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大溃败同时，西南联大的左翼青年，如何从三青团手中夺权？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43年12月，毛泽东对1944年的形势作出预判：

“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投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

毛泽东的推测没有错。从开罗返回重庆后，蒋介石对未来确实感到忧心，在12月10日致罗斯福的电文中说：“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

对于即将到来的1944年，毛、蒋二人的判断高度一致，都认为：

一、1943年底《开罗宣言》宣布日军必须无条件归还所窃取自中国的领土，日军将变得没有后路而必垂死挣扎，对华发起进攻；二、德黑兰会议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意味着英美的主力将放在欧洲，这样日军便可以“从容解决中国问题”。

1944年春，日军的实际动向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1944年4月18日，日军在河南中牟地区强渡黄河，开始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5月25日，日军占领洛阳。6月18日，日军占领长沙，6月22日，衡阳战役开始。8月7日，衡阳失守。接下来，日军兵锋指向广西。

11月10日，广西桂林失守。11月12日，柳州失守。12月2日，贵州独山失守。12月4日，日军退出独山，豫湘桂战役结束。

1、豫湘桂战役带来的恐慌

豫湘桂战役从1944年春持续到这年年底，整整一年全国都笼罩在深重的战争阴影中。国民党内部数度掀起迁都之议，国人心里充满恐慌。时已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地区的浙江大学在日军攻陷独山时，师生存亡受到直接威胁，使1942年倒孔运动以来颇为沉寂的浙大学生运动又开始澎湃发展起来。

据浙大地下党员吕东明回忆：

“贵州、遵义这一带都人心惶惶，贵阳很多人跑遵义，遵义人又往哪里跑呢？就剩下一个四川了。贵州守不住的话，四川还守什么呀！”

位于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同样陷入恐慌中，1944年11月19日，杨静远在日记中记道她母亲袁昌英（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为时局凶险愁得哭了”，决定在峨眉县郊租几间房，算是为逃亡做准备。

此时正在昆明召开的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议也有全体学生参加军训，“万一昆明紧急，可以借兵工厂军械组织起来，作团体移徙”之议，郑天挺、吴正之、周炳琳等教授对此均很热心。

扩大军训之议在12月5日的校务会议上最终获得通过，闻一多甚至提议“组织起来作游击队”。国民党当局却担心学生一旦掌握武器必致大乱，故不同意此事。

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只好对梅贻琦表示“须从长计议”。虽然扩大军训因当局的反对而未实现，但须注意的一点是，抗战初期联大师生中即存在“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的争议，学生多支持“战时教育”一学校课程配合战争需要而定、学生参加军训，教授则大多主张“平时教育”，认为学生应如平时一样好好学习，以备战胜之后从事建设。

至1944年底，由于豫湘桂战役的连连失利，就连教授也变得不安于书斋，主张“将课程改订，与战时配合，全体操练”，可见当时人心恐慌之程度！

2、纪念五四的座谈会

1944年4月，西北联大、同济大学、湖南大学等13个大学发生了学潮。4月下旬，昆明的中法大学学生也开始罢课，朱自清对郑天挺感慨：罢课之风“竟传至昆明，可虑”。很快，形势的发展印证了朱的担忧。5月3日晚上，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25周年纪念晚会，邀请了周炳琳、闻一多等五四运动亲历者来讲演。学生听说闻一多这位“何妨一下楼主人”终于要下楼了，大感兴趣，故来听讲者特别多。

晚会被安排在联大新校舍南区十号教室，这是联大最大的教室，能容纳三四百人，但实际到场者远过于此数，以致根本坐不下，连窗台上都站满了人。自然，这些听讲者也不尽然是慕闻一多之名而来，也包括很多“负有使命”的三青团员在内。

北大和清华向有纪念五四的传统，国民党当局却在1944年悍然规定3月29日黄花岗起义日为青年节，招致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长期以来，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肯定仅限于民族主义方面，对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深为不满，曾称之为“亡国的五四运动”。

