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金银器的神秘之旅：源流与特征深度解析

历史·文化

多元一体：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源流与特征研究

作者：

于光建（1982—），男，甘肃武威人，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物考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景利军（1992—），男，甘肃定西人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物考古。

摘要：

自1972 年西夏陵考古发掘以来，目前西夏陵共出土了14 件金银器。这些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为研究西夏帝王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出土的金银器造型、纹饰、制作工艺及其源流特征来看，西夏陵出土的金银器基本继承了唐宋以来所流行的大体样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同时，在金银器设计制作上又借鉴融合了周边多民族文化元素，实现了西夏金银器的创新发展，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西夏陵出土的金银器既是西夏社会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见证。西夏陵出土金银器反映了西夏通过制度认同、技术传承、审美融合与创新改造，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在各民族交流互鉴中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西夏陵；西夏金银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参考引用格式：

于光建, 景利军. 多元一体：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源流与特征研究[J]. 宁夏社会科学,2025,(5):168-181.

金银器作为贵金属，自古以来就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同时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仪秩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能够反映出古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信仰体系和文化特征等。据西夏陵历次考古发掘简报统计，截至目前西夏陵共出土了14件金银器，其中金器8 件、银器6 件。自1972 年起，对西夏陵进行了第一次调查发掘工作，主要发掘了八号陵（现编号六号陵）和4 座陪葬墓，因当时不能确定该帝陵陵主身份，故将此座帝陵编号为八号陵 ［1］60 。随后宁夏考古所在1986—1991 年、1998—2002 年间分别对西夏陵进行了两次调查和发掘，其间基本掌握了西夏陵的整体布局和形制情况，并对帝陵自南向北、从东到西的顺序依次编号进行了重新编号 ［2］1 。截至目前，西夏陵出土的14 件金银器皆全部出自西夏六号陵（原编号8 号陵）。这些精美的西夏金银器不仅是西夏社会物质文明的载体，是这一时期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更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

一、研究现状

学术界关于西夏陵出土金银器的研究成果较少，20 世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掘简报和西夏陵相关研究著作中，以金银器整理为主，记载了西夏陵出土金银器的第一手资料。如1978年，钟侃、李志清、李范文《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一文最早公布了墓室、堆土及甬道中发掘出土的“凸出葡萄纹金带饰、花瓣形镂孔金饰、金扣边、2件金鞍饰及鎏金兽面形银饰、2 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3 件银片饰” ［1］63-66 。上世纪80 年代开始，西夏陵区出土的金银器陆续被诸家著作所刊布，如陈炳应先生在《西夏文物研究》中就提到了帝陵和陪葬墓出土的“凸出葡萄纹的金带饰、莲花状菱形和圆形嵌绿松石的鎏金银饰，以及花瓣形镂孔金饰” ［3］185 ，并推测八号陵可能是西夏第八代君主“李遵顼的陵墓” ［3］179 。1988 年，史金波、白滨、吴峰云在《西夏文物》一书中图录了西夏八号陵（今六号陵）出土的马鞍金饰、葡萄纹金饰、花瓣形金饰以及鎏金银饰。 ［4］308 1995年，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中国田野考古报告》一书中也对六号陵出土的荔枝纹带扣、花瓣形镂孔金饰、金鞍饰、银片饰以及鎏金银饰进行了图释说明。 ［5］100-101

进入21 世纪以来，学界关于西夏陵出土金银器之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陈育宁和汤晓芳在先后出版的《西夏艺术》和《西夏艺术史》这两本著作中，从纹饰、造型和工艺等方面彩版图释了“花瓣形镂空金饰” ［6］161-164 和“镶绿松石鎏金银饰” ［7］325 ，并重新定名了上文提到的六号陵出土“葡萄纹金饰”，将其更名为“荔枝纹金带饰”，但学界仍存在纹饰方面的不同定名。如之后的宁夏博物馆编《朔色长天——宁夏博物馆藏历史文物集萃》中仍将其定名为“葡萄纹金牌饰” ［8］221 ，但目前在展柜中又签以“荔枝纹金牌饰”之名，此举应是对先前出版书籍的更名。高春明《西夏艺术研究》赞同“荔枝纹金带饰” ［9］231 一说。史金波主编的新版《西夏文物·宁夏编六》中将六号陵出土的“葡萄纹金牌饰、金鞍饰件、花瓣形镂空金饰、圆帽金钉、金笄和嵌松石银菊花饰等银饰” ［10］2401-2409 进行了详细整理和高清图录。金萍、王效军《西夏金银器鉴赏》 ［11］97 、程丽君、赵天英《西夏金银器研究》 ［12］27 都提到了西夏陵出土的金鞍饰、荔枝纹金饰、花瓣形镂空金饰、和嵌松石鎏金银菊花饰等。此外，还有宋娟、王胜泽《从宁夏博物馆藏“荔枝纹金牌饰”看西夏六号陵的墓主身份》 ［13］219 一文，就荔枝纹金饰艺术风格和出现时间、舆服制度等方面推断初六号陵墓主为李德明。张景明《西夏、金朝的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现象》 ［14］36 和吕姝莹《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的西夏金银器研究》 ［15］ 从文化交流和社会功能等角度对西夏金银器展开了相关论述。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西夏陵出土金银器的研究，一是主要集中于资料的刊布，出版了考古发掘简报与诸多西夏文物图录；二是对西夏陵出土金银器装饰纹样的研究，如六号陵出土的“荔枝纹金带饰”在学界的定名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是“荔枝纹”，有学者认为是“葡萄纹”；三是对西夏金银器制作工艺的研究；四是对部分金银器名称的讨论，如“金牌饰”或“金带饰”的定名之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尚未有对西夏陵六号陵出土的金银器进行整体系统研究，没有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视角来考察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源流与特征。另外，据发掘简报，六号陵考古发掘，还出土了“金扣边”、“兽面形鎏金银饰”和“菱形嵌绿松石鎏金银饰”，但在目前的研究论著中均未涉及。本文在已刊布资料和前人研究基础上，补充2 件“鎏金银饰”，从中华文明特性视野下，就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所呈现的多元一体源流与特征予以简要述论，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二、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概况

