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霸占弟弟的房子12年后，在病床前提议拔管 | 人间

自私的人总爱捧着放大镜看自己的付出，又擅长过滤掉他人的牺牲。

配图 | 《乔家的儿女》剧照

2024年2月19日，农历新年收假第一天，一通电话划破了春节的喜庆和温馨。电话是深圳龙华区观澜派出所打给大舅的，说小舅突发中风，并发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冠心病、急性肾功能衰竭等多种危重病症，目前正在龙华区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身边无人照料，无人缴医疗费，警方催促家属立即前往处理。

小舅是60年代生人，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母亲也在十年前就离世了。小舅初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供销社工作，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浪潮奔涌而至，供销社轰然倒闭，小舅失了业，两次婚姻均以离异告终。

后来，他踏上了“南下”之路，孤身一人前往深圳讨生活，这一走，便是30年。如今，警方唯一能联系的，也只有和他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

接到电话的大舅没了主意，来我家将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紧急召集家族商议小舅的事，除了她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这些已经成家立业的“小辈”也会参加。我的母亲是家中长女，小舅排行老三，此外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二姨、大舅和母亲都住在老家县城，离得很近，听到消息很快赶了过来。小姨一家也从隔壁县城匆匆驱车赶来。客厅里一时挤满了人，空气凝重。

“才住了三天院，就欠了三万六的医疗费，小旦（小舅的小名）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母亲一筹莫展。

二姨夫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年，他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几个小辈结婚，他一次都没回来过，每次都是要钱才想到家里，管他干啥。”这句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激起满室的怨气和叹息。

小舅去深圳前，曾向母亲和小姨各借了3000元，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他信誓旦旦承诺会很快归还，可自那以后，却再没有提及此事。小舅到深圳后与家人联系寥寥，也鲜少回来，连外婆去世，也只是匆匆待了两天便又回到深圳。

在深圳的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陶瓷厂务工，2022年深圳制造业外迁，他所在的陶瓷厂要搬迁到苏州，他不愿离开深圳，所以失业了，这时候就中过一次风，病好后他在深圳开了一个面馆，经营不到半年又一次中风，之后便没有再找工作。两次中风住院，加上开面馆，他多次向家里伸手要钱。这些过往，让兄弟姐妹们对他既愤怒又无奈。

“他就算有千般不是，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外面受苦。”二姨深深叹了口气，到底是血脉相连，终究狠不下心。“得派两个人去趟深圳，看看具体情况再说。”小姨夫在体制内工作，行事果断，说话向来掷地有声。

众人纷纷点头，可谁去又成了难题。小姨夫刚退休，他主动请缨，然而其他人要么工作缠身，要么要照顾孙辈，难以抽出时间。小姨夫环视一周，目光落在大舅身上，然后说：“牛娃（大舅的小名），你跟我去。”

“看你们谁去，反正我不去，我还要上班呢。”大舅冷着脸，语气十分生硬。“这里面谁都可以不去，你必须去！请假也得去！”小姨夫提高了声音，眼神里透着一丝愠怒。

外婆临终前，曾将两套拆迁门面房分给了大舅和小舅，而小舅那套房子的房产证一直在大舅手中，房租也由大舅收取，这份羁绊，成了大舅不可回避的责任。

最终，大家商定小姨夫和大舅次日一早飞往深圳。关于费用，小姨夫提议：二姨家条件困难些，这次不出钱，其余每家各出两万，由大舅统一支配管理。夜色渐深，这场紧急会议落幕，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进客厅，映出重重愁容。

深圳龙华区中心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焦灼的呼吸，小姨夫、大舅隔着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看到了病床上被各种管线缠绕、仍处于昏迷状态的小舅。医生面色凝重地递上病危通知书，说：“已完成一次肾透析，但脑梗病灶扩散严重，苏醒时间无法预估，即便恢复意识，偏瘫概率高达九成。”

