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幕？交易？张艺谋主导下的金鸡奖争议

大幕落下之时，就是争议浮上台面之际。

11月15日晚上，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闭幕仪式举办，奖项一一颁发。

导演邵艺辉的《好东西》成为最大赢家，斩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宋佳）和最佳女配角（钟楚曦）三项大奖 。这虽然表明金鸡奖对女性议题比较关注，但也有女性影迷认为奖项“错位”——应该给最佳编剧以及最佳导演！

爆冷的是，陈思诚与戴墨凭借《唐探1900》摘得最佳导演 ；宏大叙事的《志愿军：存亡之战》获得评委会特别奖和多个技术奖项 ；而在第四次提名后，年仅24岁的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终于加冕，成为金鸡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最佳男主角。

艺术、商业、国家、新锐、女性……所有方框都被打上了勾。似乎，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官方叙事，每一个关键“派系”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

然而，对于不少网友来说，并非“皆大欢喜”的，他们认为其中暗藏“黑幕”。一个显著的指控是——今年评委会主任张艺谋新片《惊蛰无声》主演正是本届影帝影后（易烊千玺、宋佳）。

另一个让人质疑的点是，《哪吒之魔童闹海》仅仅获得最佳美术片奖，而投资方和导演饺子都没到场，被认为是“无声的抗议”。

一夜之间，质疑声浪泛起：这究竟是一次公正的艺术评判，还是一场“人情”“资本”抑或“黑幕”的勾兑？

-尴尬的选美-

曾经两获奥斯卡奖项的李安，在回忆录《十年一觉电影梦》中，以一种颇为坦诚的姿态，撕开了外界对“小金人”的幻想。他所描述的那个影迷仰望的奥斯卡圣殿，充满了造势、拉票、明争暗斗，本质与艺术无关。

“奥斯卡就像一面镜子，”李安在回忆录中写道，“反映出人生百态。”

被中国观众视为“黑幕”或“人情”的东西，在好莱坞的语境下，有着更成熟、也更职业化的名字：公关游说（Lobbying）和派系政治（Factional Politics）。

李安曾痛苦地自问：“一年来都干这种事（指游说），做多了，有时会想，自己到底是拍电影的还是在卖片，我还是喜欢拍片。”

这套奥斯卡游戏规则，使得后来臭名昭著的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之流 ，可以钻空子将这种公关游戏玩到极致。

温斯坦惯用奢华的派对、大把的票子，去“游说”每一个自己能找得到的奥斯卡评委。当年，他是怎么帮《莎翁情史》干掉《拯救大兵瑞恩》拿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或许影迷们还历历在目。

而2025年的奥斯卡，《阿诺拉》的大胜（囊括了最佳导演、最佳电影、最佳女主等核心奖项），也被视为“游说”的结果。

《阿诺拉》的女主演米奇·麦迪森击败老牌女星黛米·摩尔夺得影后，同样引发争议，前者在该片的表演其实除了大尺度奉献之外，很难说服观众，但其背后的资方，可能会下大力气“游说”，因为她年轻，未来可期。

事实上，针对于类似于奥斯卡，李安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电影竞赛本质上是一场“尴尬的选美活动”。

所以，要如何评判“这个女人（这部影片）比其他女人（其他影片）美好”？是通过“容貌姣好”（艺术风格）、“机智得体”（叙事技巧）、“看来很有爱心”（社会议题），还是“文化（国情）”？

这个比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艺术评判的根本性荒谬。既然评判标准本身就是主观和荒谬的，那么李安得出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奖项）真的无法在我的智力范围内相信它的结果是一个公允的产物。”

如果连奥斯卡都不是“公平的产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金鸡奖？

李安的终极答案是：派系。

他指出，奥斯卡投票者中“大概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演员”。这个单一“派系”的压倒性优势，被广泛认为是导致他执导的《断背山》在2006年输掉最佳影片（败给《撞车》）的直接原因 。这不是艺术的失败，而是“派系”的偏见——学院里那些年长的、保守的演员们，无法接受一个同性恋故事登顶最高殿堂。