目前，西夏陵出土金银器共14 件，其中金器8件（见图1—5），银器6 件（见图6—7），均出土于西夏六号陵，是1972—1975 年对西夏陵进行第一次系统调查发掘时所出土，除“荔枝纹金带饰”和“嵌松石鎏金银饰”在1996年被定为一级文物之外，其他金、银器分别于2003、2006 年被定为二级文物，它们都于1975年同时入藏宁夏博物馆。

现将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整理如下（见表1）：

表1 西夏陵出土金银器一览表

（一）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源流

西夏的金银器来源是多元化的，既有西夏制作的金银器，还有外来的。夏州党项时期主要来自唐宋中央政府的回赐，而1038年以后，其金银器来源较为复杂，一是西夏自己制作的金银器；二是来自向宋、辽、金宗主国朝贡回赐所得，数量众多；三是来自丝绸之路贸易进入西夏的金银器。此外，金银器作为西夏的特产之一，还向周边地区和民族输出。总之，金银器在西夏政治、经济、军事、对外交往、宗教等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荔枝纹金带饰

研究金饰的源流问题，第一步须明确其纹饰定名。西夏陵出土荔枝纹金带饰的纹样名，学界一直围绕“葡萄纹”和“荔枝纹”两种纹样名称存疑，再者是“带饰”或“牌饰”的定名问题。笔者认为此文物为“荔枝纹金带饰”，原因有三。

其一，就纹饰造型来看，两种纹饰的自然果实和枝叶有着很明显的区别。荔枝是以单体成果，表面均匀分布着凸起的小颗粒，极具触感，荔枝的枝叶是两头窄中间宽的羽状叶片，“果实有触感”和“羽状叶片”特征与文物中果实、枝叶（见图8）十分接近。而葡萄则是成串生长，表面光滑且每串形状不一，再者葡萄的枝叶是五瓣的大片状造型，与文物中所饰枝果实、叶片完全不同。所以，仅从纹饰造型的自然属性特征来判断，就可推断其为荔枝纹，而非葡萄纹。

图8 荔枝纹金带饰（局部）

其二，在文献中能够找到荔枝纹金带饰，而未见葡萄纹金带饰。《宋史·夏国传》卷四百八十五载：“乾兴元年（1022 年），加纯诚功臣。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 ［16］13992 可见，西夏早期，元昊之父李德明就获得大量宋廷赏赐的金银玉帛，其中就有金荔枝带和金涂银鞍，说明了荔枝纹金带饰的可靠性。

其三，文献中记载的“金荔支带”明确指“带饰”并非“牌饰”。六号陵出土的荔枝纹金饰背面上下端还有两个横穿（见图9），明显是便于穿缀的设计，而金牌饰自汉以来多穿缀于衣、帽之上，应有孔洞方为合理。此外，就目前可见西夏时期的文物、文献来看，仅此一件金荔枝带，未见有第二例出现。因此，西夏六号陵出土的这件金饰应为“荔枝纹金带饰”。

