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25日清晨,北京天空飘着碎雪。李先念在西郊机场把大衣衣领立起,行程直指千里外的丹江口。他要亲眼看一看那条被称作“汉江巨龙”的腰究竟如何被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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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多雨年份翻江倒海,湖北人私下叫它“大水龙”。把它驯服,不仅关系到荆江大堤和武汉安危,也关乎长江中游的粮仓命脉。这件事,正是湖北省长张体学给自己立下的死任务。
张体学可不是坐在办公桌后挥笔圈批的官。他1956年履职,每月往汉江跑两三趟。夜里吉普颠簸四百多公里,白天扛着工具下基坑。武汉报纸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拼命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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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新不久,他抛出十二字治水方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依靠群众、勤俭治水。口号不算长,落到纸面却是厚厚一摞施工图。真正把方针写进地形图的,是随后启动的丹江口水利枢纽。
1958年9月,丹江口破土动工。十万民工,汽笛与钢钎昼夜相撞。张体学干脆把办公桌搬进挖泥船,“离水近,心里才踏实”。这种近乎倔强的做法,让不少工程行家看得暗暗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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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家处在“以钢为纲”的年代,钢材紧俏,粮票更紧俏。丹江口却依旧能不断收到水泥和钢筋,外界很纳闷。原因其实不复杂——现场组织者不惜命地盯,人走神也不敢让工地停。
中央需要一场实地调研来确认投入价值。飘雪的清晨,李先念乘机南下。老河口机场没有仪仗,张体学带着三位总工程师接机,行李都没进宾馆,车队直接奔向截流前线。
围堰顶部不足五米宽,江水在脚下怒吼。李先念眯眼片刻,竖起拇指,只吐出一个字:“好”。张体学连忙摇头,回答听党中央指挥。短短数语,却把责任与功劳划分得分明。
几句话,让旁边的测量员眼圈发红。他们比任何人清楚——夜半塌方、堰口走水的惊险一再上演,那些场景从没写进公报,却刻进所有人的血泡和手茧里。
12月26日,汽笛长鸣,锣鼓齐响。三小时合拢,汉江被“腰斩”。李先念踏在新筑河床上,半开玩笑地称张体学既像省长又像库长,现场第一次爆出带着泥土味的笑声。
好景并非一路顺风。1961年资金链绷断,围堰局部塌方,丹江口险些烂尾。张体学两进北京,连讲十二小时,最终换来一句“保留工程”。前期数千万方混凝土得以续命,工程再次活了过来。
1964年,首台机组并网发电,防洪、灌溉、航运多重效益同步显现。张体学旋即把注意力移向葛洲坝,为更宏大的三峡计划探路。1973年9月,他因病去世,年仅五十八,汉江夜色里汽笛呜咽,声声低沉。
今天的丹江口,已然是南水北调中线的咽喉。成百上千万立方米清水,昼夜北上。工地围栏的铜牌写着八个字:“1959 截流成功”。短短一行背后,是一串踏在泥水里的脚印,以及那句谦逊的话——“怎么扯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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