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此生最不后悔的，是西安事变，最后悔的是另一件

1993年初夏，檀香山的清晨微带凉意。客厅里，百岁又零一的张学良披着灰色毛毯，听助手朗读刚寄到的中文报纸。忽然，他抬手制止：“停一下，把关于杨宇霆的那段再念一遍。”声音沙哑，却透出异样的执拗。助手照做。几句旧事勾起记忆，张学良轻轻叹了口气，“西安事变我不后悔，真要说悔，只悔老虎厅那一日。”短短一句，拉开了他晚年回忆的大幕。

张学良公开承认的“最不后悔”，始终是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彼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他与杨虎城扣押蒋介石，逼迫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过程震惊世界，结局虽屈从现实，却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几十年后，无论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他都对探访者反复说明：“那是该做的事，我认定自己没错。”

然而，说到“最后悔”，答案总让人意外——1929年1月10日，老虎厅枪声。杨宇霆、常荫槐两位奉系重臣转瞬毙命。外界长期把这一决定视为少帅巩固权力的果断手段，可在张学良心里，它却像根倒刺。

要理解这根倒刺，得先回到1928年的皇姑屯。6月4日凌晨，父亲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黑烟尚未散尽，东北已经群龙无首。那年，张学良才二十七岁，面前是满眼的老将与交错的刀光。

最棘手的对手是杨宇霆。杨出身奉军“智囊”体系，人称“小诸葛”，兵工、财政两条线尽握手中。张作霖在世时尚能驾驭；大帅殒命之后，这位督办忽然显得过于耀眼。外间流传一句话：“东北宁可无帅，不可无杨。”年轻的张学良听来，如芒在背。

表面上，杨宇霆第一时间通电“拥护少帅”，背后却动作频频。拉拢军官、插手交通、独占兵工厂利润，他把奉天官绅迎来送往，府门口马车一昼夜都停不下。张学良几次试图示好，软硬皆用无果。在一次家宴上，杨宇霆当面喊他“小伙”，语气轻慢，坐下的人哄堂一笑。面子里子，一齐丢尽。

更要命的是“东北易帜”。张学良准备同南京当局合流，用统一名义遏制日军渗透。杨宇霆却坚持“以东北自重”，同地方势力和白崇禧暗通声气。日本关东军乐见其成，散布谣言“杨督办才是真正的东北主人”，刻意挑拨。内外压力同时逼近，少帅的耐心被抽空。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替父亲办寿宴。蒋介石、阎锡山、白崇禧的贺电接连送到，杨家门前张灯结彩。张学良也到场，却看见众宾客对自己礼节性点头后，又转去簇拥杨宇霆。有人更当面称赞：“督办才是众望所归。”这句话像针扎进心口。

三天后，故事走到临界。杨宇霆与常荫槐携文件求批，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署，打算把战备公路收入握紧。张学良笑着推辞：“晚饭后再议。”两人离去，门扉合拢，笑意尽敛。张学良召来警务处长，只说七个字：“准备老虎厅行事。”

黄昏时分，杨、常再入帅府。六名卫士端枪破门而入，枪声在木壁间炸开，仅十几秒便归于沉寂。东三省次日贴出布告：二人以“妨害统一，阻挠新政”处决。奉系各部震动，少帅威权自此定型。

从政略角度看，这确是一记快刀，剪去内部掣肘，为年底“东北易帜”扫清阻力。民众拍手称快，报纸赞他“霹雳手段，少年老成”。但张学良内心并不轻松。当天夜里，他给蒋介石发长电报，末尾一句：“军政大局得保，然杀戮非所愿。”那封电报至今仍藏台北档案。

多年以后，面对记者提问，他仍能复述老虎厅的每个细节：木门的吱嘎、火药的味道、杨宇霆倒地时的神情。有人好奇：“您为何始终放不下？”张学良沉默片刻：“他对我虽无礼，却毕竟辅国多年；我父亲若在，也未必会要他命。”短短两句，透出深深的歉疚。

历史学界评价这次处决向来分裂。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清除杨宇霆，东北军难以走向一致抗日；也有人指出，少帅此举激化内部裂痕，削弱精英层合力，导致后续对日抵抗乏力。争论不休，真相早已无法验证。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终身不信鬼神，却在杨宇霆死后第一次走进教堂。他亲口对牧师说：“我心里不安。”自那以后，每周礼拜风雨无阻。助手问理由，他仅回三个字：“需要安宁。”

1994年圣诞节前夕，张学良身体每况愈下。医生劝他少回忆往事，他摇头笑道：“记得清，才能知道哪里走对了，哪里走错了。”临别，叮嘱助手把关于杨宇霆的资料收好，“免得后人只看见功劳，不看见代价。”

少帅一生跌宕，西安事变名垂青史，他无怨无悔；老虎厅枪声却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胜负得失，旁人或许看成数字；当事人却要用一辈子的良知去偿还。这正是张学良口中的“最后悔”，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复杂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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