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科学的限度：道德是人类的本能还是社会演化的产物？

2025年9月10日，犹他谷州立大学校园内一声枪响，美国右翼运动青年领袖查理·柯克遇刺，并很快不治身亡。犯罪嫌疑人泰勒·罗宾逊现已被抓，且有明确证据证明其在某些道德议题上持左翼立场。

这次不幸的事件并非孤例，而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法律和道德生活日益极端化的缩影。在传统哲学的世界里，对这三类生活的反思构成了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然而三者亦有不同。参与政治能够攫取权力，从事法律能够获得金钱，这两者并不纯粹，在其中价值观很可能如点缀物一般，用完即弃。与之相比，道德生活更为切己，更能反映出一个人在抛弃世俗利益情况下仍会坚持捍卫的价值观。在道德生活维度，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战争也因此最为纯粹和激烈。柯克和以他为代表的右翼主张一系列传统基督教色彩浓厚的道德观，比如女性应在家相夫教子、反对跨性别和敌视同性恋等，而左翼则针锋相对，主张独立女性、性别自主和同性恋去污名化等。显然，这些道德议题和政治以及法律议题天然相连，因为实践哲学关注“应当如何”的价值观问题，其中较为抽象和艰深的原理必定涉及“何以为人？”的根本性问题。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就为人熟知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一类科学问题，但大部分人都会关心“我们在地球上应该如何生活？”的价值问题。

那么，在西方社会道德生活如此撕裂且极端化倾向加重的当下，学院内的道德哲学在干什么呢？《善与恶的发明》的作者汉诺·绍尔在自己之前的学术专著中对此做了总结：在20世纪的分析哲学传统中，研究道德哲学的显学是元伦理学，而早期的元伦理学家们喜欢借助少数日常案例就一些和道德生活相关的概念展开争论，例如绍尔本人关注的“道德直觉”“道德判断和推理”和“道德进步”等；而近年来不少人觉得这样太傻，开始借助“当世最好的心灵科学”加深研究。这些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成果是否加深了对道德生活的了解？即便曾大量引用相关成果的绍尔恐怕亦不如此认为。在他的一本专著中，绍尔曾自嘲“哲学家是社会中百无一用之人”；而《善与恶的发明》一书亦并非从道德哲学角度理解道德生活。这一次，绍尔使用了另一类科学，其中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并尝试在所谓演化视角下给出一部道德简史，以最终启迪人类道德生活。从这个角度讲，绍尔一书和尼采在19世纪出版的书名相似的两部著作《超越善与恶》与《道德谱系学》取向暗合。尼采在两本书中均嘲笑了道德哲学家：他们想要为“道德生活奠基”，但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学习人类“道德史”，并对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进行比较！

和尼采一样，显然绍尔对学院内的道德哲学有着相同不满。值得一提的是，《善与恶的发明》是绍尔上岸之后的作品。他在2018年拿到了欧洲研究委员会基金资助，并借此获得终身教职。此后，绍尔在一边发表自己过去的研究并和学院哲学周旋之际，一边做出创新性尝试。这都表明，绍尔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严肃学者，不满足完成发表任务换取职称晋升，愿意明确触及争议性问题，且持续学习并敢于思考根本性问题。这些优点都表现在《善与恶的发明》一书中。绍尔在其中不仅暗自以道德简史挑战道德哲学，还公开从学理上支持柯克和美国右翼厌恶的觉醒文化。此外，在本书中绍尔还展现了自己在广义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阅读量，并号称自己要处理跨度长达500万年的广义人类历史。同时，绍尔知晓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根本性挑战（很多学院的道德哲学家根本表述不清楚甚至不知晓这一类挑战！），且敢于明确应战并给出答案。

