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茅台酒稀缺，许世友酒不够喝，向守志司令：包在我身上

一九七九年初春的南京，细雨连绵，军区大院里一件奇怪的事情被反复提起——“许世友的茅台快断货了。”消息最先从干休所传出，转眼就飘进了司令部的茶水间，比天气预报还准。

大伙儿心里嘀咕：上将喝酒本来不稀奇，可如今一瓶茅台卖十二块，堪比一个排长半个月津贴，真不是随便就能端起的奢侈品。市场紧俏，批条都不灵，连南京酒类公司也只能摊手。

有人提议换洋河、汾酒顶一顶，秘书李福海摇头：“老首长认牌子，酒换了味道，他一口就尝出来。”说到这位老首长，圈里没人不知道——少年上少林，八岁啃干粮就着老白干；长到二十不到，已经能把三斤高粱烧喝得面不改色。

话题绕不开一个问号：喝得这么凶，他打仗不耽误？当年陕北窑洞里，毛泽东专门问过这个问题。许世友咧嘴：“战前不喝，打仗不喝，败仗不喝。”毛泽东哈哈一笑，摆手算数。这“三章”随后贴进了口袋，比袖珍地图还常用。

规矩立住了，海量的传说却越滚越大。红军北上前，路过羌寨，寨主自诩酒神，非要跟他拼三大海碗。结果寨主两碗半就栽进桌底，只剩许世友扶着碗沿打嗝。战士们说：“打仗有他冲锋，喝酒有他挡酒。”这句玩笑被陈昌浩听见，差点当真。

一九三五年秋，红四方面军面对川军围追，许世友的三十五团被硬塞进峡口防线。上面只给了一个团，他连夜写电报要兵：“峡口窄，薛岳凶，不添兵就是拼命。”指挥部没改口，果然，九个团的国民党军蜂拥而至，三十五团浴血。战后，陈昌浩提着酒来赔情，许世友冷脸：“败仗酒？免。”一句话，把那瓶黄酒晾在桌角直到酸掉。

转到和平年代，老将军碰上新难题——钱。五五年授衔后，他当南京军区司令，工资充裕，三块一瓶的茅台随便买。可他的警卫员怕首长太花钱，茅台涨到六块仍按老价报账。许世友逮到漏洞，把警卫员数落得直冒汗，还追着把差价补进财务：“公是公，私是私，犟！”

六十年代初，茅台厂一扩张就掉品质，产量九百多吨却无人问津；六二年砍回三百吨后声誉才稳住。等到七十年代末，一瓶已涨到十二块，而且得托关子。许世友退休了，军龄补贴取消，月入四百，用他自己的算法，“勉强够五十瓶”。偏偏江苏只给高级干部每月配六瓶，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打鼓。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件事。京西宾馆会议间隙，傅学正拽着向守志：“老许酒不够，你得管。”向守志爽快：“包我身上。”回宁后，他派人直奔深圳，把军粮供应中最少的那一项翻成“特需”，每月五瓶贵州原厂货，军区公文写得明明白白——“慰问离休老同志”。

许世友拿到这批酒，大笑一声：“总算解渴。”然而转念一算仍嫌紧巴。巧的是，军区农场照洋河配方自酿了一批大曲，成本才一元一斤。有人突发奇想，把大曲灌进空茅台瓶，再贴旧标。许世友抿一口，沉吟片刻：“有点意思，差了点焦糊味，不过能凑合。”他给这玩意儿起了个外号——“土茅台”。

从此，待客分三档。要是老战友、作战参谋登门，真茅台上桌；遇到地方干部打过招呼的，土茅台也能招呼；若是纯粹叙旧，洋河大曲直接大碗。他常半开玩笑：“别跟我装行家，喝得痛快就是好酒！”客人们心照不宣，捧场叫好，好几次差点把自酿喝成了“国酒”。

价格还在疯涨。八四年，标价三十六元，坊间倒卖已过百。有人给许世友带来信息，他只摆手：“那是城里人的烦恼。”可旁人都看出来，他把每日一瓶削到隔日半瓶，剩下的夜里用铝壶温一下慢慢抿。老部下感慨：“打仗不怕炮火，如今却怕票价。”

一九八五年冬，茅台又调价，有干部提案让军区追加供应。文件没批下来，许世友却先倒在病榻。临终前，护士递上小暖壶，他闻闻味道：“还是老香。”那壶里，其实是半斤洋河大曲兑了开水。

很多年后，向守志提起往事，总说那句：“酒管够，是对老首长最起码的敬意。”旁人见他敲桌感慨，便知道，一代虎将，再也不用为一口茅台发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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