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福州军区一个要害部门的年轻文书吴杲,每天加班到深夜,总在文件柜最底层藏着一本破旧笔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叔叔是国民党中将,但我绝不是特务,他一遍遍描着这句话,像是想靠这字迹把自己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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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杲的办公室跟总机房只隔着一道防火门,按那时候的规矩,家里有海外关系的人连走廊都不让进,可他不仅进来了,还天天守着军用密码本干了二十年,每次开政治学习会点到“反动派家属”这几个字,他就把搪瓷缸子攥得咯吱响,手指死死掐进手掌心。
直到2003年一个闷热的下午,电视台的记者敲开了他家的门,问,您知道吴石将军吗,摄像机的红灯一亮,吴杲后颈一下子发凉,他只知道这位台湾的“战犯”是自己叔叔,却不知道他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吴石为中国革命死而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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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一八九四年出生那年,福州码头停满外国货轮,他总赤着脚跑进教堂蹭书看,后来考保定军校,拿了全县第一,他在日本陆军大学画的防御工事图,教官拿去挂在教室当样板,一九四七年一个下雪的夜里,他撕了国民党军官证,把藏着解放军联络方式的怀表交给战友,告诉延安,南京的军舰吨位,他全记在表盖夹层里。
这张情报网比电影还吓人,淮海战役前,他让副官不小心丢了一张作战地图,三天后那张图就到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那会儿,国民党所有炮艇的坐标,是他躺在病床上,通过听诊器夹带出去的,医生每天来查房,白大褂里头总多出几页密电码。
最危险的不是走,是等,一九四九年福州快解放了,吴石本可以走,可他还是带着将军的绶带上了去台湾的船,甲板上他点了一支烟,对送他的地下党员说,台湾还有十八个人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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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宪兵第三次核对遗物时,吴石猛地扯开衬衫,胸口露出四个褪了色的字——我是中国人,子弹射穿身体的那一刻,他最后看见的是押送士兵袖口露出的旧党徽,那是二十年前他从黄埔毕业时,亲手别上去的。
大陆这边,吴韶成蹲在河南农场的牛棚里搓洗军裤,裤脚破了,是父亲缝的针脚,他还留着,他不明白为啥组织突然送了新棉被,更不明白北京来的红头文件为啥说他和妹妹等同烈士子女,直到整理遗物,翻出那本《论持久战》,页边全是小字,写的都是军事部署,他才晓得,父亲书房抽屉里藏的不是账本,是微型胶卷。
吴杲总爱翻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一九八三年民政部寄来的烈士证书压在玻璃板底下,照片里年轻军官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微微发亮,像他当年在军用密码本扉页上描红时,笔尖划破纸张渗出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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