撰文丨陈勃杭

《善与恶的发明》

作者: [德] 汉诺·绍尔

译者: 续文 / 王蕾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2025年2月

政治立场与道德观念的分歧

《善与恶的发明》是作者绍尔用母语德语完成的畅销书。本书有英译本，而这份中译本是在德语原版基础上直接译出。本书结构和内容安排颇具匠心。每一章都以某个年份为标题，并以格言形式给出本章主旨。第一章的标题是“500万年前：谱系2.0”，这个标题和序言中引用尼采的《道德谱系学》呼应，显然有致敬意图。而第一章的主题是“合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人类有一种异常自发的、灵活得让人惊讶的合作意愿”（《善与恶的发明》第1页，下同）。但更准确地讲，作者还谈论了“演化”和“限制”，即，他认为人类的合作可由生物演化学说解释，但最初的合作仅限制于被视为同族的群体之内。第二章的标题是“50万年前：罪与罚”。顾名思义，这个标题致敬尼采和福柯，而本章主题亦围绕“惩罚”展开。作者认为，各种或轻或重的惩罚有助于驯化人类，加强和扩大了人类群体合作，最终在约50万年前“使我们比当时仍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其他人科动物都更加温顺、更加愿意合作”（第96-97页）。第三章的标题是“5万年前：缺陷”，主题是“文化”。作者认为，“人类无论在体力还是先天本能方面都难以与任何非人类动物匹敌”（第110页），但拥有“文化”这一有力工具使其在5万年前开始完成对后者的超越。

不过，作者在本章最后一节才提及“道德”，并称文化和道德互相促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是实现复杂的社会合作形式的必要因素，而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又是建立累积文化的先决条件”（第139页）；反过来，“组织起不同人类群体共同生活的具体道德准则和价值观本身就是文化进化的产物”（第140页）。第四章的标题是“5000年前：不平等的发明”，而主题显然是“不平等”。在这一章，作者认为，公元5000年前，人类社会开始在各个层面出现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章作者还简要介绍了和“不平等”现象相关的各类科学和哲学讨论。

第五章的标题是“500年前：罕见性的发现”，而主题则是“现代灵魂”。作者称现代灵魂“表现出一系列复杂的认知和道德特征”（第198页），例如“个人主义”“政治自由”“个人尊严”（第194页）、“道德普遍主义”和“分析性思维”（第206页），并借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的名著《世界上最奇怪的人》的成果（在作者看来，这或许是“21世纪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出版物”，第207页），称这一系列特征首先在西方发扬光大。在作者看来，这些现在被笼统归于所谓现代性的特征起源于“天主教会摧毁了欧洲传统家庭结构”（第206页），并在“文化进化中发掘出一种变体，使人们能够过渡到现代，现代体制里包括市场经济、平等参与的政治、非个人化的官僚机构和摆脱了宗教教条的科学”（第212页）。当然，作者为了避免“西方必胜主义”（即“西方中心论”）的指控，慷慨承认现代灵魂的复杂特征在其它文明（例如中国文明）中也可以找到，而其在西方逐渐普遍化仅是由其“社会的制度框架条件”决定。这一章在作者的道德简史中极为重要，因为之前仅仅局限于族群和残酷惩罚相伴随、受制于不平等现实的一系列道德理想终于开启了道成肉身，并在全世界逐渐普及的进步之路。

《论道德的谱系》

作者: 尼采

译者: 周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4月

第六章的标题是“50年前：历史的道德”，主题是“道德进步”的深化。在作者看来，20世纪的道德进步可以从“不断扩大的圆圈”（道德地位被赋予人类的所有成员）和“去道德化”（某些行为的道德中立化）两个相辅相成的角度理解，这种进步获得了国家间“和平宣言”“解放价值观”“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支持。但是，作者仍利用二战时期的诸多例子警告称，要注意“环境的力量”和“平庸之恶”释放出人类“心理上最具破坏性的力量”（第250页）。第七章的标题是“5年前：非政治的思考”。在本章中，作者在察觉现代社会“平等”和“自由”两大承诺之间矛盾的基础上，道出了自己对一系列当代争议事件的看法（例如“觉醒文化”），并对道德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处境进行了介绍（例如，“假新闻”和“去平台化”）。在最后的一章“结语：万物的未来”中，作者首先警告政治极化对于道德进步的负面影响。在作者看来，“两极分化”只是一个“神话”，虽然人们表面上的政治观点有极端倾向，但背后的道德共识仍有其基础。最后，作者重申了本书的核心信念，即，“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些基本价值观，被所有文化背景的人都视作具有约束力的。个人的安全与自由、关爱与宽容、幸福、自主与自我实现，在全世界所有文化中都被认为是重要的。这些价值观的不同优先级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差异，而不是由于道德观念的根本分歧”（第366页）。实际上，通过关注道德简史，作者想表达一种康德式的审慎乐观：“充满争执与仇恨”的历史有一天会终结，之后人类将迎来盛大节日和群体庆典。