图9 荔枝纹金带饰（背横穿）

金带饰，自曹魏而下才有之，发展至宋则更加繁荣。宋代十分注重腰带的纹饰图案，且有明确的佩戴规定，常见纹饰有毬路、荔枝（或为御仙花）、师蛮、海捷、宝藏等，而荔枝纹金带饰就是其中之一。《宋史·舆服志》卷一百五十三有载：“带。古惟用革，自曹魏而下，始有金、银、铜之饰。宋制尤详，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其制有金毬路、荔支、师蛮、海捷、宝藏，（《宋史》原文注：荔支自二十五两至七两，有四等；……荔支或为御仙花，东带亦同）金涂荔支（注：荔支自二十五两至十两，有三等）；束带则有金荔支（注：荔支自二十五两至十五两，有三等）……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 ［16］3564-3565 1978年，江西遂川县郭知章墓出土了13 件北宋时期的“银镀金带饰” ［17］66 ，也有称“金御仙花带板” ［18］20 （见图10），其中有御仙花果图案（荔枝纹花果）方銙9方、花形銙1 方、铊尾1 方，此墓年代为北宋“郑和元年（1111 年）” ［19］40 。从纹饰造型和工艺来看，同西夏陵出土的荔枝纹金带饰的果实造型、枝叶交衬样式、四周的高棱边框以及凸花锤揲工艺等完全一致。而文物名称有别是因宋太宗时期将“荔枝”又称为“御仙花”。欧阳修《归田录》中有云：“初，太宗尝曰：‘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惟金也。’乃创为金銙之制以赐群臣，方团球路以赐两府，御仙花以赐学士以上。金俗谓球路为‘芴头’，御仙花为‘荔枝’，皆失其本号也。” ［20］23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是982年，同西夏德明受宋帝赏赐金荔枝带时间相吻合，西夏陵出土荔枝纹金带饰无论从文物的艺术风格来对比，抑或依据历史文献推理，皆属宋之赐品或沿袭宋制而创，体现出宋夏金银器交融之紧密。

图10 北宋·郭知章墓 荔枝纹金带饰

荔枝纹金带饰，在宋元时期十分流行，并且样式、形制及制作工艺都同宗同源。就出土文物来看，荔枝纹金带饰的四周都是凸起的棱边，所饰图案全部是凸花果实，以缠枝相连，且果实的分布以插空的形式整齐排列、纵横平行，底衬背景全部以“套珠錾” ［21］96 （见图11）圆珠形錾刀头錾刻圆珠纹、为满地铺，材质或金、或银鎏金、又或铜鎏金，总之表层都以黄金示人，凸显了佩戴者身份。如1975年，在辽宁省朝阳市姑营子村辽代耿知新墓出土的2 件“鎏金錾花银带扣” ［22］ 174（见图12）皆饰荔枝纹图案，一长一短，较短带扣的卡针部分穿有一如意头形白玉饰件，背有四孔两两相对。又如1959年江苏苏州吴县吕师孟墓出土的元代“荔枝纹金带饰” ［23］307 （见图13），一类为铊尾，呈圭形块、三边平直、一边圆弧；另一类为方銙，四周都有边框，同北宋御仙花金带饰看似同出一模，其内锤高浮雕凸花荔枝纹缠枝花果图案，全部为缠枝果实花叶纹。将以上所举金带饰与文献史籍对照，不难辨识出“缠枝花果纹”就是宋代官阶等级束带上的荔枝纹或御仙花纹金饰，相同形制和样式的金带饰体现的是宋元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像叙事。

图11 套珠錾刀头

图12 辽·耿知新墓 鎏金银带扣

图13 元·吕师孟墓 荔枝纹金带饰

荔枝纹金带饰作为中国古代金银器中极具代表性的纹饰体系，其融合了政治制度、工艺技术、社会审美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多重文化内涵。荔枝纹金带饰成为宋元时期舆服制度的等级符号，在宋代就被明确纳入了制度体系，是古代官僚等级的标识之一。西夏、辽、金、元等政权皆沿用此制，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延续性和跨政权等级体系的共同性。荔枝纹金带饰还体现出工艺技术层面的文明交融对话，在沿袭唐代锤揲技术的基础之上，结合宋代的夹层法工艺，发展出边缘凸棱边框和立体的高凸花工艺，将荔枝果实以半浮雕形式呈现，使其纹饰的层次更加分明、所用黄金量也更少，背面横穿设计则又保留了游牧民族便于携带的需求。而荔枝纹金带饰的流行，既是对自然意象的追求，又是对祥瑞和权力的符号化隐喻，因荔枝果实“外壳嶙峋、内藏甘甜”的特性被赋予“多子多福、忠贞不渝”等吉祥寓意，与古人“以物喻德”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相对应的物化表达，以官阶等级来划定所服荔枝纹金饰的数量更是权力的象征。总之，荔枝纹金带饰是多元文明碰撞的结晶，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装饰功能，深刻诠释了中国古代“器以载道”的造物哲学理念。

（三）金鞍饰

西夏陵出土的2件金鞍饰，均出土于西侧室填土中，一件为马鞍桥包边，另一件为马鞍侧边饰，出土时金器腔内部残存有朽木且有钉孔，说明是钉缀在木质胎体马鞍之上。由于这2件金饰素面无纹，从纹样探究其源流、风格显然行不通，但包边是钉缀在马鞍上的装饰品，所以从马鞍的形制和同时期金鞍饰样式进行对比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马鞍，最早由匈奴人发明，以皮革制成，用来垫在马背上。如我国现存最早于1992年新疆鄯善苏贝西墓出土的战国“马鞍具” ［24］190 ，就是以羊毛填充、皮线缝制的加厚鞍垫。秦代也保持了这一造型，如秦始皇二号兵马俑坑中的“鞍马俑” ［25］ 。两地文物中的马鞍具都是极为相似的鞍垫造型。西汉末年，出现了有鞍桥的马鞍，东汉时期流传较广，鞍的两头是直立的、较为低平的鞍桥，如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和广西西林、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车马和铜骑俑中的马鞍，山东滕县（今山东滕州）、陕西绥德出土画像石中的马鞍形象，皆为低平的鞍桥造型。 ［24］192