现在，让我们拿着李安的案例，重新审视今年的金鸡奖。如果说奥斯卡的隐形“派系”是抱有偏见的演员们，那么2025年金鸡奖的显性“派系”，就是“张艺谋圈子”。

-老谋子的人情局-

在每一个奖项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张无形的人际关系网。当评委会主席是张艺谋时，这张网的中心节点便格外清晰——不少评委会成员，以及获奖者，或多或少都跟张艺谋有关系。

评委会17名成员中，多名委员（如张译、岳红、霍廷霄、赵小丁、陶经等）与张艺谋之前有合作。像霍廷霄、赵小丁，就是张艺谋《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片的美术执导、摄影指导，可以说是“御用”。

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曾经合作《满江红》，而张艺谋下一步戏《惊蛰无声》，还是男一号。

二封影后的宋佳，巧了，她也是《惊蛰无声》的女主角。如果说易烊千玺尚能服众，那么，宋佳的争议则较多——很多人替《出走的决心》咏梅打抱不平，两者都是女性电影，给谁不给谁，似乎全看和张艺谋的“交情”？

有网友戏言，未来，在《惊蛰无声》的宣传海报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印上“新科金鸡影帝易烊千玺”和“新科金鸡影后宋佳”，再加上2021年影帝张译、2022年影帝朱一龙、2024年影帝雷佳音加盟，老谋子的这部电影就此汇聚了“四帝一后”——背后所撬动的商业价值、宣发资源和排片优势，是不可估量的。

除此之外，最佳摄影奖颁给了《志愿军：存亡之战》的赵非。赵非是谁？他是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是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掌镜人。巧的是，赵非又和本届评委、张艺谋“御用班底”霍廷霄共同参与过陈凯歌《荆轲刺秦王》。

赵非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但在这样一个年份，由张艺谋主导的金鸡奖，将该奖项颁给“自己人”，无论如何都难以避开“人情”的嫌疑。

当然，我们不是说获得者名不副实，而是在某种层面上，张艺谋通过这几个奖项，完成了一次跨越三十年的“握手”——

他既致敬了自己辉煌的“艺术”过去（赵非），也表彰了自己当下的“商业”班底（易烊千玺、宋佳）。

事实上，说这是张艺谋的“人情局”，未免过度了。正如李安描述《卧虎藏龙》当年在奥斯卡如何艰难地平衡多方势力，金鸡奖其实也是一场登峰造极的“平衡术”。它并非一个人独断专行就可以的，而是要有一份“平衡协议”，旨在安抚中国电影界所有关键的“派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撑起本届金鸡奖的三个“合法性”——

第一， 艺术的合法性（面子）。 将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打包送给《好东西》。这部由33岁女导演邵艺辉自编自导的电影 ，在豆瓣获得了8.9的高分 ，是年度艺术标杆。表彰它，就是想要说明金鸡奖是推崇艺术的、鼓励新人的，更重要的是，关注女性群体的。

第二，市场的合法性（票子）。 将最佳导演奖，颁给《唐探1900》的陈思诚和戴墨 。陈思诚的“唐探”宇宙是中国电影工业化和IP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表彰他，就是向市场和资本宣告——金鸡奖是务实的、认可商业成就的。这是对以“票房”为导向的主流商业派系的安抚。

第三，权力的合法性（圈子）。 在“面子”和“票子”都得到满足，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最核心的派系开始“分蛋糕”。

但问题就在于，合法性上出现了“不合法”的杂音。

-局外人-

如果要看“市场”，那么，《哪吒2》首当其冲，片子质量也高，豆瓣评分8.4。只不过，金鸡奖奖动画片禁锢在非真人电影的结界之外，而压根都没有提名最佳导演、最佳故事片等奖项。

