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飞机大王卖国求荣，结局令人唏嘘

1951年6月10日，枪声在大连响起。

那一天，数万人在场。法庭把他几十年做下的账一条条摊开来，最后判了死刑。说起来简单，但里头的来龙去脉，得一点点拆开讲。庭审记录里，证据摆满了桌面：从甲午战争开始的带路记录，到抗战时把船当做日军运输线的调度单，再到对下属的暴力证言和那本捐款、募捐飞机的账本。判决一宣读，他低着头，法警把他带往执行台。临刑前，他又说了一句：“这辈子值了。”有人觉得刺耳，有人觉得荒唐。现场的秩序很快恢复，枪声响过，人群散开，这事就成为了历史的一段记录。

要把这段事儿看清楚，得从他被捕前那些年说起。1945年日本投降后，本来以为靠山没了，他会收手。可他并没打算认输。那会儿他在大连还拉着伪军和特务，暗中收集情报，往仓库里囤枪支弹药，想再来一把大的。苏军进城把他的算盘打乱了。国民政府后来接手，把他按汉奸条例押上法庭，控诉里头把他从甲午算起的种种罪行一条不落地念了出来：带路、在抗战期间为日方做后勤、对自家船员下手、以及那笔让他臭名昭著的捐款——七十四万大洋，和由此拉来的四十架飞机。

说到那笔七十四万大洋，得交代清楚它当时的分量。1938年，这钱按当时的工人工资算，相当于几十万人一年的收入。有了这笔钱，他又发动募捐，把钱凑成所谓的“国防”飞机。外头于是给他贴了个“飞机大王”的标签。1940年，他还进过日方高官的会客场子，胸前挂着勋章，拍了那些照片，出现在报纸上。接着他在报刊上替日方写稿，把侵略说成“清剿匪患”，还办了个国防馆，展品里都是歌功颂德的东西。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更直接了，把轮船交给日本海军，变成了他们在海上的运输线。

把目光往更早些时候拉。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国家当时有明确要求，民用船尽量撤回长江或跑到香港避险，别让日军一锅端。他偏不听，把名下三十五艘轮船全开进日占区的大连。于是这些船从做生意的工具，变成了军用补给线：军火、粮秣、人员，都靠这些船运过去。对待手下船员，他并不什么好脾气。庭审中有证人讲：不服管的被打，顶嘴的被扔下海，甚至有被逼穿军服推上前线的事例。家属的哭喊和怨声在他的耳朵里化作背景噪音，账本上的数字显得更重要。

要理解他怎么有这么多船，得回到更早。20世纪20年代，他借着占领俄商资产起家。日俄战争后，大连、旅顺一带乱，他趁乱捡了不少铺面、船只，慢慢积累成运输资本。实话讲，人穷出身、靠着战争和外力的混乱堆起家业，这在当时并不少见——只是他把机会往一个很明显的方向用：与占领者合作，换取地位和钱财。那“一步错，步步错”的轨迹，从1894年甲午战争就开始了。

1894年甲午一开打，他当年就投靠了像高桥那样的日方特务，交出了清军布防的情报，带路引导。旅顺门被打开，11月21日城陷后发生长达三天三夜的屠城，官方记录里写着两万多人死亡。那几夜的血迹和哭喊里，很多证词都把他的名字和“带路”联系到了一起。战后清廷想把辽东赎回来，他被通缉，只能躲进了日本领事馆里，靠着日方的掩护逃过一劫。那次经历，对他来说像是打开了一个生意门路：跟强权合作，换取自身安全和利益。

出身并不能当借口。旅顺水师营出身，家里穷，按理说踏踏实实干一辈子也能过个好日子。他选择的是捷径——卖国这条路。有人会说“人穷逼急想活命”，但把国家和同胞当成交易筹码，这其中的道德界限已经被踩碎。他用捐款博取名声、用勋章掩饰良心的空缺，用暴力逼服手下，从而把抢来的资产变成更大的资本，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法庭上的那些细节也够冷的。庭审记录里，一个证人紧张地举着调度单，翻到哪页哪页；另外几个船员把当年被打、被扔下海的场景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账本和募捐的凭证被当场展示，数目清楚得像银行流水。审判官把这些证据一条条念出，法庭里有人低声抽泣，也有人冷静记笔记。判决书里把从甲午到抗战的各项罪状都列得明明白白：带路、提供航运、为日方募资、对船员施暴，还有逃避法律的多次手段——早年被判过刑，抄家、剥夺公权，他还装病保外就医，跑到沈阳、上海、天津，一直换名换姓，想躲过这一切。到了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镇反清查一次次展开，他的行踪终究被查出。1951年在天津被捕，押回大连，回到当年做恶的地方。

押解回大连的路上，他还在想办法。有人说他想托关系，有人说他在车里反复看那本账本，像在算一笔生意失败的亏损。到了达地，庭审、证言、判决一环扣一环。临执行那天，现场的气氛并不热闹。保安、士兵、记录员，各就各位。听证者坐得正襟危坐，旁观的人群站得远远的。把他带上台阶时，他单手扶着扶手，脚步稳得让人惊讶。站在执行台上，他还说出了那句“这辈子值了。”这句话像是他最后的辩解。有人听后觉得刺耳，觉得这是没有良心的厚脸皮；也有人听了觉得荒唐，像是一种偏执的自我安慰。

这事儿在历史上留了几个画面：他胸前的勋章照片、国防馆的展览照片、被押进法庭时的黑白记录，还有那些账本上的数字。人到这个地步，死刑的判决像个句号，把几十年的行径在法律上画上了终点。这些证据，不是凭空编造，而是一页页可以翻查的档案、一个个出庭作证的人、还有被没收的物件。

当枪声落下，尘埃沉了。人们散去，各自回到生活中去。那一条条当年的账，变成了档案里的一份份材料，留给后来的人去看、去评判、去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