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大平正芳：对华友好与分裂台湾的复杂图谋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在1972年中日关系大转折时刻，有两个人物不得不提，这就是大平正芳和蒋介石。

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不仅右翼政客企图乘中日复交之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就连大平正芳这位“中道”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也存在错误认识，令人深思。

谈判中身为日本代表团重要成员的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成为问题的讲话绝非自说自话，而是在代表田中和大平两位首脑以及日本政府表明日方立场；而大平外相在中日复交前后发表的有关台湾问题的一些错误言论也绝非言不由衷，而是道出了心中真实的想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大平正芳就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想法。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2000年解密的一份档案，便足以反映这一点。1964年5月4日第二次日英外长定期会谈如期举行。

在此次会谈中，大平外相与英国外交大臣巴德拉曾就台湾问题有过如下对话：

上述对话表明，无论早已率先承认新中国的英国外交大臣巴德拉，还是后来被视为对华友好的政治家大平正芳，形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一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即已成为他们“极秘密进行”的“腹案”。

时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1972年七八月间，田中内阁为了确保中日复交顺利进行和将日台关系的“波动”降至最小程度，不仅向中国派出庞大访问团以统一党内意见，而且同时向台湾当局派遣“特使”和“密使”做说服工作和传递机密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大平外相不仅选择具有日本血统的“台独”头面人物辜宽敏充当“密使”、选择“台湾帮”元老椎名悦三郎担任“特使”，而且在向“密使”和“特使”交代赴台使命时道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暴露出大平外相直至此时还心存“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想法。

1972年7月，被大平外相遴选为赴台“密使”的辜宽敏有着很深的日本背景和渊源。他不仅是甲午战后亲自引领日军进入台北的民族败类辜显荣之子，而且是长期在日本从事“台独”活动的头目之一，担任过“台独联盟”委员长，被台湾当局列入“台独”分子黑名单。

当时根据台湾当局发布的戒严令，被列入通缉黑名单的“台独”分子是不允许入境的。但在日台双方实力人物大平外相和蒋经国的亲自安排下，辜宽敏绕道西班牙秘密潜回台湾。行前，大平外相将辜宽敏约至私邸嘱托道：“日中邦交的恢复只是时间问题，但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不是日本的本意，请你向本国转达。”

辜宽敏把大平的“训示”整理成7条内容的信件，在刘维德“经济参事官”的协助下，于7月下旬乘船秘密携至台北，呈递给台湾当局的沈昌焕“外交部长”。

恰如日本学者所说：“消息传递成功与否姑且不论，大平为了把日本方面的意图极为秘密地传递给台湾方面，特意选择和委托台湾独立运动家完成密使任务，是发人深思的。”

同年8月下旬，自民党总务会议决定任命“台湾帮”头面人物椎名悦三郎为“特使”赴台做说服工作。当时椎名的基本想法是，在维持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同时，考虑与中共打开国交，实际是想乘机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事实。

大平外相不同意椎名的看法，认为国家之间的交往选择了一方就只能放弃另一方，并委托椎名向台湾当局解释。但他同时对椎名“特使”说：

《中日联合声明》签署翌日即9月30日，大平外相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就中日复交情况和联合声明内容这样述职道：

10月6日，大平外相应“内外形势调查会”的邀请在东京都饭店就中日邦交正常化情况发表演说，再次就台湾归属问题表明自己的心声。

日后大平正芳还对党内同僚说：

1975年8月20日，已转任大藏大臣的大平正芳不仅会见了台湾“财政部长”李国鼎，而且对李提出的保留台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会籍的请求表示赞同，并积极促成了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日台经贸会议”渠道的建立。

不难看出，大平外相在中日复交后的上述言行，已违背了自己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向中方作出的日本政府“今后既不会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绝不考虑支援‘台独运动’”的郑重承诺。

大平外相在台湾问题上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具有“承前启后”的负面意义。所谓“承前”是指，他意在向其国人表明，日本政府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考虑虽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但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述的“一个中国”立场即“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不是日本的本意”；日本政府通过采用“理解和尊重”这一文字表述，通过采用“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一兜圈子的表述方式，继承了吉田茂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