奥斯卡历史上，有3部动画片获得过最佳电影的提名——1991《美女与野兽》、2009《飞屋环游记》、2010《玩具总动员3》，虽然都没有获奖，但至少是给予了提名认可。

而金鸡奖仍然执着于真人和动画的分野，虽然是规则所限，但从推动电影艺术发展和产业进步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适宜。

所以，当晚“最佳美术片”奖项颁给《哪吒2》时，尴尬的一幕发生了：无人上台领奖 。

主持人苏有朋尴尬圆场，称“团队正全力投入后续作品创作，无法前来领奖” 。

这个“官方理由”，没有人相信。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一个高级别颁奖礼，无论多忙，派代表领奖都是基本“人情”。

因而，很多人说，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虽然存在过度解读，但也有其道理。

理由是，导演饺子，是“局外人”。他非科班出身，弃医从画，曾靠母亲退休金生活三年半 。他不是“圈子”里出来的，是从观众中杀出来的。

凭借《哪吒》系列总票房破200亿的成绩，他已是中国首位“200亿票房导演” 。他不需要金鸡奖的“赋能”，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于市场，来自于那数以亿计的购票观众。

饺子的缺席，回应了困扰李安的困境：“我是拍电影的，还是卖片的？”

饺子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我是拍电影的。”

他似乎有意拒绝参与这场“尴尬的选美”。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评判他作品的唯一标准，是市场和观众。当一个奖项被质疑“重真人电影轻动画”“圈子化”时 ，他可以选择不参与。

正如李安所描述的那样，参加影展是一种“折磨”，那种“欲拒还迎的心情，真假难辨，很不自在”。而饺子用200亿的票房底气，选择让自己处于“自在”的位置上。

那个没人拿走的“最佳美术片”奖杯，成为了第38届金鸡奖上一件“行为艺术作品”。它戳穿了“平衡术”的假象，却也代表着一种新兴势力对传统“圈子”的拒绝。

-潜规则-

当然，金鸡奖所被质疑的一切，比如资本的介入、圈子的平衡、人情的纠葛——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所有试图用奖杯去量化艺术的系统，都必然滋生的“人生百态”。

李安在好莱坞，尚且要为《卧虎藏龙》的座位和《断背山》的派系而痛苦。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更成熟、更擅长用“政治正确”和“专业游说”来包装“人情”的系统。

而张艺谋领衔的2025年金鸡奖，则更像这个系统的“青春版”。它粗糙直白，更加不加掩饰——将“人情”和“圈子”摆上台面，将其作为“平衡术”的一部分，公之于众。

李安的“奥斯卡之镜”，照出的是“人生百态”。2025年的“金鸡之镜”，照出的也是“人生百态”。只不过，这“百态”里，少了点李安的“痛苦”和“纠结”，多了点张艺谋的“圆融”和“通达”。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第38届金鸡奖有“黑幕”吗？

或许没有。

因为当一切都摆在明面上时，它就不再是“黑幕”，而成了“规矩”，或者说“潜规则”。

接近40年前的1988年，柏林电影节上，38岁的张艺谋，穿着一件借来的军大衣，用一部《红高粱》，像“野蛮人”一样，撬开了欧洲“文明世界”的大门。

那时的他，是“规则”的破坏者，也是“局外人”，更是“挑战者”，而镜头对准的是土地、欲望和原始的生命力。

如今75岁的张艺谋，端坐在评委会主任的位置上，成为了“规则”的制定者和“秩序”的维护者。

这四十年，是张艺谋从“反叛者”蜕变为“掌权者”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电影从“艺术荒原”走向“光影盛宴”的四十年。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迅速向好莱坞“成熟”模式靠拢的中国电影工业。它也在学会有技巧地“分蛋糕”，学会在艺术、商业和权力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这种平衡，尽管在局部有可能是公正的，但如果想让整体结果都符合艺术性标准，那么正像李安所说：

“无法在智力范围内相信它的结果是一个公允的产物。”

撰稿|Jana
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