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海":1925年徐志摩苏俄见闻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

当时国民党正在接受苏俄的资助，因而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决定前去看看, 他的欧洲之旅第一站就是苏俄。

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风光真美！徐志摩从心底赞叹，笔下做了精彩的描写。但俄罗斯人生活真苦，让徐志摩无法献上他的赞美。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莫斯科，俄罗斯悠久的文化已被摧毁，但徐志摩知道，自己到莫斯科“当然不是看旧文化来的”。那么，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呢？徐志摩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

徐志摩写道：“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黑狗皮筒，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徐志摩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他去英国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们这两个中国人简直是叫花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却不是因为自己寒酸，而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莫斯科，“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面对革命之后的俄罗斯，面对苏俄的所谓社会改造，徐志摩感慨万端，写下了这样的俏皮话：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竞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徐志摩参观列宁遗体展览馆，没有像一些人那样产生对列宁的崇拜，因为他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由此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看到血红的地球模型和镰刀锤子而产生恐怖感，大概不是知识和理论决定的。

徐志摩是礼拜六到达莫斯科的，本想利用周六、周日好好看莫斯科，没有想到的是，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

丧事办过之后，剧院终于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由此，徐志摩见识了新社会的新秩序，也见识了党在苏俄的权威。

此前，上海《东方杂志》刊登过托尔斯泰著作被禁毁的事。到了莫斯科，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不久之后，徐志摩写下他极其有名的一段话: "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有了这样的感受，徐志摩对苏化浪潮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知道中国现实中所孕育的不满，也深知中国历史形成的文化土壤，知道国人的反抗激情是多么容易被调动。

他这样讲：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 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祖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久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

……照你现在的做法做下去时，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你们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时候下来的好，还是不下来的好？

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伦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梭、丹东、罗伯斯皮尔、罗兰夫人； 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

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民国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