消息传回老家后，母亲和二姨聚在一起商量，决定把小舅接回来，老家人长期待在深圳不现实，在县城医院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医疗费用也没有深圳那边高。小姨夫交了一万八的救护车转运费，带着小舅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险的回家路。

那天，寒潮裹挟着碎冰突袭，气温骤降十几度，救护车裹挟着凛冽的寒风，历经1800公里的冰雪之路，22个小时的昼夜颠簸，一路奔回了老家。当担架终于推进县医院重症监护室，众人长舒了一口气。

或许是冥冥之中感知到了故土的气息，或许是强烈的求生意志，回来的第三天，小舅竟奇迹般地苏醒了过来，只是他还不能动，也不能离开各种监护设备。

我随母亲赶去医院看望小舅，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心痛不已：曾经能单手将我举过头顶的小舅，如今脸颊深陷，青灰的皮肤下血管如枯藤狰狞，浑浊的眼珠凸起，蒙着层灰翳，死死盯着天花板。他喉咙里发出类似风箱漏气的呜咽，呼吸机每次加压，凹陷的胸膛就被迫跟着剧烈起伏。

母亲安慰小舅：“我们这么远把你接回来，就是盼着你能活下来。你好好配合治疗，一定会好起来的。”他努力眨眨眼，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在枕头上晕开一滩痕迹。

县城医院的费用虽比大医院低，但每日账单上蹦出的四位数数字，仍像锋利的芒刺，扎得全家人心头发紧。考虑到小舅后续的治疗和安置问题，母亲请来姨爷爷主持大局，召开家庭会议。姨爷爷是外婆胞妹的丈夫，有文化会书法，为人正直厚道，在家族里辈分和声望都比较高。

“牛娃是儿子，一直收着小旦的房租，理应尽兄长的责任。牛娃照管小旦，等小旦离世后，那间门面房归牛娃。”姨爷爷提议。

话音未落，大舅妈哭诉起这些年来他们承受的委屈：“之前分房的时候，我们拿了十五万给你们，这个钱妈都没说给，凭啥要我们出？这些年我们伺候老人、给小旦钱、为你们几家付出的，哪样做少了？妈的生老死葬是我们一家管了的，小旦的医保、失业开店的钱、前两次的治疗费，哪样不是我们给的？”

当年外婆立下遗嘱，将名下两套门面房分给两个儿子，母亲和二姨、小姨虽无异议，家族长辈却看不下去，他们觉得三姐妹对家庭的付出并不少于两兄弟，让兄弟俩把门面房前五年的租金，分给三个姐妹每家5万，一共15万，相当于大舅和小舅的门面房各分出7.5万。

这本是长辈们权衡再三的调和之计，却成了扎进大舅妈心口的一枚锈钉，她为此和大舅大吵一架，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而如今，小舅的事让她找到了宣泄口，那些压抑多年的愤懑，裹挟着陈年旧账轰然炸开。

自私的人总爱捧着放大镜看自己的付出，又擅长过滤掉他人的牺牲。外婆生前在我家养老，后事是除了小舅外的四家人共同操办，至于小舅从他们那支取的几笔费用，本就是他应得的房租，这些年，小舅那间门面房就像大舅的私产，每次小舅需要用钱，都要经历数次周旋，最终在小舅反复开口、兄弟姐妹多次劝说后，大舅才会不情不愿地转账，而大舅每次把钱给小舅寄过去，总要恶狠狠说上一句：“我以后再也不收房钱了，不管他了。”但房租快到期的时候，又总是准时无误地跑去收房租。

更别说，大舅的女儿从小在二姨家吃住，得到二姨家不少照拂，就连那两间门面房，也是小姨夫带着母亲、二姨夫和拆迁办据理力争，才能多出十来个平方。

其实大舅家的生活并不算贫困。大舅原先在水泥厂工作，后来是小姨的公公帮忙调到了省企，大舅妈是老师，在县城算中上水平。

三个姐妹听着大舅妈颠倒黑白的哭诉，手指攥得发白，但她们只是默默对视一眼，便开始安慰起情绪激动的大舅妈。在她们心中，刻进骨血的血缘亲情比言语上的是非曲直重要，比起计较过往得失，让病床上的小舅得到妥善照料，才是此刻最要紧的事。