《善与恶的发明》一书包罗万象，引人入胜。作者绍尔展现出了学院道德哲学教授中并不多见的博学，以及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持续学习的诚意和能力。作者对许多研究议题的介绍完全可以作为入门级材料，且在点评当代道德生活相关问题时亦提供了不少洞见。本书最适合的对象可能是两类人。第一类是各个领域受过教育的所谓成功人士，这本书一定能给他们在各种聚会场合提供不少篇幅合适的谈资，第二类则是研究道德现象的入门级研究者，本书可以给他们示范严肃研究者应该关心的问题。

不过，即便就总体印象而言，本书多少可能让读者产生文不对题之感。虽然打着“道德简史”的旗号，但实际上作者每章着墨于道德简史的内容极少。在开头蜻蜓点水式地介绍相应年份的“典型”道德生活后（如“合作”和“惩罚”等），作者便开始介绍围绕“典型”展开的各种科学和哲学研究，并对当代争议性道德生活议题进行评论。例如在第一章，作者引用一些道德哲学内的二手文献称“第一批人族的进化史，是最早的原始人类祖先与今天仍然存续的其他类人猿的共有祖先分离后形成的历史。这关键的人类进化第一阶段可以划定到约500万年前”（第4页），但他事实上并未谈论多少500万年前的人族道德（当然本来我们也知之甚少）。作者在简单提及少量考古学发现之后，便立马转向了以生物演化学说名义进行的各种思辨。

作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思辨如何解释我们所知甚少的500万年前的人类道德史？甚至，“合作”是不是一个能够统合彼时道德生活的关键概念？之后各章的内容安排均呈现出相似问题，且年代愈久远，问题愈甚。此外，作者对每章标题中“500万年前”到“5年前”等年份的选择并无多大考古学或史学意义。仍以第一章为例。现有考古学成果表明，至少作者曾提到的乍得沙赫人活跃于700万年前，而广义原始人类祖先和其他类人猿的分离应该早于这一年份。于是，我们只能想象作者使用“500万年前”，只是为了和之后的“50万年前”“5年前”相互呼应，且他对数字“5”有某种执念。

《2001太空漫游》剧照。

进一步，虽然作者十分博学，于多个科学和哲学领域都有涉猎，但实际上在某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者看来他可能仅有学过导论的入门级水平。于是，可以想象本书有较多与具体科学和哲学知识相关的细节问题。例如，和中国相关的讨论出现在第235-236页，但作者明显表现出对相关知识的不熟悉。他对中国传统治水模式中的官方主导形式缺乏了解，想当然地称“大规模的组织能力……在前现代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广泛的宗族结构才能实现”（第235页）。

此外，他还牵强附会地说，由于中国北方农民广泛种植小麦，其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分析性思维“不亚于美国大学新生”（第235-6页）。实际上，即便中国北方的原子化趋势和西方秉持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分析性思维的“现代灵魂”有些形似，但造成这种趋势的初始原因恐怕是秦晖老师所言的大一统专制制度不断打击宗族和封建势力；而将西方个人主义的起源归结为“天主教会摧毁了欧洲的传统家庭结构”（第206页），恐怕不会比将中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归之于秦始皇摧毁关东诸侯更少争议（但并非全无道理）。再进一步，如果我们预设作者知晓关于现代性起源的若干研究（例如，惯常归之于启蒙运动或者新教改革等），他一定知道这一类回溯可以没完没了。就西方现代性问题而言，为什么不把个人主义起源再回溯到罗马帝国甚至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体制呢？

最后，虽然作者敢于触碰当代争议性道德生活议题，但他的讨论恐怕使他很难与论敌展开有效对话。作者在第七章对觉醒文化的处理是一个好例子。和之前的话题一样，作者在谈论觉醒文化时贡献了大量不成体系的洞见；而且，作为进步派的同情者，作者对于觉醒文化的评论亦全非正面。例如，“对社会正义的强烈要求对那些与社会脱节的精英尤其具有吸引力，他们欢迎进步术语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将其作为表达对自身地位失望的一个受欢迎的出口”（第295页），以及，“几乎每一个社会团体，无论属于右翼还是左翼，都必须面对极端主义膨胀的问题”（第302页）。

