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北京“百宝匣”涉外抢劫案，惊动苏联克格勃事件续篇

抢劫案发生在史今乐夫妇到家后不久，有人按门铃，安依君开了房门发现楼下铁栅栏门外站着两个男子，对方掏出了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本亮了亮。嘴里说了句什么安依君没听清楚。安依君并没有在意，此时北京的治安情况大大改观，几乎没有刑事案件。当下只以为是那个机关的公家人来了解他们回国准备情况，于是安依君就让两人进上来。

那二位都是三十多岁年龄。一个体形瘦高，大眼。一个五短身材，壮实，三角眼。他们分别穿着蓝色、白色长袖衬衫。他们进门后眼光就落到了放在一旁桌上的那个刚从包里取出的百宝匣上，二人相视一笑,　“大眼”对“三角眼”说:“就是这玩意儿，好货啊!”

史今乐听着顿觉不对头，他还没来得及细想,　“大眼”把提着的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放在桌上,扯开拉链把手伸入包内，史今乐以为是拿的的有关资料之类的，哪知对方掏出的竟是一把手枪!

着了道的史今乐夫妇只得在对方的枪口下就范。对方干这一行很老到，二人先让安依君用他们带来的绳子将史今乐绑上，之后“三角眼”从裤袋里掏出一副白色医用手套戴上，再动手捆绑安依君，把两人背对背绑在一起。接着又从厨房找来一段绳子把两人紧紧拴在桌子上，再用毛巾堵住这对受害者的嘴巴。最后，二人从厨房提来一桶清水，用拖把蘸着水将他们涉足过的客厅、厨房仔细擦拭了一遍。

直到此时，两人才把百宝匣装进史今乐的那个军用背囊，临走之前还没忘记把外面的楼梯也擦拭了，最后将水桶、拖把留在末级楼梯下一米宽的水泥地面上，出去后还关上了临街的铁栅栏门。

本案中的这个百宝匣，由于是清官大内物品，市场上很少见到。在五年后的1959年，东北古玩市场上曾有过一个类似的百宝匣出售，内盛的玩物比史今乐夫妇的多一些，当时的成交价格是人民币一万九千元，相当于现在一个W了。本案中的这个百宝匣，大约估算也有1.5万元左右，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一笔大钱了，因此这起抢劫案就涉案金额而言应该够得上“特别重大”了。

照理说抢劫案不至于惊动高层，但为何此案会会惊动高层呢，这要从1954年5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中国政务院的名义发布的一个文件说起。

1954年4月23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华司考代办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了苏方的遣侨决定。同时，大使馆还希望中国政府在运输、房地产出卖、侨民政治审查等方面提供协助。为此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了研究讨论会，拟定了协助苏联集体遣侨的初步方案。该方案上报后得到政务院（国务院）的同意。于是，外交部于当天以政务院的名义将这一报告的精神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到各地执行。该文件特别强调：“此事时间紧迫，任务重大,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因此，也就不难想见西直门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的反应了。

派出所当即向西四分局报告，分局随即报告北京市公安局。而市局也不敢处理，稍后就将案情上报公安部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看到报告后极度震怒，立即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打电话，让其迅速破案并消除影响。

冯基平随后召开会议，将该案件称为“6. 15”案件。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决定：从市局、分局抽调九名刑警，联合组建“6. 15”案件专案侦查组，由乔暮生担任组长，以最快速度侦破该案，追回赃物，惩处案犯。

当市局刑侦处乔暮生副处长率领市局、分局的八名刑警赶到史今乐家时，先行抵达的刑侦技术人员已经完成了现场勘查，并向乔暮生作了简单的汇报：由于作案者是戴着医用手套作的案，并且消除了现场的痕迹，所以未能获取作案者的脚印和指纹。

