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贪污6.9万被判死刑后，有人求情，陈云不许：一定要枪毙

1983年1月18日清晨，一份加急电报从汕头直飞北京，中纪委值班人员连夜送到陈云案头。电报只写了一句话：王仲伏法，现场秩序良好。陈云看完，沉默片刻，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对他来说，广东这起案子终于画上句号，可留给全国干部的震动才刚刚开始。

将时间拨回一年多前。1982年2月20日，海丰港口浓雾未散，一艘走私木壳船刚被扣留，仓库里堆满从港澳倒腾来的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负责点收的人是王仲——海丰县委书记兼打私指挥部总指挥。那天他挑走了三十多块手表，还让司机顺带装上一台17寸黑白电视。没人敢吭声。王仲一句话，基层干部立刻“配合”，这种场景已持续数月。

有意思的是，王仲最早并不贪。他是天津蓟县人，1946年参军，枪林弹雨里负过伤。1950年转业南下，办事雷厉风行。当年组织上选他去海丰，就是看中他敢抓敢管。谁也没料到，一台小小的电视机会成为转折点。广播站那名年轻人敲门时，王仲本想拒绝，话到嘴边却成了“先放这儿吧”。从此门缝开了一条，他再也关不上。

1979年至1981年，海丰走私疯狂。靠近香港、澳门，来钱太容易，连中学生都琢磨去海边“捞一票”。王仲原本天天开会喊打击，可家里物件却越堆越多。统计显示，两年间他收受电视6台、冰箱1台、收录机2部，市价一万余元。更大的进账还在后头，他把目光盯向了扣押仓库——那是“现成的金库”，而且没人天天清点。

短短半年，仓库里少了331块手表、17部录音机、各类布料数百米，总价值五万八千多元。王仲把这些货物低价甩给亲友，再由他们高价倒卖，利润轻松翻倍。试想一下，在普通职工月薪三四十元的年代，六万九千多元是怎样的天文数字。难怪陈云看简报时手抖——一位县委书记，一口吞下基层干部近百年工资。

消息很快传到省里。初查组刚进海丰就碰壁：仓库账目两本，出入记录对不上；基层证言反复；县里一圈人对外口径统一。王仲甚至放话：“有人想整我？没门，看谁先走！”调查几乎陷入僵局。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受命南下，把办案重点放在突破家属。连续十九天谈话，王仲妻子陈巧兰崩溃，交代了赃款分散在十四个储蓄点的细节，部分账户还挂着死人名字，这才补齐关键证据链。

7月31日，王仲被正式批捕，转押揭阳县看守所。抵达第一夜，值班检察官李向东察觉不对，王仲死死护着床头柜。搜查时，在抽屉夹层发现两片手术刀片。李向东低声提醒：“别把事情越弄越糟。”王仲苦笑：“我不过想找个退出的法子。”一句话，仅二十三个字，却彻底断了他最后的退路——自杀未遂后，看守所警戒升级，全天灯火通明。

同年9月15日，汕头地区中级法院开庭。地委大礼堂座无虚席，侧门外挤满干部群众。控方列举证据厚达一尺，王仲仍辩称“先记账、后付款”。辩论进行到第三天，他突发心脏病倒在被告席，法庭只能暂时休庭。然而体检报告显示，病情并不危及生命。法院依法恢复审理，以情节特别严重、拒不认罪、社会影响恶劣为由，决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结果报到省高院后，无一字改动。按照程序，仍需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在此时，一些老同志写信求情，理由不外乎“老革命”“有功劳”。信件汇总后被送到陈云办公室。陈云批示十分简短：“改革开放伊始，必须杀一儆百，一定要枪毙。”四个月后，最高院核准死刑。

1983年1月17日上午，汕头人民广场寒风凛冽。公审大会宣读核准裁定，十分钟结束。押赴刑场前，王仲回头对李向东说：“记住，伸手必被捉。”他没有再说第二句话。枪声响起时，广场周围人群一片寂静，随后陆续散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案件后来被法学界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它触发了对经济犯罪高压治理的连续行动，同年底，沿海多地打掉了一批利用政策漏洞牟利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干部队伍的心理震慑——一个县委书记因6.9万元伏法，数字虽小，杀伤力极大。许多基层领导被迫停下“顺走一台、拿走一件”的小动作，怕的正是那一纸死刑核准书。

此后，中央针对经济领域连续出台法规，完善物资查扣、仓储、拍卖等流程，堵住权力黑洞。制度在前，枪声在后，二者合力，才让贪念得到有效遏制。王仲的故事并未随着尘土落幕，它长期被作为典型案例写进各级党校教材。陈云当年的批示也常被引用，提醒后来人：改革带来机会，也放大诱惑，若缺乏畏惧，再小的缺口都足够把人拖进深渊。

王仲在海丰挖下的坑，已由后人回填。海丰今日主打港口物流和绿色能源，走私点早已拆除，旧仓库改成违纪警示教育基地。参观者站在当年堆满电器的水泥地上，很难再想象那段灰色岁月。可一旦抬头，墙上醒目的红字仍在：公私分明，秉公用权，谨记伸手必被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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