魏晋时期，“高鞍桥”马鞍和马镫同时出现，将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推向了新的时期，如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出土的“鎏金鞍桥包片” ［24］202-203 （见图14），就是高立、拱起的鞍桥造型。经南北朝发展改进，隋唐时期的马鞍桥造型虽不尽相同，有加高的、有略低的，也有宽、窄的，但是马鞍后鞍桥造型发生了改变，后鞍桥由魏晋时期的高拱、直立向后进行了倾斜，自此马鞍的基本形制也被确定了下来，主要表现为前鞍桥高、立，后鞍桥略低、后斜。如湖北武昌马房山 ［24］266 、何家山 ［26］19 隋墓出土的陶鞍马（见图15—16）。宋徽宗赵佶摹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见图17）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到高立的前鞍桥造型，并且在鞍桥的拱形两端内凹两个对称造型，还可见日本奈良手向山神社收藏的“唐鞍” ［22］268 （见图18），这种造型的鞍桥造型至宋一朝基本没变，并被北方辽朝所继承发展。内蒙古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鎏金牡丹纹银鞍饰” ［23］226 （见图19），大的拱形金鞍饰为后鞍桥，小的为前鞍桥，其余4 件为两块鞍面的包边，可见形制基本沿袭了唐代造型，并且是全包边，其上錾刻秀丽工整的精美纹饰。

五代后唐至北宋初期，有一位辽代著名画家胡瓌绘制的《番骑图》 ［27］ （见图20），画作中还可见另一种辽代马鞍桥造型，所描绘的后鞍桥造型近似“M 形”对称分布（见图20局部），而西夏陵出土金鞍桥包边造型与其外形一侧十分契合；再结合从上文所列举的唐宋时期鞍桥造型来看，这一时期马鞍的前鞍桥基本都比后鞍桥小一些，并且前鞍桥拱形两端有凹陷造型，后鞍桥造型则是中间粗两端细的样式，同时外沿形制伴随着弧度曲线一波三折，与西夏陵金鞍桥包边形制也有类同。

由此，可推断出西夏陵出土的金鞍桥包边应是后鞍桥包边金饰，而非前鞍桥包边，且西夏陵出土的金鞍桥包边从形制来看，较唐、辽鞍桥略窄。至于另外一件鞍侧边饰，与唐宋所流行马鞍面的前端金饰包边如出一辙，同辽一致，是沿袭唐制鞍侧边饰而来。同时，从这两件光素无纹的金鞍饰能够看出西夏金鞍饰既效仿了唐鞍侧边饰造型，又吸收了辽鞍桥包边样式，还承袭了历代马鞍包金边的传承。从西夏陵出土这2件金鞍饰不难发现，西夏的金鞍饰主要以纯金打造且为素面无纹饰，没有像辽朝那样錾刻精美、繁复的图案，与唐代金银器所流行的“满地装”形成了鲜明对比，同宋代宫廷鞍具的素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宋仍保留了龙纹、莲花纹等细密雕刻，说明西夏的金鞍饰更加注重“无纹即美”的设计理念，更加倾向于材质本身的质感和结构性功能，其本质主要是以简洁、实用为主，反映出丝路多元文化交会地带对众多复杂元素的凝练与重构。

（四）桃形镂空金饰

花瓣形镂空金饰，整体作花瓣状，中间镂空为桃形，四周錾刻连续弧纹，三角各有一钉孔，孔内各有一枚圆帽金钉，钉长在1厘米左右，钉足采用切削工艺制成，出土时钉足还附带有朽木，说明此件桃形镂空金饰最初是钉在木质器物之上，并且该件金饰和3件金钉出土时为一组金饰。这种造型的金饰，两斜边呈等腰三角形，采用金钉固定装饰，说明当时的使用者身份极为尊贵。

表2 不同时期马鞍桥形象对比

1994年，辽宁凌源小喇嘛沟最大的一座辽墓，M1 号墓出土了1套21单件的“银鎏金双扣双铊尾独角兽纹腰带具” ［28］18 ，现藏于凌源市博物馆。其中有5件“桃形带銙” ［29］433 （见图21），边缘为曲状花边，中间有一圆孔，正面上、下饰如意云纹，云头相接；背面有3个铆钉，钉缀角质背板。其外观造型与西夏陵镂空金饰外形不仅十分相近，且大小尺寸都接近，宽2.5厘米、高2.8厘米、孔径0.8厘米。又如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1号辽墓出土有“桃形镂空鎏金铜带饰” ［24］279 （见图22），其造型仍属同类型饰件，亦是带銙。桃形镂空造型的金饰，还可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金銙银鞓蹀躞带”能够看到，其后部也钉有形制相同、大小相近的5件“桃形有孔金带銙” ［29］384 （见图23），其带通长156厘米，宽3厘米，后1.1厘米，其金带銙也在2.8厘米大小。这种似花瓣或如意桃形的金饰造型，频繁地出现在腰带上和马具上，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关于带饰的造型装饰喜好相近、审美接近、样式趋近，就同材质亦追求金色，或纯金、或银鎏金、或铜鎏金，体现出这一时期腰带装饰图案的共性。

