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冤错案，检察机关责无旁贷

11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推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闻发布会。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剑波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做到严格公正司法，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把证据审查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确保证据的收集和提供符合法律规定；注重用好调查核实、自行补充侦查、退回补充侦查等方式，确保事实证据确实、充分。

检察机关承接侦查、下启审判，担负诉讼监督职责使命，检察权正确行使，在侦查立案、批捕、起诉程序中就能及时发现纠正错侦、错诉情形，防止对当事人错误追诉，从源头上防止冤错裁判。

最高检要求严格落实诉讼制度，防止错案发生，看似重复严格公正司法理念，其实，是在宣誓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检察新理念。健全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将证据审查重要性提升更高维度，确保案件事实经得起严格检验。是司法系统对“正义质量”的极致追求。当“疑罪从无”从纸面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闭环，当“宁可放过”成为检察官的职业自觉，中国法治将迎来更深层的进化。

检察机关将证据审查提升至更突出位置，作为刑事辩护律师，自然从内心肯定，职业差异，追求司法公平正义目标一致。个人认为，现实司法语境下，检察机关应从制度层面发力破除不利于严格司法公正理念的旧思维、原框框，其实，最突出的掣肘，将“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纳入考核指标，导致对存疑案件“能诉尽诉”。有些检察机关在指标考核压力下，对于批捕的案件，即便后来发现证据存疑、证据不足，并不符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起诉标准，为避免错案追究，仍决定带病起诉至法院，将压力和难题扔给审判机关。无罪判决难现实环境下，检法采取和谐化错案，本该无罪的当事人被判处轻刑罚，或非监禁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现实的司法尴尬，笔者执业生涯，都曾亲历。

近期辩护某复杂刑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存在质疑，仍然起诉法院，检方内部信息，原因在于捕后不诉考核压力。真正严格落实公正司法理念，应破解不当考核指标，将有错必纠落到实处，知错错诉实质是对司法人权的漠视、对司法公正的戕害。

笔者认为，检察各项考核指标中，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应予取消，最高检《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审查起诉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698902人，适用率86.9%。曾有报道称，2025年一季度，江西庐山市检察院认罪认罚适用率从2024年的87.84%上升到100%。检察机关追求过高认罪认罚适用率，必然忽略办案质量，损害司法公正，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告诉人们，人对事物的认知存在局限性，刑事诉讼同样如此，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定罪起诉正确率，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实践，概莫能外。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立法多年，总体上，仍有超过一成当事人放弃从宽量刑利好，坚持罪轻、无罪辩护权利，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并非无懈可击，无可挑剔，同时不能排除某些选择认罪认罚当事人存在屈从司法现实考量。

需要指出，呼吁检察机关取消不应有的考核指标，不等于不注重办案质量，恰恰相反，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具体阐释，和当事人自由尊严财产、甚至生命权重大诉讼权益相比，任何不科学考核指标显得无足轻重，理应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