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林：高原雪映长安月

原文发表于《三秦印记·乡土：陕西考古人说》

题目为《陕西文物考古援藏的发端——1984—1986年援藏文物普查纪实》

1984年作者在乃东县调查绘图

1984年初，我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被借调到陕西省文物局，协助文物处筹备"文物保护宣传月"活动。同我一起被借调到此处的还有宝鸡市博物馆的曹庆旋、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罗宏才、省博物馆的孔昱等，活动的实际负责人是我的师兄张在明，他早我半年毕业，在省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大概在1月中旬，时任文物处副处长的张廷皓跟我说，陕西省文化厅和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去年年底签署了关于援藏文物普查的文件，4月之前就要组织好队伍赴西藏开展工作，任务被安排给了文物处，由我来联系省文物系统各直属单位和咸阳地区、宝鸡地区文化局推荐报名。同时把陕西省文化厅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文管会)的往来文件和电报交给我。这些文件、电报我一直保留着，现藏于陕西省考古博物馆。

根据西藏文管会1983年12月24日的文件可知，时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的付伟与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陈全方此前已经在西安签订协议，西藏文管会特就"选派支援我区文物普查人员有关问题"给陕西省文化厅发了文件。文件中对援藏人员的要求是"具有较全面专业技术(文字、绘图、摄影、测量)的人员"，人数6人，工作时间4至6年，每年4月1日至10月底搞野外普查，10月底至次年4月1日为室内作业时间，完成文物普查资料的整理、编写。张廷皓副处长1984年1月中旬即开始着手安排此事，可谓雷厉风行。

陕西省文物局的文件发下去，说是让各单位"推荐"，实际上是先让大家报名再由单位上报。虽然当时西藏文管会开出的工资待遇还比较诱人，但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艰苦、路途遥远，而且一去就是两年，这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报名者并不多。这期间西藏文管会与陕西省文物局都是通过信件和电报联系，催促早些确定人员和行程，又提出将人员年龄限制在45岁以下。几经反复，3月初援藏人员大体定了下来，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张仲立(我的大学同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望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仵君魁、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袁长江、半坡博物馆何周德、武功县文化馆康乐，还有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的我，全队人员平均年龄30岁。其中，康乐年龄最大，又是党员，被指定为陕西援藏队伍的负责人；仵君魁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学员"(现在叫"技工")，有着丰富的考古实际工作经验，绘一手好图，还发表过研究文章，不过当时他还只是临时工，后来为他的工资待遇问题费了不少周折，这是后话。

当时张廷皓并不同意我参加援藏文物普查队，想留我在省文物局工作。我明白他的一片好意，是想解决我和妻子两地分居的问题。但我在读大学期间就有"西藏情结"，因此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我是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8级本科生，1982年7月毕业。同学们毕业之后大多数都被分配到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各个文物单位，只有三位同学被分配回原户籍所在地，其中就有我和另一位宝鸡的同学刘军社，还有咸阳的张彦文。我想既然不能在省上的考古研究单位工作，那就索性去更远的地方。当时，我就曾经想过到西藏去工作。在本科学习期间，我经常翻阅《文物》《考古》等期刊，也看到过一些关于西藏考古的资料，那个遥远高原的历史和文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招生，1972级考古专业有四位藏族学生，其中两位来自西藏，一位是后来做了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的甲央，一位是后来做了自治区文物局局长的仁青。还有两位来自青海，格桑本(汉族名字苏生秀)后来做了青海省文化厅的副厅长，另一位是刘万云，英年早逝。当时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专门为他们编了一本油印版的《西藏文物考古参考资料》，他们的同窗张廷皓后来把这本珍贵的资料给了我。阅读此书后，令我对那神秘的地域更加向往。所以这次能够加入普查队，也算得上是心愿得偿。

出发的时间也定了下来，定了1984年4月3日西安飞往成都的机票。记得那天正好是清明节，天上飘着小雨，各位队员的家人、同学、同事都到机场相送。张廷皓提出送我们去西藏，说一定要把我们安全送到，安排好了再回来。那时的西安机场就在劳动路至丰庆公园一带，离城区很近。候机楼是个陈旧的三层楼，阴雨天气，候机厅里显得有些昏暗。除了张廷皓，我们都是第一次坐飞机，心里充满好奇和期待。下午3:10，一架"伊尔14"飞机载着我们飞向成都。