图21 辽·桃形带銙

图22 辽·鎏金铜带饰

图23 辽·金銙银鞓蹀躞带

唐五代宋时期，用黄金饰件用以装饰棺椁十分盛行，尤其是游牧民族受到中原丧葬礼仪的影响之后，在其各贵族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金饰葬具，如唐代吐蕃统治下吐谷浑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就出土有精美的“骑射武士金饰片、方形象纹金饰片” ［30］113、258 棺饰，契丹贵族亦受其影响将金银装饰于棺椁之上，可见辽宁法库县叶茂台8号墓中出土“鎏金银棺饰”和内蒙古赤峰市耶律羽墓出土的“鎏金铜棺饰” ［31］13 ，这些纯金或鎏金葬具都出现于土葬木棺之上。而西夏陵也为土葬形式，所出土的桃形镂空金饰，不仅有用于固定的钉孔，还配套了三枚圆帽金钉，钉足切削成锥状且出土时附带有朽木，很明显是固定在木质器物之上的金饰，尽管与同时期辽代带饰中带銙和马具装饰物极为接近，应该不属此二类金装饰。从3件金钉的帽头仔细观察不能发现，其中有2件金钉的帽头已被捶打至接近平面圆形，不再为半球体状，更加说明金钉的使用是捶打后钉在木质器物上，而非使用在带饰底衬中较为柔软的皮革或丝质类物品之上，而进一步研究其功能还需考古新材料的发现来证实。但是，这种图案造型、工艺技术相近但其用途又不完全相同的金饰件，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内频繁出现，呈现出这一时期风格各异又相互交融的景象。由于西夏陵出土这件桃形金饰孔内金钉在出土时带有朽木，推测可能是固定在“棺”或“盒”之类木质器物上的金质装饰件。

（五）金簪

簪，由“笄”演化而来，最早是用于固定发髻或冠帽的工具，可追溯至石器时代，通行于先秦时期，有骨、蚌、竹、玉、铜等材料，后发展为金、银材质，在汉魏时期两者同时使用。从隋唐五代开始，逐渐由“簪”取代了“笄”成为主流发饰为男女通用，并分化出钗、步摇、花胜等发饰。

西夏陵出土的这件金簪，一端回卷、一端呈尖状，素面无纹，通体平直细长呈扁平状，同宋代“扁平式簪”造型一致，这种簪的造型与唐代的搔头渊源颇深，是继承唐式挠头簪样式发展而来的新造型，如唐代李贤墓前室西壁南铺壁画“观鸟扑蝉图” ［32］ 图版四十中描绘的长簪搔头女子（见图24-1）和江苏宜兴安坝唐墓出土的“錾花银簪” ［33］136 （见图24-2），两件唐簪的样式皆为扁平式簪造型，从簪头自上而下看是上宽下窄形制。这种扁平造型的簪饰至宋一朝十分流行，如上海宝山区月浦镇南塘谭思通家族墓出土的南宋“凤首金簪” ［34］ （见图26），其金簪就是扁平弧状，簪首同西夏陵出土金簪顶端一样，均是回卷或回弯造型。扁平式簪，除了在簪头装饰精美造型外，还被运用于耳挖中，如湖南耒阳城关宋墓出土的“银耳挖簪”（见图25）上部扁长方，下部有椭圆形挖窝，背部刻刺卷云纹。 ［35］270 又如内蒙古赤峰市科尔沁旗（今科尔沁区）辽代耶律羽墓出土的“金花银簪” ［36］14 （见图27），簪首曲边，整体弧弯、扁平。从这些文物来看，它们的形制大体呈扁平状，或直或弯、或素面或刻花，但其形制、功能都是同源的。

图24-1 唐·李贤墓壁画 局部

图24-2 唐·錾花银簪

图25 宋·银耳挖簪

图26 宋·凤首梅花纹金簪

图27 辽·金花银簪

此外，西夏陵出土金簪的顶端回卷处有氧化的焊接遗痕（见图28），说明此物在最初成型时应在簪首焊接有装饰，只可惜装饰物早已脱失无从查实。同时，也排除了此金簪用于男性冠帽的可能性，应该是宋元时期所流行的女性“扁平式金簪”类型。