然而，设想作者和已经在枪击案中去世的保守主义青年领袖柯克辩论，他的进步主义论调很容易让这个辩论变成鸡同鸭讲的无聊争吵。例如，当作者对“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亚洲人和跨性别者将扮演更多的领导角色”（第297页）表达欣赏时，柯克恐怕会质疑这些人是否胜任这些角色，并强调能力优先。当作者称“右翼保守主义的心理核心始终是性受挫者的怨恨”（第301页）时，恐怕柯克会强调不少美国白人在全球化过程中遭受的物质和精神伤害。最后，作者曾暗示，另一位右翼代表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打着平等的幌子煽动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因此其“遭受语言上和实际中的双重殴打”（第301页）是罪有应得；在柯克被杀的当下，作者的这一暗示恐怕很容易被右翼保守派解读为支持左翼政治暴力——他是否担心被美国禁止入境呢？笔者完全不赞同右翼保守派的核心论调，但也认为这些论调应该得到更好回应，以及——这恐怕是更重要的一点——由于各种原因（不管是全球化还是传统社会结构）受到损害的诸多弱势群体——无论其种族和性别为何——都应该获得救助和公正对待。

本节笔者举例表明作者在具体科学和哲学知识的理解以及对当代争议性问题的评价上多有失当之处。这些失当之处让人有理由怀疑作者在很多领域都是浅尝辄止，更多只是利用自己的博而不精来为一些未经深思的道德信念辩护。虽然这样说有些刻薄，但尖锐的批评才能真正揭示核心问题所在。在以下两节，笔者将就作者在理论方面的两个更大盲点进行说明：其中一个仍与具体的科学和哲学知识相关，即作者大量使用近几十年来流行的所谓文化演化学说为自己的道德简史背书；另一个则在于作者并未意识到道德哲学中的最根本问题，即如何从实证科学走向道德生活？

9月10日，查理·柯克在美国犹他州奥勒姆市的犹他山谷大学遭枪击前发表演讲。新华社/美联

文化演化学说中的逻辑问题

作者在第三章中大量使用文化演化学说来说明人类如何克服生理缺陷，而在第一章则主要使用表面上看争议更小的生物演化学说来解释人类合作的可能性甚至起源。我们先处理第一章。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绍了生物演化的基本内容，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衍生性研究，例如演化心理学等。虽然作者的介绍反映了某种主流认知，但这种主流认知在数十年来的逻辑和历史研究冲击下已经摇摇欲坠。例如，作者仍强调所谓自然选择在解释适应现象甚至物种起源上的重要性，但他没有介绍最近开始流行的、重视结构性因素的演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他也没有触及近年来以福多（Jerry Fodor）为代表的哲学家和生物学家对自然选择概念的批评：至少从一个狭隘的定义来看（“筛子”），自然选择无法解释新性状和新物种的起源。

甚至，作者重复了演化生物学家在进行学科历史建构时采用的陈腔滥调：康德希望的能够解释物种起源的生物学牛顿就是达尔文，而达尔文比拉马克更好地解释了长颈鹿脖子为什么那么长。然而，现在的科学史研究表明，康德显然不会认为达尔文有资格在生物学中扮演牛顿的角色，而在康德同时代已经有大量博物学家提出了狭义的演化假说（不同物种间个体发生转化）。同时，抛开自然选择能否解释长颈鹿脖子长的问题（从一个对“解释”的正常理解看，显然不能：作者的原话是，“脖子长的长颈鹿有更多后代，因此其后代中就会有更多脖子长的长颈鹿”（第17页）；但是要解释的核心命题是，长颈鹿的脖子长，而不是脖子长的长颈鹿有更多后代），实际上达尔文本人——而非拉马克——才是获得性遗传学说的主要支持者。

作者对生物演化学说的理解相对片面，同样很难逃过浅尝辄止这一批评。甚至，在笔者激进的观点看来，生物演化论本身并非科学理论，而是某些生物学家和哲学家多年来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它最具欺骗性的一点在于把生物学家千辛万苦完成的经验研究成果用一些如“自然选择”和“适应”等似是而非的概念重新包装起来，伪装统一理论。当然，本文的目标不在于批评生物演化论；但以上说法亦足以揭示文化演化论的根本问题。即便在演化生物学家内部，演化观念能否适用于文化现象的问题仍有争议，例如已经去世的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曾和历史学家共同撰文“Does culture evolve?”，从整体上批评文化演化论。他们的主要批评在于文化演化没有基因一类载体，最后文化演化只是把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重新用演化语言再讲一次。