也正因为此，三青团一听到“五四”纪念晚会就头疼，立即派团员去打探。

历史晚会首由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周炳琳教授讲述亲身经历，次由闻一多演讲。闻一多说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正在清华读书，喜欢舞文弄墨，故他的参与仅限于在1919年5月4日夜里抄了一张《满江红》贴在清华食堂门口，根本未进城参加街头宣讲。

由于演讲内容激烈，在场的三青团员起哄大喊“走啰，开啥子会哟！”主持人（历史系系会主席、左翼青年李晓）立即维持秩序说：“今晚上的会是自由参加的，不愿参加的可以自由走，不要妨碍别人开会。”

三青团员遂纷纷退场，留下来的师生们就更能畅所欲言了，许多学生发言表示当前的青年太消沉，政府应该恢复五四青年节。会议开到午夜12点多才结束。

第二天是5月4日，联大当局举行五四“精神动员月会”。联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鉴于前一天晚上的座谈会政治气氛太浓，劝青年人不要被中年人利用，社会不良是中年人做得不好的缘故，应该让中年人负起应尽的责任。

由于5月3日晚上五四历史座谈会的热烈气氛，5月4日晚上的文艺座谈会吸引了更多人参加。

这些学生压抑了几年不敢说不敢动，终于有这样一场痛快的集会，自然非常期待。

很多三青团员也来了，他们吸取前一天的教训，早早来到会场一南区十号教室占座。

会议筹划者齐亮和马识途等地下党员却对流会的结果很不甘心，先是写壁报追究责任，后来又分别做闻一多和罗常培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他们同意在5月8日晚上重新举行文艺座谈会。

因室内空间有限且容易被三青团员提前占座捣乱，这次他们决定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露天开会。至于听众人数，左派学生说有3000人以上，郑天挺日记则记作“千六七百人”，沈从文记为“两千人”，考虑到前者或有夸大心理，暂以郑、沈之说为准，大概在2000人左右。

3、三青团的式微

随着一系列时事座谈会的召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已经被调动起来。

但中共出于安全考虑，对大后方党组织仍采取“隐蔽精干”的策略。

1943年4月，针对许多地方希望发展新党员的愿望，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一九四二年度工作》上批示：“经过较长时间联系的青年要求入党，可将其申请书与履历书收入登记，并报延安中央青委，但加入则不必。”由于南方局明确禁止发展党员，云南省工委亦不便轻易发展。

在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几年来实行的“三勤”政策已经影响了不少学生，他们迫切希望找到组织。曾策划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的历史系进步学生李晓，就向马识途表达入党的强烈愿望，马识途同意了，在学校附近一个没人去的坟山对李晓进行了入党前的严肃谈话：马识途：“共产党是宁死不叛党的。如果你被捕了，要杀你的头了，你能从容走上刑场吗？”李晓：“我能。”

马识途将情况汇报郑伯克，后者表示南方局还没有明确说可以吸收新党员，必须先请示。马识途只好作罢，此后再遇到想入党的进步分子，他也不敢自作主张了。在这种情况下，直到抗战结束，联大的党员人数也没有明显增加。1940年春，全校党员有83人，至1946年7月联大解散前，在校党员人数为71人，前后变化不大。

这些左翼学生渴望组织而不得，只好自我组织，那就是编写壁报。当时，三青团把持下的联大学生自治会很少举办活动，形同虚设。皖南事变后，壁报也一扫而光。直到1944上半年，联大学生办壁报的热情才又重新高涨，并逐渐成立了壁报界的联合组织，取代学生自治会成为推动学生政治活动的主要力量。

情况从1943年秋冬已开始发生变化。这年10月1日，中文系的几个学生创办“文艺”壁报，差不多同一时期，外文系1946级级会创办“生活”壁报，就连壁报界“元老”——联大最早的壁报之一“冬青”也复刊了。

左翼壁报最初的发声方式有两种：

一是翻译外国杂志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借此表达对国事的不满，“生活”和“现实”壁报就是以翻译时代周刊起步；二是讨论左翼文艺，如鲁迅、高尔基、曹禺等左翼作家的作品，这样既披上了“不谈国是”的文艺外衣，实际又指涉政治。对此，三青团没有袖手旁观。

