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刘鼎病逝前给陈云写了一封信，为自己53年受处分一事申辩

这封写给陈云的信，其实酝酿了三十三年。信里，他把1953年被撤职查办的来龙去脉、兵工系统当年的真实处境一条条列举，连图纸编号和产量统计都附了附件，只为一句“责任该由谁来担”。

时间拨回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周，全国军工体系正处“停、并、转”阶段：东北大厂停机检修，华北、山东在改产民用，仓库里连统一量具都凑不齐。刘鼎临危受命主持兵工，三天内召集各局改成战备会，一句“完不成任务就是犯罪”让会场陷入短暂沉默。

没有钢、缺机床，反坦克火箭却要尽快到一线，他拉着设计员拆解缴获的美军巴祖卡，连夜画草图。华北局与西南局对接口径时，因为旧制与公制两套基准参差，炮与弹最初确实“扣不上”。这一疵点后来被某些人当成质量事故，成了1953年处分的主要证据。

1951年春，第一批90毫米火箭筒抵达五圣山阵地，当月击毁敌坦克两百余辆。前线电报只写一句话：“此器可用，多发。”刘鼎把电报贴在办公室门板，每天经过都要看一眼。

同年秋，57毫米无后座力炮定型。试射报告载明合膛率九成以上，却仍夹杂三门炮与炮弹不符的记录。刘鼎签字时附批语：“计量未统，追补检具。”正是这行字，被审查组断言“明知质量问题而轻描淡写”。

1952年10月，朱德给周恩来的信提到“产量仅列宁格勒一天炮弹之数”，事实上那是刘鼎在汇报材料里主动注明的“年产”数字，他意在说明基数不足，绝非推责。可审查会把这段话变成“刘鼎故意缩减生产”。

处分决定下达后，刘鼎八个月足不出户，家里只有朱德夫妇送来的一张儿童床。几十年后他回想此事，说得最重的一句是：“制度在摸索，人却先被定性。”

时间再跳到1974年，两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信提及父亲在西安事变时的功劳。毛批示：“确有此事，放他出来。”刘鼎恢复自由，却不再掌兵工，他被安排去工业口作技术顾问，手底下只配备一间不足十平米的资料室。

进入八十年代，老兵工纷纷离世，“抗美援朝时期兵工功过”成为口述史热门话题。有人替刘鼎鸣不平，有人仍坚持“当年武器质次量少”。各种声音交错，催生了那封迟来的长信。

信件寄出后不到三个月，中央批复：撤销1953年处分，评价调整为“对兵工领导体制缺陷负领导责任，政治态度无问题”。刘鼎接到文件那天把眼镜摘下，用手背轻轻擦了下额头，只说了四个字：“可以告别。”

1986年6月2日凌晨，他在病房里平静离世。留下的行李里，除了一摞泛黄的设计图，就是那封复字批件。医生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张旧相片被夹在批件封皮——是太行山工厂门口的合影，背景里土炉火光映着年轻的刘鼎，他的手放在胸前，像是随时准备再举一次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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