《小丑》剧照。

针对前者，显然文化演化论者会指向所谓觅母（meme），但后一批评才真正切入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文化演化论和所谓生物演化论使用的逻辑诡计一致，它们都只是重新包装已有研究成果（有时候甚至是一些常识！），然后假装有一个所谓统一理论。作者在介绍“基因与文化的共同进化”时提到了一些著名例子，如解释“人的乳糖耐受性”（第121页）。简单来说，携带乳糖耐受基因的群体在饲养乳牛的畜牧业创新环境下更容易存活下来。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达尔文之前的人学习了基本现代遗传学知识之后无法理解这一常识（提醒读者，在为达尔文的原创性辩护时，其支持者可不会讲这些常识！）。更进一步，如果像作者一样近乎无所不包地把“文化”界定为“通过教与学代代相传的一整套信息、技能、实践、仪式、制度、规则、价值观、技术和人工制品”（第111页），那么整个人类历史都可以用文化演化重写一遍——我们的历史不就是上述元素的历时性变化吗？

现在我们可以把目光聚焦到价值观上来。首先，如上所示，一个小学生都能理解，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拥有某些价值观的个体和群体可能更容易生存下来（例如“乱世出英雄”）。其次，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文化演化论和自己推崇的“基本价值观”一说之间的矛盾。由作者在“结语”一章的论述可知，他认为“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可以验证“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些基本价值观。个人的安全与自由、关爱与宽容、幸福、自主与自我实现，在全世界所有文化中都被认为是重要的”（第366页）。但是他口中的社会科学恐怕不能包括文化演化论。由后者可知，这些基本价值观仅仅适用于某些特定时空中的人类群体，并且它们不断和其他价值观竞争。

其实，作者的“基本价值观”一说和右翼保守派的结论暗合。例如柯克就曾多次使用哲学术语称，道德价值具有超验特征，独立于任何具体时空。设想柯克评论文化演化论，他一定会称其是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邪恶现代性化身：在纳粹德国告密行为可以适应其制度环境，但文化上适应的就是道德上合理的吗？绍尔书中的这一矛盾还集中表现在其标题《善与恶的发明》上。仅从标题看，作者似乎遵从文化演化论，认为道德价值乃是人的“发明”，但这又和他主张的“基本价值观”不合拍，后者似乎更能支持右翼保守派“发现独立于人存在的道德价值”的说法。最后，即便是作者强行认为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在人类历史上经过文化选择后稳定下来（作者曾在其它学术性著作中专门对元伦理学中和右翼保守派立场接近的所谓“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进行批判，他认为“基本价值观”的存在不需要背后有道德事实奠基，而是可由经验调查直接得知；他还暗示相关“基本价值观”可通过文化演化论深化解释），并一直延续至今，他仍然没有触及道德哲学中的最根本问题：就算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证明这些价值观是大部分人持有的价值观，甚至独立于时空，作为有限性个体且拥有自由选择权的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价值观度过一生？简言之，如何从实证科学 （打开黑箱的文化演化论实际上就是一些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道德生活？

《小丑》剧照。

如何从实证科学

走向道德生活？

在20世纪战后的学院哲学中，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影响力最大的批评者。但是他的批评未能击中要害，不仅因为他未能理解事实和价值二分仅为一概念区分（如此，在具体陈述中发现事实和价值成分缠结乃稀松平常之事），还因为他低估了事实和价值二分给哲学带来的根本挑战。科学的客观性可部分由事实保证，但道德的客观性似乎缺乏这一根基，且道德生活似乎建立在人类完全可自由选择的价值观上。必须注意，承认这一点甚至有取消道德哲学的风险：如果价值观全由个人选择，那么道德哲学无意义。于是，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分和断裂带来了道德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少有人比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更好论述了这一根本性问题。在那场传奇性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借助托尔斯泰的小说对实证科学的限度进行了澄清。韦伯说，“归根到底，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没有给出答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韦伯的论述在19到20世纪由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运动发扬光大。但我们切不可仅将韦伯的关切当成流行于某个时代的时髦哲学。古今中外，无论是莎士比亚为哈姆雷特安排的“to be or not to be”，还是曹雪芹为贾宝玉设定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都是对有限人生在无限时空中寻找意义的深刻体察。

