农、砍柴、洗衣、做饭，很快我成了母亲的得力帮手，与她一起支撑起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