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去世后，朱殿华为他整理遗容，结束后捡起一缕毛发将其珍藏

1949年10月1日晚，北京饭店的水晶灯将大厅照得通明，年轻的理发师朱殿华端着热菜从后厨钻出来，他还不知道这天会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位伟人牢牢系在一起。

忙完宴席，朱殿华换上白大褂赶回理发室。刚坐下，一位穿灰布中山装的客人推门进来。对方气质沉静，目光利落，先翻报纸，后抬头轻声一句：“师傅，麻烦您。”朱殿华“哎”了一声，心里只记住两个字——干练。

推刀、打薄、修鬓角，不到十分钟，理发镜前已一尘不染。客人摸了摸鬓角，笑道：“手艺好，速度快。”简单八个字，却像奖状。客人起身离开，门一关，旁边同事凑过来低声提醒：“那是周恩来总理。”朱殿华愣了一下，鼻尖发热。

南开校园里的《镜子诗》、黄埔军校的大胡须、重庆谈判期间的整洁西装……周恩来对仪容的重视，此刻在朱殿华脑海中飞速闪回。试想一下，一个惜时如金的总理，愿意为一次理发专程来饭店，说明他已将“清爽得体”视为外交工具。

此后二十多年，每隔半个月，总理要么坐车到饭店，要么把朱殿华请进西花厅。路费一律从工资里扣，规矩分明。人多排队时，警卫想让座，总理摆手：“先来先剪。”一句话，剪刀声忽而安静，秩序就此成立。

朱殿华不止会剪，他还懂正骨推拿。见总理长夜批文件，肩颈僵硬，他趁修面间隙轻揉几下。周恩来有时被按得睡着，十几分钟后准时睁眼，拍拍椅背道：“够了，我得开会。”偶尔咳嗽，他还会自嘲一句：“下次咳前打招呼，省得你躲刀。”

1974年，病房代替办公室。癌痛缠身的总理仍想保持精神面貌，可化疗让头发稀疏，脸色蜡黄。朱殿华隔二十天往医院跑一趟，每次走进病房，总理总要撑着胳膊坐直，说声“老朱，辛苦”，哪怕气息微弱。

1975年9月，北京饭店理发室迎来一个特别要求：合影。理发师走得七七八八，只剩两人，朱殿华提议改日补照。总理笑而不语，执意站在镜前按下快门。后来大家才明白，那是一张告别照。

1976年1月8日清晨，北京医院里警报骤响，监护屏曲线迅速下滑。9时57分，数字归零。医护含泪合掌，人群中有人奔向电话——通知朱殿华。

赶到太平间，他看见总理静静躺着：面色苍白，胡茬丛生，颧骨高耸。情绪决堤，他伏在床边，哽咽着重复一句：“都是我没给您刮干净。”徒弟小卜递刀，他却抖得厉害，换成自己动手，刮几下停几下。肥皂泡一层层擦去，白须、黑须落满托盘。

收尾时，他弯腰扫地，忽地挑出一缕短发，小心折叠进纸包。没有仪式，也没有旁人注意，那包头发悄悄被放进内衣口袋，伴随他此后整整三十年。

换衣成为难题。西花厅送来的中山装洗得发黄，却是最完整的一件。有人提议买新的，警卫摇头：“夫人说，按总理旧例，别增加开支。”衣服最终没有更换，只把纽扣擦亮，领口熨平。

夜十一点，遗容整理完毕。漆黑的走廊里，仅剩灯泡投下的一圈昏黄。邓颖超向在场人员点头致谢，嗓子发哑却努力克制。朱殿华目送担架滑进简易冷藏室，才发现自己鞋面湿透，不知是泪水还是雪水。

十日告别仪式那天，北京医院人流如潮。职工队伍经过灵柩前，远远能看见总理面庞——眼窝略陷，却极整洁，正如生前要求的那样“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回忆翻到头一页，又落在那年冬夜。西花厅窗帘打补丁，地砖微潮，粗粮饼子配咸菜。周恩来夹起一块土豆，对朱殿华说：“别小看杂粮，能养人，也能时时提醒我们是谁。”一句平常话，被朱殿华记了一辈子。

多年以后，老人把那缕头发连同理发工具捐给档案馆。工作人员问缘由，他淡淡回答：“总理曾希望自己最后还能为国家做点事，这些或许能留下些细节，让后来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人。”声音不高，却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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