对这一根本问题缺乏敏感，构成了绍尔一书的最大盲点，亦使其在真正的哲学层面上缺乏深刻性。不过，如前文所言，公正说绍尔已经超过学院的道德哲学家太多。和20世纪初认识到文明多样性的韦伯一样，绍尔在自己的道德简史中实际早已超越庸俗的文化演化论，认识到了韦伯式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带来的根本挑战（在一本学术专著的结论中绍尔曾设问，“未来素食主义会成为主流，而肉食行为则被称为野蛮吗？”）正因如此，在“结语”一章作者专门安排了小节“今天我要试试我的新刀：对一个毫无戒心的路人”。作者竭力证明，这一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辻斩”的疯狂行为即便在当时亦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道德上合理的。同时，作者表明即便是奴隶制广泛存在的年代同情心亦未曾缺乏（第367页）。最后，作者认为即便是现代西方人，也会大致认同《论语》里强调 “自制、美德、尊重朋友和父母、同情弱者、重视承诺的价值和正义的重要性”（第367页）。不过，归根到底，作者仍只是从实证科学角度描绘了不同时空下人类的一系列趋同式基本价值观，却对如何从实证科学上升到道德生活未置一词。

拉斐尔作品《雅典学院》（局部）。

20世纪获得右翼保守派推崇的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曾经评论过19世纪将基督教世俗化为一系列道德教条的尝试。显然，和绍尔对《论语》的教条化提炼一样，这一世俗化尝试极对经过启蒙运动洗礼之后的现代人胃口。然而，在沃格林看来，“没有基督爱的基督教伦理只会产生自以为是的傲慢和对罪人的批判”。沃格林和保守派哲学家想用某种来自古典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为上述一系列价值观奠基。但是，鉴于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同样极易教条化（参考当下不少右翼保守派捍卫西方文明的“决心”），我们应该尝试阐明，为追求更文明且更富意义的道德生活，应如何对绍尔提及的一系列基本价值观进行关键补充？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绍尔曾简单提到的轴心时代哲学家能够提供部分关键洞见。然而，在《善与恶的发明》中，作者对轴心时代的处理让人失望。在论及现代性诞生时，作者痴迷于所谓“天主教会摧毁传统欧洲”叙事。不过同时，他也简单提到了轴心时代。就后者而言，作者介绍说，“公元前约800年至前200年，常常被视为激进变革和划时代进步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创造了基本词汇和人文主义的自我理解，最终——虽然是在很久以后——称为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基础……许多具有智识影响力的人物都生活和活跃在这一时期：从荷马和柏拉图到拿撒勒人耶稣和琐罗亚斯德，再到释迦摩尼、孔子或老子”（第150页）。

不过，作者认为将之归于轴心时代“是一个错误”，并借助马克思主义资源宣称其“混淆了社会形态的文化上层建筑及其物质基础，并以典型的哲学家自以为是的唯理智论，将哲学家单独挑出来当作历史的决定性推动力”（第150页）。作者总结称，“事实上，这些头脑并未改变多少社会的现实道德。轴心时代之后，又过了2000年，建立在极端形式的等级制度和物质不平等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的基础才得以被重新审视”（第150页）。但是，作者的这一总结可能和他在第五章的主要论断矛盾。如果现代性可以回溯到并未动摇等级制度和封建社会的天主教摧毁欧洲的传统家庭结构（制度），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再往前追溯到并未改变多少社会现实道德的轴心时代思想呢？甚至，摧毁欧洲传统家庭结构的天主教难道不是起源于轴心时代的耶稣或至少是之前的犹太先知吗？（此外，“轴心时代”概念的提出者雅斯贝尔斯将之限定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因此并未提及耶稣。作者在这里也犯了一个事实性错误）

《寄生虫》剧照。

除开这些细节问题，作者还完全未曾注意到，除开一系列趋同式基本价值观外，轴心时代哲学家在人性问题上亦提供了深刻洞见：“……人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局限性。人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无力。人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虚无，人力求解放和拯救。在明确认识到自身局限性之后，人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人在自我的深奥和超验感受的启明性中感受绝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显然，这正是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等文学巨匠在名著中关注的人性问题：人不断在世界和自身之间来回探索，察觉到自身的有限和世界之无限。这一洞见，为实践绍尔论及的趋同式基本价值观提供了基础。