“要我们管也行。”大舅妈突然抬起头，眼神里闪着精明的光，“我们没钱，治疗费、生活费必须几家平摊。我们家没车，去医院来回要你们来接送，陪护也得轮着来。”顿了顿，她的声音陡然拔高：“你们要是同意，那就立个字据，以后房子归我们家。”

姨爷爷主笔，一纸协议很快拟好，所有人签字画押，大舅妈从痛哭流涕瞬间转为喜笑颜开。次日一早，大舅就带着姨爷爷到重症监护室，姨爷爷对着小舅逐条念诵协议条款，大舅则举着手机对准病床全程拍摄。

那段日子里，大舅成了医院信息的中转站，只要接到医院电话，他就会立即打给母亲和二姨。两家开车绕道接上大舅，再一同奔赴医院，等医院的事务办理结束，又送大舅回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几天，病床上的小舅，却依旧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一天下午，大舅妈突然给母亲打来电话，语气里带着一贯的虚假的热络：“大姐，我买了很多菜，晚上来姨姨家吃个饭吧，有些事想跟大家商量商量。”

挂断电话，母亲满心疑惑，“不是都说好了么，还有什么可商量的？”但当晚，母亲还是带着我去了姨奶奶家。饭后，大舅郑重其事掏出一个笔记本，慢慢说道：“趁着大家都在，我把这些年的账算算。”然后翻开笔记本说：“小旦那间门面房，一年租金1.5万，租了12年，总共18万。”

顿了顿，大舅继续念着：“当时说的给三个姐妹分房钱15万，小旦摊一半，也就是7.5万，妈葬礼花了6万，小旦摊3万，小旦开店拿了4万，治病2.5万，还有帮他写礼的6500元，以前担心他有病看不起，一直在帮他交医保费，合计有7000元，一共支出18.35万元。”说完，他重重合上笔记本，“算下来，我们还倒贴了3500元。”

这是大舅第一次公开这些账目，但他只字不提这些年的进账。小舅办过12年的低保，这笔钱一直是大舅在领，记得有一次，母亲不过随口问了句小舅每月低保多钱，大舅立即黑了脸，没好气地回了句“能有多少”后再不肯多说。当年外婆葬礼收到的礼金全由大舅掌管，他把葬礼一半的花费摊给小舅，却不提该分给小舅的那份礼金。

小舅第二次中风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大舅鲜少露面，小舅打算回深圳的时候，连买张车票的钱都没有，还是母亲和二姨给了一笔钱。大舅明知弟弟身无分文，也不闻不问，后来直到小舅回到深圳，他都毫不知情。

还没等我从这些账目的疑惑中理出头绪，大舅板着脸压低声音宣布道：“这些年虽然收的房租，算下来却是亏了。小旦的医疗费马上见底了，病情又没起色，就这么一直耗着。我们两口子要上班，孩子马上毕业要找工作，操心的事多，我们不管小旦的事了。”

房间里一片沉寂。大舅只说不管小舅，却始终没有把小舅的房产证拿出来，而小舅每天高昂的医疗费，还有后续未知的康复治疗费用，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作为普通的工薪阶层，几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不算宽裕，每个人都在心底盘算着家庭账本与手足亲情的天秤。

小姨夫劝大舅道：“小旦的情况不乐观，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你们接着管吧，不行我把之前给的那5万全拿出来，放心，你们不会吃亏。”

“既然不乐观，不行不治了吧。 ”大舅接下来的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我万万没想到这次会议的落脚点竟是放弃治疗。

我第一次知道人类在利益面前会大变样，在小舅的事没出之前，在老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大舅和我们走得很近，我一直把他看成尊敬的长辈。

