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姐,这镯子我先拿走了。"
小舅攥着那只泛着暗黄光泽的金镯子,眼眶有些发红。
我妈转过身去,声音有些哽咽:"去吧,好好闯。姐等你回来。"
那是1985年春天的事,我还记得母亲望着小舅远去背影时的眼神,
既有不舍,也有期盼。
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我们两家人的命运。
1985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家的蜂窝煤炉子烧得再旺,也挡不住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寒风。我坐在炉子边写作业,不时搓搓冻得发红的手指。
母亲坐在床沿,膝盖上摊着一块蓝印花布,里面包着她的全部家当——一只金镯子,两枚银戒指,还有外婆留下的一根银簪子。她一件件拿起来看,目光在金镯子上停留得最久。
那只镯子是外婆传给她的,据说是太姥姥那辈传下来的,少说也有上百年历史。 镯子上刻着繁复的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小时候最爱看母亲戴着它,总觉得那金光能把母亲的手腕衬得格外白皙。
"妈,您又看这些?"我放下笔,凑过去问。
母亲叹了口气:"小舅来信了,说深圳那边机会多,想去闯一闯。 可他手里没钱,路费都不够。 "
父亲正在门口劈柴,听到这话,斧子停在半空:"你弟弟又要钱?上次借的五十块还没还呢。"
"这次不一样。"母亲把那只金镯子握在手心,"深圳真的不一样,报纸上都说了,那边在搞特区建设,到处都是机会。小磊要是去了,说不定能闯出个名堂来。"
"你想当那金镯子?" 父亲的声音提高了八度,"那可是你妈留给你的,你舍得?"
母亲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改变主意了。 窗外的风呼呼地刮,把窗纸吹得啪啪作响。
"舍得。"母亲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小磊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只是缺个机会。这镯子留着也是留着,不如让它发挥点作用。"
父亲还想说什么,被母亲打断了:"老张,我心里有数。小磊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他要是真在深圳站住脚了,咱家的日子也能好过些。"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拿着金镯子去了当铺。 掌柜的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把镯子放在秤上称了又称,对着光看了又看。
"成色不错,老物件了。"掌柜的抬起头,"给你三百。"
"三百?"母亲愣了,"这可是传家宝,少说也得五百吧?"
"大姐,您这话说的。"掌柜的摘下眼镜,"现在黄金行情就这样,我给您三百已经是看在东西好的份上了。"
母亲咬咬牙:"那就三百吧。不过您给我留个赎条,等我有钱了,还想把它赎回来。"
拿着那三百块钱,母亲的手一直在抖。我跟在她身后,看见她好几次停下脚步,回头望向当铺的方向,眼眶红红的。
小舅来接钱的那天,我第一次看清楚他脸上那种叫做"渴望"的表情。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背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整个人瘦削却透着股子韧劲。
"姐。"他接过母亲递来的牛皮纸包,手指都在发抖,"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
母亲红着眼眶摆摆手:"说什么恩情不恩情的,你是我弟弟。只要你好好的,姐就放心了。"
"我一定会还的。"小舅把钱紧紧攥在手里,"不光是这三百块,我还要让姐姐一家过上好日子。"
父亲在一旁冷哼一声:"行了,少说大话。能把钱还上就不错了。"
小舅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深深鞠了一躬。
临走前,小舅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小敏,等舅舅发财了,给你买最好看的花裙子。"
我点点头,其实并不知道"发财"意味着什么。在我的印象里,小舅一直是个穷小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骑着嘎吱嘎吱响的破自行车。
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提着蛇皮袋南下的打工者。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哭声、笑声、叮嘱声混在一起。
"到了那边记得来信,别让你姐担心。"母亲拉着小舅的手不肯放。
"知道了,姐。"小舅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您保重身体。"
火车鸣笛了,小舅提着行李挤进车厢。他从车窗探出头来,朝我们拼命挥手。火车缓缓启动,带着无数个梦想和希望驶向南方。
母亲在月台上站了很久,直到火车消失在视线尽头。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沉默着,偶尔抬手擦擦眼角。
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只是母亲时常会拿出那张当票,对着光看上半天。
小舅的第一封信是在两个月后到的。
那是个周末的下午,邮递员按响了院门的铃。我跑去开门,接过那封印着深圳邮戳的信,兴奋地喊:"妈!小舅来信了!"
母亲几乎是从厨房冲出来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她颤抖着手拆开信封,就着院子里的阳光看了起来。
"姐,我到深圳了。这里真的不一样,到处都在建高楼,到处都是机会。我现在在一个建筑队打工,虽然辛苦,但工资比在老家高多了。等我攒够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把您的金镯子赎回来。别担心我,我很好。小磊。"
母亲看完信,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听见没有?你弟弟找到活干了,有工资了。"
父亲接过信看了一遍,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才两个月,说什么都早。"
此后的一年里,小舅的信陆陆续续地来,每封信里都会夹着十块二十块的钱。母亲把这些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说是要攒够三百块去把金镯子赎回来。
但好景不长。
1986年下半年,小舅的信突然断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杳无音讯。
母亲开始坐立不安,每天都要去门口看看有没有邮递员来。她给小舅信里留的地址写信,石沉大海。她托在深圳工作的同学打听消息,得到的回复是那个建筑队已经解散了,人员四散,不知去向。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母亲忧心忡忡,"深圳那么远,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父亲虽然嘴上不说,心里也开始担心起来。他托人打听深圳的消息,甚至想亲自去找一趟,只是实在抽不开身。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夜里醒来,听见母亲在隔壁房间里小声哭泣。有一次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坐在桌边,借着煤油灯的光,一遍遍地看着小舅之前寄来的信。
"妈。"我轻轻叫了一声。
母亲吓了一跳,赶紧擦干眼泪:"小敏,怎么起来了?快去睡。"
"小舅会不会不要我们了?"我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把我搂进怀里:"不会的,小舅不是那样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了,等困难过去,他就会来信的。"
可是又过了三个月,还是没有消息。
母亲手里攒的钱已经有一百八十块了,离三百块只差一百二。但眼看着赎回金镯子的日子越来越远,她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
"该不会拿着钱跑了吧?"邻居王婶在井边洗衣服时,故意说得很大声,"年轻人啊,经不住诱惑。深圳那地方,灯红酒绿的,谁还记得家里的穷亲戚?"
母亲没有接话,只是把衣服洗得更用力了。回到家,她把那些小舅寄来的钱都拿出来,一张张摊在桌上,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些皱巴巴的纸币。
"不会的。"她喃喃自语,"小磊不是那种人。"
可是她的声音里,明显有了一丝不确定。
1987年的春节过得分外冷清。往年这个时候,小舅总会回来过年,给我带糖果,跟父亲喝酒。今年却只有我们一家三口,连提起小舅的人都没有了。
大年初五,村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
那人三十来岁,穿着笔挺的西装,梳着油光锃亮的头发,开着一辆桑塔纳。这种打扮在我们村简直闻所未闻,立刻引来一群人围观。
"请问,张秀英家怎么走?"那人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带着南方口音。
"找秀英啊?往前走,第三个院子就是。"有人指路。
那人很快找到了我家,按响了门铃。我跑去开门,看见这个陌生人,愣在那里。
"小朋友,你妈妈在家吗?"那人温和地问。
母亲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看见这个西装革履的陌生人,有些警惕:"您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