其次，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更明确看到仅强调趋同式基本价值观的无力。就个人修身而言，每个人都知道重要的不是了解一些绍尔所说的“基本价值观”，而是学习何时何地使用何种价值判断。这是对未知的自身和世界的双重探索，且这种探索永无止境。更直观地讲，道德修养并非只是学习如绍尔所言的“个人的安全与自由、关爱与宽容、幸福、自主与自我实现”等基本价值观，而是不断探索自身能够接受的安全与自由的边界、关爱的时机、宽容和幸福的内容，以及自主与自我实现和他人的关系。就公共问题而言，我们遇到的往往是双方都同意的价值观之间的优先级冲突，这时候需要的并不是重复相关价值观（甚至曲解对方，然后开始党同伐异），而是考察相关社会文化环境，审时度势地思考兼具创造性和调和特征的方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绍尔在他的偏学术性专著中曾简单触及这一思路。例如，在2018年出版的《伦理学中的揭穿论证》中，绍尔承认“经验研究没有直接的规范性含义”，但他正确指出，“缺乏经验知识作为沟通现实世界的桥梁，规范性探究亦不会产生效力”。此外，在2019年的一篇期刊文章中，绍尔也指出，“仅仅指出人类共享基本价值观，并不能解决”具体的道德分歧。而在实践生活中，事实和价值多处于缠结状态，不可能仅仅强调人类有所谓共同价值观。

如此方能更好回应包括柯克在内的右翼保守派的挑战。实际上，美国实用主义者悉尼·胡克（Sidney Hook）曾在哲学和公共政策方面更好回应了右翼保守派。一方面，胡克指出了右翼保守派在哲学上的教条倾向，批评其试图从僵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直接推理得出政治、经济和教育实践中的“应该”。另一方面，胡克亦对部分右派观点表示支持，尤其在国际关系和学术自由领域。总体而言，胡克强调道德乃至实践哲学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的充分了解基础之上（科学规律和具体情况）。同时他还指出，在公共问题上，相关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之间可能互相冲突。因此，受制于有限性的人类必须发挥“创造性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尝试在各类价值和实现手段中做取舍，以求在具体境况下争取最优结果。

《寄生虫》剧照。

结语：从价值观到人

绍尔不满道德哲学，且努力从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包括人类道德简史——中汲取研究成果，并最终落脚到关怀人类现世的道德生活。和当下西方学院道德哲学中以讨论无聊假问题完成职称晋升的学术钻营家和提倡虚无缥缈但政治正确的道德表演家相比，绍尔当然不是他自嘲时所称的对“社会中百无一用”的学院“哲学家”；相反，他在事实上加入了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的严肃哲学家行列，拒绝人为的学科分野，敢于思考争议性和根本性问题，并以追求智慧为终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即便笔者在关键许多问题上的答案和他不尽一致，但仍要对其致以崇高敬意。

不过，绍尔过于迷信如文化演化学说一类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这种迷信还间接使他未能充分重视道德哲学中的最根本问题，即如何从实证科学走向道德生活？当然，诚如绍尔所言，考察人类道德简史，也许我们能够确信，从古至今，不同时空之下的人类共同体在根本价值观问题上的分歧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小。然而，更进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于个人和共同体来说，为什么要采纳以及如何践行这些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轴心时代哲学家和现代实用主义者恐怕提供了更好答案。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某一类传统儒家，即君子儒。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二者兼备轴心时代哲学家和现代实用主义者的长处。一方面，在佛道影响下这一类君子儒亦有少量“人生有涯，而世界无涯”之叹。而和西方相比，文学诗词的表达方式使他们脱离了某些复杂且极易僵化的形而上学体系（当然，一边免受其害，一边却也丢失了理性训练的机会）。另一方面，君子儒在深刻理解人性的基础上以君子的方式处理各类实践问题。更准确地说，君子儒并不是教条化地学习绍尔所言的“基本价值观”，而是在明确自身局限性的情况下，愿意直面价值观的冲突，并在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下思考灵活应对之道。相较一系列“基本价值观”，这一君子观似乎更具超验特征，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从春秋时期苦心经营以维护周人文明秩序的子产，到刚刚去世、以充满人情味的判决过程而闻名全球的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cesco Caprio），荀子一言点评称，“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诚哉斯言！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陈勃杭；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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