图28 西夏·金簪顶端

（六）鎏金银饰

西夏陵共出土3件鎏金银饰，其中1件为兽面形鎏金银饰，由于现存图像资料模糊难辨，在此不做过多赘述。这里仅对2件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展开讨论。一件为菱形，一件为椭圆形，中间位置皆镶嵌有一颗绿松石，镶嵌座周围均饰一圈连珠纹和卷草纹，外沿分别是卷草纹、菊瓣纹，卷草纹以高凸浮雕形式制成，菊瓣纹则以内凹阴刻工艺呈现，将自然花卉的形态进行艺术化提炼，呈现出简洁又不失生动的视觉效果。其中菱形鎏金银饰出土时，左角有一孔，孔内有一短钉，右角略残；椭圆形银饰背面，在镶嵌座位置也有两个孔，孔内无钉；推测其可能为帽饰或带饰之类的装饰品。

西夏陵出土的2件嵌松石鎏金银饰的造型设计精细，镶嵌工艺高超，采用了锻、压、镶嵌等多种工艺结合，与唐、辽宋夏金时期金银器制作工艺相互印证，表明了这一时期金银器制作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间独特的镶嵌绿松石造型。以往所见金银器中的镶嵌座大多是或圆、或方、或椭圆、或桃形等造型出现，但西夏陵这2 件银饰的镶嵌造型十分独特，其镶嵌座整体呈一个四瓣花形，四面的上下、左右是大小完全对称分布的形状，这种造型的镶嵌座其实是“海棠形”镶嵌座。

海棠形金银器盛行于唐代，但类似的花瓣形器物在汉魏时期就有出现，如山西大同市南郊出土的1件北魏“八曲银洗” ［37］12 （见图30），其外形似多瓣的“海棠形”器口，亦属仿生类金银器造型，是早期的从自然花卉到海棠形文化符号的演变。海棠形金银器的应用以唐代为巅峰，形制典雅、纹饰多元，如“丁卯桥双鸾纹海棠形鎏金银盘、西安抚琴纹海棠形鎏金银盘和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藏唐代人物纹海棠形银盘、鹦鹉纹海棠形银盘” ［38］52-53 （见图29）的银盘口造型和唐代的“摩羯纹海棠形高足银长杯、鹦鹉纹海棠形银碗” ［39］26 （见图31—32）皆为海棠形或菱形样式。而辽朝又直接继承了唐代海棠形金银器的造型，仅在纹饰上做了改变，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窖藏出土的“海棠形簪花银盘” ［40］46 （见图33）。这些海棠形金银器与西夏陵出土鎏金银饰中的海棠形镶嵌座造型样式完全一致，足见西夏工匠巧妙地将海棠形转化为镶嵌座，从饮食器形制转变为装饰构件，赋予其“包容华美”的新寓意，实现了中原造型范式的功能创新，是多元共生的图像符号内容。

图29 唐代·海棠形银盘

图30 北魏·银洗

图31 唐·海棠形银杯

图32 唐·海棠形银碗

图33 辽·海棠形银盘

因此，西夏陵出土这2 件鎏金银饰，在形制造型上既保留了中原传统文化符号发展而来的流行样式，又在制作工艺上融合了多种技艺的结合，体现出西夏金银工艺的较高水准，功能上还兼具了装饰性和文化象征含义，在源流特征上呈现出与中原文化紧密关联、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多元一体性特征。

三、西夏陵出土金银器的特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通过不断地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明体系。宋辽夏金时期，在多民族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各个民族逐渐展现出了与中原主流文化相近，但又各具特色的文化新面貌，其中西夏金银器就属一例。西夏金银器是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而来的，它的风格特点既保留了唐韵、又借鉴了宋风，还吸收了周边各民族文化，同时又积极地学习各民族先进文化，适时调整和改变旧观念，不断与时俱进，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汇聚的特点。

西夏陵出土金银器别具一格，造型优美且工艺精巧，能够明显地看到西夏工匠已掌握了成熟的金银工艺，如锻造、锻打、錾刻、焊接、抛光，切削、锤揲等工艺技术。《唐六典》中记载了唐代的十四种金银工艺，包括“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 ［41］178 。宋代文献《燕翼诒谋录》记载了宋代的“十九种金银工艺” ［42］18 ，西夏的金银工艺虽无文献记载，但从出土文物的形制造型、装饰纹样、工艺技术等艺术风格和史料来看，仍受到唐宋文化的影响较深，显现出“学唐比宋”的特征。同时，还融入了周边多民族文化和丝路文化元素，体现出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最显著的特性是蕴含着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一）学唐比宋的发展路径

西夏党项自唐开始，就与中原王朝交好，深受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在元昊建立西夏以后更是处处“学唐比宋”，《宋史·夏国传》卷四百八十六中载“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 ［16］14028 。足见西夏受唐宋文化影响之深。西夏陵出土荔枝纹金带饰，就是对唐宋时期官员服饰制度的继承，这种森严的等级服带制度最早由唐高宗制定。《唐会要·章服品第》卷三十一载：“三品以上服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金带十一銙、五品服金带十銙，六、七品服银带九銙，八、九品服鍮（黄铜）石带九銙，庶人服铜、铁带七銙。” ［43］569 宋朝参照唐制，继承和发展了带具制度，有玉、金、银、犀，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带銙，又有金毬路、荔枝、师蛮、海捷、宝藏等十余种纹饰。