1944年3月，为商讨处置孔祥熙赠送联大学生的30万元，由“文艺”壁报编辑了一个联合版壁报——各壁报在此集中发表对于特定事情的意见。渐渐地，学生之间因办壁报而互相交流，需要一个组织在各壁报之间发挥联络作用，联大壁报协会（以下简称报协）就这样于1944年五四后成立了。“文艺与政治”论战的两大辩方——“文艺”和“耕耘”壁报，以及“生活”壁报同时被选为常委。报协向校方登记时申报了16个壁报成员的名称，联大的壁报几乎全体加入。

报协的成立，使三青团把持的学生自治会更加形同虚设，报协不但对内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对外也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

此时联大三青团经过陈雪屏三年来的经营，到1944年，团员人数已达500人，占全校学生的1/6，“已发展到了顶点”。1942年初发生倒孔运动后，三青团中央团部为集中“纠正”昆明学生的思想，于当年夏天在昆明举办夏令营。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亲任夏令营主任，陈雪屏任副主任。

此次夏令营的参加者达700人，其中以联大学生人数最多，约300人，次为云南大学学生。陈雪屏“筹备夏令营忙极”，由于资金尚未到账，向北大先借5000元，又向联大借校舍作为营址，均获学校同意。由于昆明夏令营的对象是青年学生，故特别注意利用教授的资望来影响学生，为此除开设军事和政治课程外，还请钱端升、蒋梦麟、梅贻琦等人到夏令营讲演。

这年8月，郑天挺在日记中记道，“偕校中同人十余人乘马车”参观夏令营军事演习。

可见，由于“倒孔”运动的刺激，三青团中央团部对昆明夏令营十分重视，投入了重金和优质人力，许多原来没加入三青团的学生在夏令营快结束时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切让康泽颇为满意，认为三青团在西南联大已“占优势，是预防和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支柱”，相较于复旦大学，西南联大是较让他“放心”的学校。

在三青团“繁荣发展”的情况下，左派一时无法取得自治会的领导权，就只能以报协的形式来组织群众。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昆明，报协连夜赶出各壁报的英文联合版，内容无外乎揭露中国政治的黑暗，喊出“我们誓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面目的法西斯作战到底”，被拉铁摩尔摄入镜头。从此，报协内部的左右之争浮于水面，三青团壁报“辨奸”“火炬”“诛伐”等与左派壁报针锋相对。

结果，报协于1944年秋解散，左派壁报单独成立了壁报联合会（下文简称报联），三青团的壁报被排除在外。自然，报联不像报协那样可以百分百地代表联大舆论界，但此时左派学生羽翼渐丰，已不满足于报联这样的组织，而着意于争取公开合法机构——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自然，已成为左派“官媒”的报联为自治会竞选而大造声势。

此时的联大，一方面，几年来当局的政治压制使校内积攒了相当多的政治情绪，这些情绪经1944年五四纪念而被激发出来；另一方面，许多在抗战期间因“抗日”而加入三青团的学生在1944年至1945年前后毕业离校，新生因亲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多不愿加入，这就使得三青团“从1944年下半年以后，逐年逐月的向下走”。

5、民主青年同盟的成立

此外，国际和国内局势都在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这些因素合力促成中共地下党赢得1944年秋季学期联大学生自治会改选。地下党员齐亮被选为自治会常务理事，后来又被选为昆明学联主席。左派控制学生自治会之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可以联大学生自治会这一公开组织的名义活动了。

虽然公开机构——学生自治会已纳入中共掌控之中，中共党组织本身的发展却跟不上群众觉醒的速度。党外左翼青年组织学生的方式是成立民主青年同盟。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去掉“政团”一词意在表明民盟不是松散的政治结合体，而是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政党。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是为对中共提出不久的“联合政府”的响应。

1945年初，民盟云南支部负责青年工作的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对马识途、齐亮等联大党支部负责人提出建立名为“民主青年同盟”（以下简称民青)的组织来领导进步青年。