“那是一条人命，是至亲！”顾不上自己小辈的身份，我脱口而出。“都花了这么多钱了也没见好转，再治也是白费功夫。”大舅妈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还没到最后一刻总要试试，万一小舅能好起来呢。”我不甘心。“医生说了，好了也是个废人，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谁来管？”大舅妈眼神冷漠，仿佛在谈论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

母亲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我别再说话。小姨也不抱希望，“治了这么久还是不乐观，看样子是没希望了。”二姨跟着附和：“再住下去估计也就这个情况了。”她们都不愿为了小舅得罪大舅。

“都没意见的话，等医院再让交钱的时候，就拔管不治了。”大舅妈适时总结道，嘴角不经意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我的胸口沉沉的，闷闷的，喘不过气来。我借口有事，匆匆离开姨奶奶家，路上寒风刺得脸生疼，吹得人眼眶发酸。

我想起2018年的春节，我们去深圳看望小舅，那是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他在异乡的艰难。他住在一个破败的城中村，二十来平米的出租屋里层层叠叠堆着各种生活用品，地砖上满是经年累月的污渍，洗碗池和马桶仅隔着一道薄薄的帘子。

那时他已有几个月没领工资，却还是热情地带我们逛遍深圳的景点，还花两千多元给大舅妈的女儿买了部手机。

我满怀心事在外面溜达了很久，走到家已是深夜，客厅里漆黑一片，母亲兀自坐在窗前，她向我追述起过去的事。

小时候家里穷，两个妹妹尚小，大舅身子弱，从小没吃过什么苦，一直读书读到高中。我的母亲和小舅承担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每天放学，一放下书包就要上山挖猪草、拾柴火、砸石头……遇到难走的路，小舅都会贴心拉着母亲。

那时候吃不饱饭是常事，小舅总会把偷来的西瓜、番茄分给兄弟姐妹，等到瓜果主人追来讨要说法，哪怕被外婆打得浑身是伤，他也绝不连累其他人。

参加工作后，小舅每月的工资都是悉数交给外婆贴补家用，外婆从小就最喜欢小舅，他没结婚前一直和外婆住，是最后一个离家的孩子。外婆去世后，母亲告诉他遗产分配的事，他满不在乎地说，那套门面房他不要，在他眼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

“你小舅就是运气不好，他要是有钱，比谁都舍得。”母亲哽咽着说。

我下定决心说：“妈，我们管。日子苦点就苦点，只要小舅还有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母亲眼睛一亮，重重点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赶去医院给小舅挂了检查号。中午，母亲、二姨和大舅推着小舅去做B超，在B超室外等待时，一直半睁着眼的小舅突然开口，鸣音严重却字字清晰：“姐，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作为医生的母亲瞬间红了眼眶，这个简单的诉求，在医学上却是最振奋的信号——胃肠蠕动功能恢复，意味着身体在恢复好转。二姨也很激动，只有大舅铁青着脸，谁也没注意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从那天起，医院的催诊电话再打给大舅，他拒接，也不管会不会因此耽误小舅的治疗。母亲气急败坏打电话质问，听筒里传来冷淡地回应：“上次不是说好了不管了吗？”母亲气愤不已，没说几句，电话便被挂断了。

紧接着，家庭群弹出一条消息，大舅提议四姊妹共同承担后续事宜，处置门面房时可均分权益，末了还有一句：“主要看小旦想让谁照管。”大舅字斟句酌地打出看小舅想让谁照管时，他比谁都清楚，小舅大概率是不会让他照管的，那些被截留的房租、只字不提的低保，早已成了横亘在兄弟间的芥蒂。

消息发出后，大舅以工作忙为由彻底消失。缴费单如雪花般飞来时，小姨转来一万，母亲凑了三千。鉴于小姨住在临县，往返不便，母亲和二姨成了小舅最坚强的守护者。

好在小舅的状况持续好转，医生撤下了呼吸机、胃管、氧气面罩，将小舅转至普通病房。母亲和二姨每天变着花样准备营养餐，又请了一个24小时护工，她们一有空就往医院跑，帮小舅擦身按摩、康健训练。