不过幸运的是，受害人子女放学回家发现父母被绑，马上向邻居求救，而隔壁两个邻居由于无法解开捆绑史今乐夫妇的绳索，因此只能把绳索硬从史今乐夫妇身上“脱”下来的。这样,就留给刑技人员一个完整的绳结。这个绳结打得有点儿特别，不但结实，而且在结构方面颇有独到之处。警方认为这是从事过某种专门职业的人才会打的绳结。至于是哪种职业，还需要调查，那个动手捆绑的“三角眼”从事过与使用绳索有密切关系的职业。

专案组九位警察分别向史今乐、安依君夫妇和他们的子女以及邻居作了调查询问后。随后往专案组返回驻，专案组组长乔暮生就接到通知，公安部刑侦局侦查科柏群科长奉命前来专案组蹲点，也就是如今所谓的“督办”。众刑警马上就掂出了这起案子的分量，干刑警的一生参与侦查的案子应该不会少，如若哪位遇到这种公安部派员“督办”的要案，那可以称得上是一生的荣幸了。

当晚，柏科长参加了专案组的首次案情分析会议。下午专案组九名刑警前往现场查摸情况，但结果并不理想，史今乐全家、左右几家邻居未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随后警方将所有信息进行汇总，经过一番分析，所有信息都集中到一点，作案者是从什么渠道获取史今乐拥有百宝匣的信息的。

因为从史今乐夫妇反映的遭劫情况来看，案犯显然是直接冲着百宝匣而来的，因为他们并没劫掠史今乐夫妇的手表、戒指、项链，也没有进入卧室去翻箱倒柜。可见，作案者显然知晓史今乐手头有这么一件家传宝物。可据史今乐夫妇先前向刑警反映的情况显示，他们根本向外人透露，家里有这么一个百宝匣，当初老史密斯完全是在一个意外场合偶然购得此物的，对方开出的价钱超低，基本可以断定出售者是一个小偷。

因此老史密斯对此事一向守口如瓶，抗日战争爆发后，老史密斯看到形势不，于是决定将百宝匣深埋秘藏，当时曾悄然关照史今乐不能向包括其妻安依君在内的任何人透露此事。一直到二战结束吗，史今乐才把这个秘密悄然告诉了妻子，此后安依君也守口如瓶。新中国成立后，史今乐与安依君夫妇依然严守百宝匣之秘，对谁也没有吭声。一直保密到6月初，苏侨协会通知他们已经批准赴苏申请办手续的时候。

于是，调查思路就形成，盯着最近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史今乐夫妇透露百宝匣之秘的途径调查，这样极有可能获得作案者的线索。据史今乐夫妇反映，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携带此类物品出境的政策和规定，从6月3日至今的十余天里携带百宝匣先后去过以下几个部门：苏侨协会、西四公安分局、外交部和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中文管会去了两次，百宝匣的这五次现身，究竟有多少人在场看到了呢?

史今乐夫妇回忆，在这五次中，有两次并未把百宝匣从背囊里拿出来示人，一次是西四分局，另一次是外交部，史今乐只向接待人员说了个开头：“我有件东西是祖上传下来的，不知是否可以携带出境”。对方就打断他的话让他去其他机构咨询。

另外三次，是把百宝匣从背囊里拿出来的，但在苏侨协会只是拿出了百宝匣还未打开，负责接待他的是一个苏联女青年。至于在市文管会的那两次，倒都是打开了百宝匣的，还一层层取出来给人家看了，案发那天第二次，那三个专家把全部百多件东西一件件拿出来轮流鉴定过。

刑警李泗俊、钱秋侠曾向两人了解过那五次的在场人员情况，但当时史、安两人哪里料想得到之后竟会发生这等事，所以根本没有留心在意，一边回忆着一边陈述，临末把两人所说的情况放在一起比照，发现情况对不上。

接着大家分析，百宝匣在案发当天的那次亮相，应该是没有调查价值的。因为从史今乐夫妇携百宝匣去文管会鉴定到回家遭劫，前后不过三个多小时。而作案者显然是有预谋且是作过充分准备的，案犯还知晓史今乐夫妇的住址。从时间上推算，作案者无法做到在文管会遇见史今乐夫妇并了解到其持有百宝匣后，立刻策划作案并作好一应准备。所以应当是在前面四次中的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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