党项民族与其建立的西夏政权，在宋朝建立以后通过朝贡、贸易、岁赐等各种方式扩大与宋朝之间的交流。《宋史·夏国传》载：“继捧立，以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率族人入朝；因召赴阙，赐姓赵氏，更名保忠，太宗亲书五色金花笺以赐之，授夏州刺史，赐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并赐五州钱帛等；保忠辞日，赐袭衣、玉带、银鞍马、锦彩三千匹、银器三千两，又赐锦袍、银带五百，副马百匹。” ［16］13984 元昊之父李德明，因时常向宋献御马、散马、骆驼等，获宋赏赐金银玉帛数量甚多。景德三年（1006年），宋朝厚赏德明，拜官夏州刺史，“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 ［16］13989 《宋史·夏国传》又载：“四年（1007年），又献马五百匹、橐驼三百头，谢给奉廪，赐袭衣、金带、器币。及请使至京市所需物，从之。……乾兴元年（1022 年）……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 ［16］13989 庆历四年（1044 年），元昊给宋朝上誓表言，要求和好，宋朝廷“仍赐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 ［16］13999 。可见，北宋经常给予西夏丰厚的赏赐，其中就包含金荔枝带、金涂银鞍等金银制品，所以西夏陵出土金银器受唐宋文化的直接影响，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产物，这种特性在西夏金银器的纹样和造型方面尤为明显。

宋人“求真”，以仿生写实的花鸟画而盛名，居中国古代花鸟画之最。这种艺术风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金银器的制作中，如缠枝御仙花纹（或荔枝花果纹）就是宋代官员腰带中常见的一种纹饰，其图案果实丰硕鲜美、颗粒饱满，枝叶舒展盘绕、脉络清晰，通常以捶打、錾刻、焊接成型，并且流行使用高浮雕的装饰手法。西夏陵出土荔枝纹金带饰整体呈长方形样式，由纯金锤揲而成，四周模压出凸棱边框，正面以高浮雕装饰凸出錾刻三颗荔枝果实，果实不仅饱满，枝叶亦生动写实，果叶相衬给人以厚实之感，器物造型方矩小巧，外表光莹、薄厚均匀、做工精细。除了西夏，还有辽、元皆流行这种写实的荔枝纹带饰，这种将写实的手法运用到金银器中，是宋元时期金荔枝带饰所流行的共同样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符号的共性。

此外，荔枝属南方水果，却在唐宋时期权贵阶层的眼中极受欢迎。唐有贵妃喜嗜荔枝乃置千里骑送至京师而味不变，宋有荔枝纹金带饰分划官阶等级。西夏不产荔枝，但西夏陵出土的荔枝纹金带饰的装饰纹样、造型、功能却是唐宋以来所延续的官方样式，而西夏陵作为西夏统治者的陵寝，所出土文物自然代表了西夏的官样。又如鎏金，鎏金工艺始于春秋末期，到了汉代，鎏金技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44］138 到了唐代，鎏金工艺的应用更加广泛，在唐代金银器中能够见到大量的鎏金银器，而西夏陵同样出土有两件精美的鎏金银饰；还有唐宋金银工艺喜打作和锤揲工艺制作成形，而西夏陵出土金银器制作工艺亦是如此；都说明了唐宋文化对西夏金银器的影响，并且西夏陵出土金银器的形制、纹饰、工艺和构思布局等都与唐宋金银器渊源较深，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

（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创新之路

党项作为西夏的主体民族，其早期栖息于青藏高原之际时左接吐蕃、右邻鲜卑，内迁之后，复与吐蕃、回鹘保持着密切的互动。由此，西夏境内形成了汉、藏、回鹘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其统治范围内恰踞丝绸之路咽喉，东接宋、辽、金，西连吐蕃、回鹘，遂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天然枢纽通道。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吸引，为跨族群交往提供了持续动力，西夏一方面系统吸纳了中原文明，并向周边诸族播散，另一方面，亦将草原丝路乃至西域的文化要素转输中原，最终使自身成为多元文明汇聚、整合与再传播的中心节点。

在民族交融的大背景下，西夏六号陵出土的荔枝纹金带饰与宋的御仙花金带饰、辽的荔枝纹金铊尾在形制与工艺上遥相呼应，体现出西夏金银器多元汇聚、兼容并包的特点：一方面仿照唐宋文化中的装饰纹样，另一方面又借鉴周边民族特色。若论其他影响因素，除宋文化之外，辽、金、回鹘尤为显著。辽以契丹立国，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游猎渔牧是其社会根基，故在辽墓中出土了大量品类齐全的辽代金银马具随葬品。党项先民在内迁之前，同样以畜牧为主，草木记岁、稼穑未谙；后徙居陕、甘、青一带，虽吸纳了汉族农耕技术，然畜牧业仍为国家经济支柱。党项马在唐代十分出名，唐《元稹集》中有载：“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45］307 就马具遗存而言，西夏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制品数量有限，尚未形成可与辽墓相比的完整马具组套。迄今仅存两件金鞍饰，其轮廓造型、铆孔布局与辽代常见的鞍桥包片造型相近，说明双方在器型设计上的互鉴。然而材质取向出现显著差异，辽代的鞍桥包边以银为主，西夏则以金为尚，彰显了党项贵族对“金饰御马”这一身份符号的刻意强化。