奇迹在耐心地照料中悄然降临，小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也能清楚说话了。只是还不能自主进食，左半身完全偏瘫，右手右腿也失去部分功能，母亲鼓励他加强锻炼，小舅笑着说：“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肯定能好起来，会和正常人一样。”

医生告诉母亲，小舅恢复得很不错，可以考虑出院，等休养一段时间，再定期到医院康复科做康复训练。二姨夫联系好了一家新开的养老院，又托人查到小舅之前在供销社上班时缴纳过养老保险，根据政策补足了剩余的养老金，帮小舅办理了养老保险。

住进养老院那天，在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新风系统轻柔运转，护理设备一应俱全，母亲握着小舅的手，眼角带着欣慰的笑意：“你姐夫这段时间把你的养老保险也办好了，等到明年，你60岁就能领了，再加上门面房租金，你的日子比我们谁都好过。”

“嗯嗯，我可得好好活着。”小舅的笑声落满整个房间，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期待。

小舅住进养老院后，家族长辈们纷纷前来探望，每次总要问及大舅怎么没来。几天后，大舅终于姗姗来迟。母亲和二姨没有说什么，小舅也如从前般热情地招呼他，仿佛那些矛盾从未发生。

每月1800元的养老院费用不是个小数目，为了给小舅治病，几个家庭都已掏出积蓄，长期的支出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几家人心头。

母亲将实情告诉小舅，小舅没有丝毫犹豫，说：“把门面房卖了吧，先把钱还给大家，剩余的留着养老。”母亲又一一给兄弟姐妹打电话征求意见，得到了一致的同意。

在姨奶奶的牵线下，一位在深圳打拼有成的远房表叔有意买下门面房。母亲找人评估了房子，市值60万的数字，母亲想着有这笔钱傍身，每家再帮衬些，小舅往后的日子总算能拨开云雾见青天。

然而在姨奶奶家原本商量卖房的家庭会议上，剧情急速反转。二姨夫率先开口：“小旦现在情况基本稳定了，后续花不了多钱，有医保社保，还有门面房租金，不行还是牛娃来照管，房子暂时别卖了。”小姨夫跟着附和，大舅则满脸笑意，连连点头，这样他就还能继续把小舅的资产握在手里。

我独自踱到阳台，寒意顺着玻璃缝隙渗进来，将夜色染得愈发浓稠。二姨夫的脚步声在身后响起：“还是要有个主事的，你大舅是亲哥，他来主事最合适。”他的声音裹着烟味飘过来，带着长辈特有的不容置疑。

“万一又像上次那样不管不顾怎么办？”那些被拖延的转账、被推卸的责任，此刻都化作喉头的硬块，堵得人喘不过气。“后面花不了多少钱了，不会的。”二姨夫说。

“万一小舅又生病又要住重症监护室呢？”“不可能。”二姨夫笃定道。

没承想，我的担忧竟一语成谶。

2024年老家罕有地倒春寒了，虽已过了春分，寒气依旧逼人，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让小舅再次住进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小舅重症肺炎复发，肾、肝等多器官衰竭，这次情况更为严重。

“不治了吧，没什么意义。明天三姊妹和牛娃一起，去给医生说拔管！”大舅妈冰冷的话语，与上次如出一辙。只是这次，命运没有眷顾小舅。

凌晨两点，母亲接到医院电话，说小舅经抢救无效死亡。彼时窗外大颗的雨滴密集坠落，路面涟漪不断的水坑，倒映出霓虹灯的残影，急风把路两边的樱花树吹得东倒西歪，花瓣不堪忍受从枝头纷纷飘落。

母亲看见二姨夫的车接上大舅从楼下驶过，却没有开口叫住他们，她独自撑着伞深一脚浅一脚趟进茫茫的雨夜，向着医院走去。殡仪馆的火化炉里，随着一声轰鸣，前几天还谈笑风生的小舅瞬时化为灰烬。他的生命定格在了59岁，离拿养老金只差几个月。