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的那样，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面上赞同“一个中国”政策，但实质上仍在奉行吉田茂以来的“政经分离”和“两个中国”政策。所不同的是，中日复交前采取“政治台湾，经济大陆”的方针；中日复交后改为“政治大陆，经济台湾”的新政策。

所谓“启后”是指，他意在为复交后的日本政府继续制造“两个中国”定下基调。

事实上，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国内无论官方发言还是民间讲话，都与当年大平外相定下的基调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宣称的日本对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只表示了“理解与尊重”而不是“承认”等论调，不就是当年大平外相在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体大会上所表明的立场吗？

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日台关系，台湾当局的重量级人物纷纷出马“救急”，但已无法改变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趋势。第一位出场的是与日本渊源甚深的台湾经济界巨头辜振甫。

台湾当局本来派他赴日“金援”福田赳夫，结果日本诞生的却是田中角荣新政权。第二位出场的是时年83岁的耄耋老人、与日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亲日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

台湾当局派其赴日是想利用他与日本的人脉关系有所作为，结果张老先生除唱着极具象征意义的“再见，东京！再见，东京！”这首凄婉的曲子去日返台，也无计可施。接着出场的是何应钦和蒋经国。两人在会见肩负“安抚”使命到访的椎名悦三郎时，试图利用这最后一个机会来说服日本当局改变立场，结果当然也是徒劳的。

蒋经国用责难和恫吓的口吻警告椎名说：

不过在与日人的轮番交涉中，时年81岁高龄的何应钦在9月18日会见椎名悦三郎时说出的一番话，可谓最系统、最全面和最富逻辑性，似应收到一些效果。

何应钦首先定性说：

接着话锋一转，开始历数当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恩德”以及日本对国民党丢失大陆的责任：“日本战败后，在日本国内所发生之种种悲惨事态，日本国民当不致或忘。当时若非中华民国之蒋总统在开罗会议主张维持天皇制，则战后日本国体变更为民主共和国，或许将受共产党操纵而发生无法收拾的混乱局面。

再若蒋总统未反对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分割占领日本案，则日本国土何能避免分裂？若当时蒋总统未将拘留大陆之二百多万日本军民迅速遣返日本本土，若未放弃对日赔偿要求，何能会有今日日本之复兴与繁荣？

现在中共之所以能占据大陆，追根究底乃导因于日本对中华民国发动侵略战争，及日本投降时苏俄没收日本关东军之大量精锐武器、弹药给予中共。田中政府为不再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之错误，应与中华民国政府携手合作，为维持中日两国及亚洲之安定与和平而努力。”

他最后也用威胁口吻警告和“规劝”日本政府说：

何应钦的上述长篇大论和苦口婆心，仍无力改变田中政府中日复交之决心。

最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

作为对椎名特使带来的“田中书简”的答复，他在致田中首相的回函中说：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局已定的形势下，蒋介石除历数一番当年“关怀日本，与人为善”的恩义和责难一通日本政府“背信绝义，引狼揖盗”外，同样无力回天。这是由只讲国家利益、不看个人恩义的国际政治本质决定的。

就是说，一国之外交决策从来不考虑什么恩义或交情，也从来不以国家或地区领导人之间的私谊为转移，其关系是维持还是改变，仅以国家或地区利益为依归。亨利·帕麦斯顿和温斯顿·丘吉尔两位英国绅士，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前者所渭国家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而后者所谓“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保护我们本身的利益；…任何政府的外交政策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则是对外交本质的经典概括，广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引用。

这是导致辜振甫、张群、何应钦乃至蒋氏父子均无力回天的真正原因所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关系转折关头，无论台湾当局怎样千方百计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拼命挽救岌岌可危的日台“外交”关系，但一如中日复交前始终拒绝了日本右翼势力既恢复中日邦交又维持日台“外交”之动议，即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立场。

这既表现在使日美等国利用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之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破产，也表现在使日本政府趁中日复交之机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落空。蒋介石对日美等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抵制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岛内统派政治力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