马等人或许由于几年来形成了“埋伏”的经验和惯性，听到“青年同盟”的名称就觉得有政党色彩，担心不易团结中间分子，且极不安全。

他们向吴晗建议把名称改为民主读书会或民主青年社等较中性的名称。民盟不同意，就去找联大的另一左翼青年群——以洪季凯、肖松为代表的党外左翼青年。这些人大多参加过新四军，皖南事变后重新考入大学。其中，洪季凯、王汉斌分别在1938年和1941年入党，此时失去了组织联系，其他如肖松、谭正儒等人想入党而没有门路。

吴晗知道他们的想法，便自称与中共高层有直接联系，这些人听吴这样说就同意了成立民青。1945年4月3日，民青正式成立，自称“统一战线组织，任务为实现新民主主义”。民青最初有成员30多人，因宣称和中共有直接联系，又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纲领，很快吸引了很多左翼青年。见此，以马识途为首的联大党员圈后悔了。长期以来，他们作为正式的中共党员，视洪季凯等党外左翼学生为边缘，在给上级的工作汇报中称其为“要求党的关系而无门者”。为扳回一局，马识途所在的党支部决定派人加入民青，以取得领导权。

但洪季凯等人认为马识途等人作为联大高年级生（洪、肖等人1944年才进入联大)，在联大奋斗有年，既在学生自治会占据常委等要职，又掌握着联大壁报联合会等组织，“恐怕斗不过”，遂拒绝他们加入，转而提出由马识途等人另组民青第二支部（以下简称民青二支），而已成立的组织则编为民青第一支部（以下简称民青一支）。1945年五四前后，马识途等党员单独成立了民青第二支部。民青一支、二支之间暗自竞争。

此时，皖南事变后离开联大、在四川埋伏多年的袁永熙受南方局西南工委书记钱瑛的指示，回到联大复学。

袁患肺病多年，对学校说休学原因是养病。回到联大后，袁永熙发现学校的环境变了，校园左翼学生换了一班人马，活跃在校园政治舞台上的是马识途、齐亮等人。袁永熙随后辗转认识了1944年秋季刚入学的肖松、洪季凯等人。

这样，活跃于抗战初期联大校园的第一代学运干部袁永熙就与抗战后期进入联大的第三代学运干部肖松等人汇合到了一起，而与马识途等联大第二代学运干部展开竞争。很快，袁永熙与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取得联系。郑伯克指示袁加入民青一支，这是因为民青最初由民盟发起成立，袁永熙的加入可以使民青秉承中共的意思，并随时将民青的消息汇报中共。

然而，袁永熙并不完全能指挥得动民青一支洪季凯等人。民青二支也向上级打报告说袁“在思想上很多毛病…与第二支闹宗派成见”。1945年6月，民青一支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民青二支也举行了成立大会。一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将民青二支并入一支，这个提议因涉及左翼阵营内部的权力之争而被第二支部坚拒，且使双方关系愈发恶化。民青二支起始即错失了成立民青的先机，后来又面临一支急剧扩张和“吞并”，遂决定奋起直追，与一支竞争。对于民青这一组织，中共负责国统区城市工作的高层存在不同意见。

1946年1月6日，钱瑛在给中央城工部秘书刘宁一的信中说：“昆明的民青是有危险性的。”钱瑛认为昆明应按各行各阶层群众的不同要求、不同的具体环境，成立不同形式的群众组织，例如按照各生产部门建立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等。她认为没有必要在党之外建立“系统的秘密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类似的组织成为第二党”，因为这样“势必不能秘密”。

当时正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的刘少奇如此回复钱瑛的信：

“关于青年组织问题，我们觉得昆明、成都和重庆，在群众运动中所产生的民青、民协和工青的组织非常好，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发展与壮大…不要畏惧它们会有什么第二党的风险，在今天国民党城市的环境下，这种危险根本不存在。我们不要去反对一种尚不存在的所谓‘危险'。因为今天这些城市已有大批进步青年，而党的组织还不能公开，或者还没建立，党不能吸收这些青年入党，也不能由党去密切指挥群众斗争，他们组织起来作为党的外围或同情组织，那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南方局青年组此后更加坚定通过民青来组织进步青年。随着联大复员北上，民青被带到北平，继续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作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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