西夏境内金属矿产相对匮乏，辽曾对西夏的金属输出进行了限制。《辽史·兴宗纪》卷十八载：“重熙二年（1033年）十二月。己酉，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 ［46］243 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 年），“禁民鬻铜于夏” ［46］298 。但是，西夏地处丝路中枢地段，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回鹘特产运往中原时在西夏过境，夏人时常拦截从中获利。据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载：“回鹘国的珠玉、金属器、药香等物品被西域商人运往宋朝、辽朝进行贸易，经过西夏境内常被拦截，于是请求宋朝让大食贡使取道西夏以图获利。” ［47］175

此外，西夏与宋战争的同时，又向宋朝派遣贡使，还通过榷场、和市以及征战、拦截等多种途径，从中原和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的金银器物。而西夏的金银器又通过官方的贡使、献方物谢罪、边民贸易和草原丝绸之路等途径来到中原地区和辽金之地，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呈现出民族间互学互融的盛况。

四、结语

通过对西夏陵出土金银器多元一体源流与特征的梳理，我们从中也可管窥，辽宋夏金时期，党项西夏作为重要的一支西北少数民族文化慢慢融入了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筑中发挥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西夏吸收唐宋中原文化和金银器技法风格基础上，各民族之间进一步密切交往和深度交融，丰富和扩大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内涵，多方位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发展，对推动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作出了贡献，体现了辽夏金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在互学互鉴基础上，共同创造、共同传承、共同发展、共同缔造的历史事实。总之，西夏陵出土金银器蕴含着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首先，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的实物见证。西夏陵作为帝王陵寝，其陪葬金银器的方式延续了中原“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仪传统，在唐宋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还遵循了中原官阶等级舆服制度，史料中多次记载的北宋赏赐西夏金荔枝带、金涂银鞍等金银器，文献记载同出土实物形成了二重互证，证明了西夏在接受中原金银器官贵象征的同时又将其纳入自身礼制，形成了从“赏赐”到“接受”再至“沿用”的制度文化传承，表明了西夏在帝王陵寝制度层面和丧葬习俗文化上与唐宋形成了连续性和统一性。同时，西夏陵出土金银器又传承了中原先进的金银制作工艺，如锤揲、錾刻、鎏金、焊接、切削等技术，延续了从先秦到唐宋的核心工艺，再通过镶嵌技术形成多种工艺的复合应用，在西夏陵出土的2件嵌绿松石鎏金银饰中就得以体现，这种工艺体系的完整性传承说明了西夏在学习中原技术或通过技术交流保持了工艺传统的连续性。再者，西夏陵出土金银器的纹饰和造型多源自中原经典范式，既有直接使用纹饰、造型、功能完全相同的唐宋官带中的荔枝纹金带饰，还有符合唐宋主流发饰的扁平式金簪造型，体现出西夏对中原等级服饰文化的主动接纳，构成了中华文明稳定的造型谱系。所以，西夏对中原文化的连续性传承，本质上是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同，体现了西夏王室主动融入中原等级体系，使自身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唐宋制度框架内，这是对“天下观和华夷一体”的认同，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统一性的体现。

其次，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的生动例证。主要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主动吸收、与周边民族的互动融合以及丝路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化。西夏作为游牧民族政权，在马具装饰上就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创新，金鞍饰在造型上趋近唐、辽形制，纹饰上又区别于唐、辽满地装纹饰，以简约朴素的实用性为主，这种既有形制、功能上存在的相似性，又有纹样装饰的差异性，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微观缩影。镶嵌绿松石饰品与辽、回鹘、吐蕃等草原丝路民族的镶嵌宝石传统一脉相承，体现了游牧民族对贵重矿物装饰的共同喜好，这种跨民族的装饰语言共享，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在物质文化层面的直观体现。将辽朝海棠形银盘、唐代各类海棠形金银器物，甚至北魏时期海棠形银洗中出现的海棠形造型应用于嵌宝石的镶嵌座，形成了“海棠形镶嵌绿松石”组合样式，显示出容器与装饰件之间造型范式的互通与创新，既保留了中原典雅的器形传统，又融入了丝路游牧民族宝石装饰风格，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西夏陵出土金银器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并非简单的文化符号拼接，而是以中华文明为基底，通过制度认同、技术传承、审美融合与创新改造，将中原农耕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草原丝路文化有机整合为一体，是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共享实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同体例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缩影，是各民族在互学互鉴中共同缔造中华文化的历史实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