小舅走后第7天，母亲做了个梦，梦见在儿时的屋里，小舅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站在门口，母亲哽咽着：“这么多天去哪了？”小舅说他生病了，在住院，不过现在好多了。

第二天，我陪着母亲给小舅烧了纸钱，看着跳动的火苗，我安慰道：“小舅能找到老宅，就能找到外公外婆，他们会陪着他的。”

小舅离世后，我实在无法装作若无其事，大舅大舅妈那些病床前的冷漠、账本上的算计，像倒刺般扎进心里，再遇见他们，我总是选择沉默地擦肩而过，却没想到，这竟成了引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在一次大家庭聚餐后，大舅突然暴跳如雷，指着我怒骂：“一点都不知感恩，小时候在我家吃了多少顿饭？给了你多少年的红包？见了面还不打招呼。”大舅妈叉着腰在旁帮腔，突然话锋一转，指责他们和外婆一起生活了八年，母亲却在外婆离世时偷拿了外婆存折。

当年外婆为了照顾大舅刚出生的女儿，忍痛转让了经营多年的百货店，住进大舅家帮忙照顾孩子，直到孩子八岁。后来大舅买了新房，搬家的时候，他们拉走了所有家具，却没有把外婆接去同住，后来母亲把她接来我家住，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情义是拿来算计的吗？亲戚处谁对谁没有照顾，我们家做得少吗？”滚烫的怒火从胸腔直往上窜，我攥紧拳头，再也听不下去他们的信口雌黄，“外婆走后，你们三天两头来我家翻箱倒柜，连外婆的电视机都搬走了，要有存折，你们会找不到？她在世的时候对你们是最好的，无偿给你们带孩子，做生意攒的钱全贴补给了你们，她走的时候我们都还没从悲痛里缓过来，只有你们竟还惦记着她的财产。”

母亲也不再隐忍，她细数起第一次在姨奶奶家的聚会上，大舅妈大言不惭却颠倒黑白的言论。末了，她态度强硬道：“你们要是觉得每家五万不该给，我们全退，门面房重新分配！”大舅大舅妈没有接话，他们当然舍不得把房子交出来。

二姨夫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这么吵有什么意义？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来算算账，算算每家给小旦花了多钱，我们把钱还给你们。”大舅转而对小姨说道：“小旦看病你们一共给了三万，我先把钱给你，你给我写个收条。”

“当时拿钱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写借条，你们说怕给孩子增加负担，不写，现在凭啥要写收条？”小姨的“好”字刚说出口，二姨夫反应迅速，当即反问道。

大舅说：“我们想的是把你们给小旦治病垫的钱都先给你们还了，都欠在我们名下，我们吃点亏，用房租慢慢冲减。”

二姨夫冷笑道：“你们吃亏？垫的钱用房租两三年就能还清，用得着慢慢冲减？你们当初说不管，又不把房产证拿出来，现在人没了，还想着一直收房租？”

二姨夫一语道破大舅的私心，大舅、大舅妈又和二姨夫吵了起来。两个小时的争吵在暮色里落幕，大舅大舅妈骂着“以多欺少”摔门而去。就这样，那些曾经极力维系的手足情义被其生生剪开。

次日，母亲做了一桌好菜，叫来二姨、小姨全家，又给大舅妈大舅打电话邀请，想要缓和家庭矛盾。大舅推脱有事来不了，又在家庭群里发了长篇大论，说要不是他们看管小舅的门面房，三姐妹都不可能一共拿到15万，人要懂得感恩。

大舅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小舅门面房的盘算，所谓血浓于水的亲情，在他们眼里，远不如金钱利益来得实际。

今年端午节，二姨告诉我她做梦梦见小舅，小舅问她小姨经常回来吗？二姨说：“回来呢。”小舅说：“回来就好，你们好好地过。”

时至今日，这场家庭纷争仍未尘埃落定，房产证依旧滞留在大舅手中，房租依然定期流入他们的账户，母亲和小姨垫付的费用也杳无归期。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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