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失业率创新低，4000多万人打零工无保障，生产力停滞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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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数据来看，巴西经济展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面貌。2025年第三季度，该国失业率下滑至5.6%，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自2023年起已累计新增460万个正式就业岗位，彰显出劳动力市场的强劲活力。

尽管就业指标表现亮眼，但其背后潜藏着两大长期未解的结构性难题：一是非正规就业比例十年来持续稳定在约40%的高位；二是劳动者人均生产率增长近乎停滞。这种“就业高涨、效率低迷”的反差，暴露出巴西增长路径中的根本性缺陷。

非正规就业的顽固性与“半正规化”趋势

根据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全国目前有大约4080万名劳动者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占整体就业人口的40.4%。这一比例长期居高不下，在拉美地区虽不罕见，但其持续性仍凸显了制度变革的迟滞。

相较于墨西哥和阿根廷，巴西的独特之处在于近年来兴起了一种被称为“半正规化”的新型劳动形态——个体微型企业及法人身份的自雇者数量显著上升，成为劳动力结构转型的重要特征。

数据显示，持有企业纳税人编号（CNPJ）的自雇人员占比在过去十年间由3.3%翻倍增长至接近7%，反映出越来越多劳动者选择以法人身份参与经济活动。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众对工作模式偏好的深刻转变。Datafolha民调结果显示，高达59%的巴西民众更愿意从事自主创业，仅有39%倾向于成为传统雇员，更有三分之一受访者明确表示，收入水平比是否拥有正式劳动合同更为重要。

经济激励因素尤为突出：注册为CNPJ的自营职业者平均月收入达到4947雷亚尔，远超私营部门正式员工的3200雷亚尔，这一差距构成了转向“形式正规”但实质灵活就业的强大动力。

然而，这种身份转换并未带来真正的保障升级。劳动和就业部调查发现，从2022年至2025年7月，共有550万名工人脱离传统雇佣关系，转而通过MEI或PJ制度设立个人账户，实则规避雇主责任。

MB Associados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塞尔吉奥·瓦莱分析指出：“在巴西，依据《劳动法》雇佣全职员工所需承担的成本极为沉重，附加税费可占工资总额的70%。这促使企业和劳动者共同采用MEI与PJ作为‘中间路线’，形成一种介于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灰色地带。”

研究来自巴西经济研究院的数据进一步表明，正规企业的组织架构更为健全，其正式员工的产出效率是非正规从业者的四倍之多。然而，整个国家每小时劳动生产率在过去五年中年均增幅仅为0.3%，几乎陷入平台期。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人均实际收入却实现了每年1.7%的增长，主要驱动力并非效率提升，而是就业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周期性拉动（年均+1.1%）。

雷吉斯·博内利生产力观察站的西尔维娅·马托斯解释称：“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当前人均收入的增长依赖于就业人数增加这一‘短期波动因素’，而非源于技术进步或制度优化等‘深层结构性动因’。”

她强调：“若要实现更高水平且可持续的人均收入增长而不引发经济失衡，唯一的出路在于系统性提高劳动生产率。”

低失业率与生产率停滞并存，导致部分行业出现明显的“用工荒”。农业、零售业以及建筑业普遍反映招聘困难，圣保罗州建筑商协会主席Yorki Estefan透露，多数工地面临约10%的岗位空缺。

Estefan表示：“东北部农村向城市输送劳动力的趋势减弱，许多青年劳动者出于对灵活性和自主性的追求，主动回避受《劳动法》约束的传统雇佣安排。”为应对人力短缺，企业不得不将薪资涨幅设定在通货膨胀率之上，并扩大招聘范围至玻利维亚、尼日利亚移民群体以及更多女性劳动者。

但由于生产效率未能同步改善，企业只能将上涨的人力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从而推高商品和服务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结构性问题的历史根源与制度障碍

巴西劳动生产率长期低迷有着深层次的历史与制度成因。圣保罗大学劳工问题专家何塞·帕斯托雷认为，当前劳动力市场表面繁荣，实则依赖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支出支撑，这种模式缺乏持久性。

他警示：“劳动力供需紧张正持续推升企业运营成本。这种经济过热现象源自带有民粹色彩的公共开支扩张政策，预计将持续至2026年总统大选前后，但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虚假繁荣，终将面临破裂风险。”

此外，巴西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也是制约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该国仅占据全球贸易总量的1%，对外经贸联系薄弱，难以受到国际竞争机制的倒逼激励，而这种外部压力本应是推动企业革新与效率跃升的核心动力。

相较之下，智利与秘鲁等区域经济体实行更加开放的市场战略，本土企业面临更强的外部竞争，因而具备更高的创新意愿与资源配置效率。

圣保罗商学院基金会经济学家纳尔逊·马可尼的研究还揭示了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隐忧：过去十年中创造岗位最多的若干职业类别，其相对薪酬水平在2012年至2024年间反而出现下降。

这一趋势说明新增职位多集中于低附加值领域，岗位质量偏低，无法有效支撑家庭收入的长期提升与消费能力的实质性增强。

巴西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打破当前僵局。一方面，高昂的正式用工成本（相当于工资总额的70%）严重抑制了企业扩大正规雇佣的意愿。

另一方面，非正规与半正规就业的大规模存在虽然暂时缓解了失业问题，却未能促进整体技能积累与生产率跃迁。

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的情况与印度存在一定相似性，两国均面临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但在应对策略上截然不同。印度通过国家主导的数字化改革与金融整合推动全面正规化，而巴西则是由基层自发演进出“半正规化”的适应性路径。

这种差异体现了不同治理环境下社会主体对制度约束所做出的差异化响应，也是一种底层驱动的制度创新。

巴西当前创纪录的低失业率，并不能掩盖其经济增长根基的脆弱性。非正规就业的根深蒂固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停滞，正在侵蚀这个拉美最大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

眼下由公共支出驱动的就业扩张若无法转化为真实的生产力飞跃，终将如帕斯托雷所预言的那样，走向不可持续的系统性调整。

破解困局的关键不在短期刺激，而在触及深层制度改革：包括简化税制以降低合规成本、重构劳工法律框架以平衡灵活性与保障性、投资教育体系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以及推进贸易自由化以引入外部竞争压力。

巴西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是继续沿用短期民粹政策维系表象上的社会稳定，还是果断推进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铺路？这一抉择将决定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否真正释放其内在潜能，实现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成长。

历史最低的失业率与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矛盾并存，构成了巴西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双重现实。

在庆祝就业成就的同时，决策层亟需关注那些被庞大财政投入和形式化就业掩盖的真实困境——畸高的用工税负、封闭的市场结构与断裂的技能链条。否则，眼前的繁荣终将如泡沫般消散，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