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绍乾的《北塞浦路斯传说》以其独特的意象系统和叙事结构,在当代诗歌语境中完成了一次对神话思维的诗性召唤。这首诗不同于常规的抒情表达,而是通过意象的非常规组合,构建了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寓言空间,在表面的超现实图景下,隐藏着对时间、自然与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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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的原始性与神话重构。诗歌开篇即以两对奇特的对应关系建立起神话思维的框架:“我把钟表调成礁石/她把黄牛/唤作姐姐”。这三行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将人工的时间计量(钟表)还原为自然的永恒(礁石),将动物(黄牛)提升为血缘亲属(姐姐)。这种命名方式并非随意的语言游戏,而是模仿了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即万物有灵、物我交融的认知模式。诗人通过这种意象转换,实际上是在现代语境中重构了一种神话式的世界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出现的“她”。这个神秘女性形象具备神话中女神或女祭司的特质,她的行为(割下鹿的眼睛)既残酷又神圣,暗示着某种仪式性的献祭或通灵行为。在神话学视野中,眼睛往往与太阳象征相通,而鹿则是自然灵性的化身。“割下鹿的眼睛”这一暴力而美丽的意象,可能隐喻着对自然灵性的夺取与转化,或是对某种超自然视觉能力的追求。
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的对话。诗中存在着两种时间观的对话:一方面是“钟表”所代表的现代线性时间,另一方面是“礁石”所象征的神话循环时间。诗人“把钟表调成礁石”的行为,可以解读为用神话思维对抗现代性时间暴力的尝试。礁石历经潮汐冲刷而永恒不变,代表着循环往复的自然时间;而钟表的滴答声则象征着不可逆转的现代时间焦虑。这种时间的转换与重置,为诗歌奠定了超越现代性的基调。
“阳光正好的时候”这一表述进一步强化了神话时间特质。在原始思维中,时间不是均质流逝的抽象概念,而是与具体情境、自然现象紧密相连的质性存在。“阳光正好”作为一个质性时间点,赋予了后续仪式性行为(割鹿眼、埋酒盅)以恰当的神圣时刻。
自然秩序的失衡与修复。“海水打伤了果园”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意象。海水与果园本应各有其界,此处的越界行为暗示了自然秩序的失衡。这种失衡可能源于现代性对自然律的破坏,也可能指向人类精神世界的某种混乱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应对方式:“我把酒盅埋在果树下”。这一行为充满了仪式感,酒作为文化的产物被埋入自然的土壤,似乎是通过献祭来修复破裂的自然秩序,重建人与自然的契约关系。
这种修复行为体现了神话思维的治疗功能。在众多古老传说中,通过特定仪式安抚受创的自然、重建宇宙秩序是一个常见主题。洪绍乾在这里以诗的方式重演了这一古老仪式,使诗歌本身成为治疗现代性创伤的一种尝试。
集体情感的神话式表达。诗歌结尾“夜里,有人歌唱/有人悲伤”以极其简洁的方式勾勒出一个共同体在面对命运时的情感多样性。这种表达超越了个人主义抒情,进入了集体情感的神话维度。在传统社会中,夜晚往往是举行仪式、讲述传说、表达集体情感的时刻。这里的“有人……有人……”结构,暗示了一个看不见的社群,他们在共享的时空中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命运事件。
这种集体情感的表达使《北塞浦路斯传说》真正成为了一个“传说”——它不是个人的私密倾诉,而是一个群体(哪怕是想象中的群体)共同的精神叙事。歌唱与悲伤的并存,揭示了人类面对命运时的基本情感结构:既有对神圣的礼赞,也有对逝去的哀悼。
现代诗歌的神话创造。洪绍乾通过这首诗,实践了现代诗歌的一种可能性:不是引用既有的神话素材,而是创造新的神话思维模式。诗中那些看似怪异的意象组合,实际上是在语言层面重建了一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这种重建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现代诗歌语言为媒介,对碎片化现代经验的一种整合尝试。
《北塞浦路斯传说》最终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现代性也许不在于一味地向前突破,而在于有能力召回那些被现代理性压抑的古老智慧。洪绍乾以其敏锐的诗性直觉,在北塞浦路斯这片充满历史层积的土地上,捕捉到了神话思维与现代意识对话的可能。这首诗不仅是一个地方的“传说”,更是关于诗歌本身如何成为现代人精神救赎的“传说”。
在这个意义上,洪绍乾的诗歌创作展现了中国年轻一代诗人对诗歌本体的深刻理解——诗歌不仅是情感表达的工具,更是重建人类与宇宙、与时间、与神圣维度联系的精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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