那时成都至拉萨的机票只能在西藏驻成都办事处(简称"成办")预订，最早的是6号的，我们只好在成都逗留了三天。这三天我们也没闲着，参观了四川省博物馆，拜访了四川大学童恩正老师、四川省文管会赵殿增老师，向他们讨教有关西藏考古的问题。童老师曾经领队发掘过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他的几位学生在西藏文管会工作，在当时的考古界，他对西藏的文物考古情况最为熟悉。他先是领我们参观了川大博物馆，又在办公室给我们介绍了不少西藏考古的情况，谈到了西藏旧石器的发现、卡若遗址的发掘、藏北的"大石文化"、南方丝绸之路、吐蕃墓葬等。童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是知识渊博、思路清晰，很有个人魅力，拿现在的话说，极具"学者范儿"。

6日的航班是6:45起飞，前一晚我们就住在双流机场的招待所。大房间里几十张床铺排列得横平竖直，灯光明亮，很像部队的营房。张廷皓在我的小笔记本的起首几页抄录了一段巴浦洛夫给学生的遗言，用以自勉，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鸟翼怎样完善，不依托空气，它永远不能使鸟儿飞腾。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们永远飞不起来。没有事实，你们的理论便是枉费心机的挣扎。"字迹清秀，工工整整。成都至拉萨航班的机型是"伊尔18"，比"伊尔14"要宽大一些，途中将头探到前排的舷窗，可以断断续续看到连绵起伏的横断山和雅鲁藏布江河谷。9:40飞机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一行人乘坐机场大巴前往拉萨。那时，机场到拉萨有90多千米，大巴先是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砂石路西行，过曲水大桥再沿拉萨河东北前行，车内摇摆颠簸，车外尘土飞扬，竟然用了4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西藏文管会主任甲央、副主任索南旺堆亲往布达拉宫旁边的民航售票处迎接，张廷皓与老同学甲央紧紧拥抱，热泪盈眶。当日，我们一行人被安排住在西藏文管会所在的罗布林卡院内。

大家都有高原反应，康乐最为严重，当晚就住进了西郊的工人医院，吸氧、输液，修养了五天才恢复正常。初到拉萨，觉得一切都那么新奇，心情十分兴奋，对即将开展的文物普查工作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毕竟我们对西藏的历史、文物几乎一无所知。

头几天，自治区文化局的且增局长、付伟副局长、社会文化处的仁青、杨士俊处长先后来罗布林卡看望我们。联合组队的自治区文物普查队人员也确定下来，西藏方面有自治区文管会索南旺堆、更堆、旦增曲扎、小旺堆，山南文化局的且增，日喀则文化局文教科的索朗旦增(后来又增加了山南文管会的强巴次仁和自治区文物商店的达嘎)，加上陕西的7位队员，一共是13人。索南旺堆任队长，我和康乐任副队长。接下来的两周是业务培训，西藏方面请了西藏文管会的欧朝贵、程竹敏讲授西藏简史、拉萨地方史；西藏社科院的年轻学者巴桑旺堆讲国内外藏学研究概况；文化局编译科的龙国泰讲西藏文化史，内容侧重于藏传佛教文化的大小五明。陕西方面则由我来讲文物普查方法，何周德讲石器时代考古，袁长江讲考古发掘方法，张仲立讲小平板测绘，仵君魁讲考古绘图。张廷皓本想留下来带我们做一段时间的文物普查，架不住陕西省文物局接连几封电报催促他返回，只好于29日返回陕西，临行前互道珍重，挥泪而别。

5月10日，普查工作正式开始。自治区文管会为普查队租了一辆拉萨运输公司的大轿子车，早上8点30分出发，下午3点抵达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住地区第二招待所。普查队分为三个组，陕西和西藏队员搭配工作。前几天先熟悉情况，全队一起就近调查泽当镇和昌珠区的几处文物点。文管会的司机策旺开一辆解放牌卡车送我们到各个文物点附近，调查时主要靠步行。10天以后，三个组分别调查乃东县的其他几个区，一般都是被大车送去区政府(后来撤区改乡)或公社，然后步行着去调查，有时去较远的地方的话让公社的手扶拖拉机送一下，有时也坐顺路的马车。县里还从区政府选派了两位干部陪同我们。区政府有食堂的话就比较方便，若住在公社和村里就要自己做饭了。米、面、罐头等给养都要从县城(泽当镇)采购。

我和自治区文管会的业务干部更堆、且增曲扎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住在桑珠德庆公社小院的藏式二层房子里。当时的物资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从区政府食堂买一袋饼子能吃好几天；平日自己用煤油炉子做饭，只有一个高压锅，蒸完米饭再做菜。每天早上带着六七位工人上山发掘，路途远，中午不能回来休息。工人们会背一口平底铝锅，一塑料桶水，锅里装满干牛粪，中午休息时用锅子烧砖茶，牛粪就是燃料。那时在西藏农区，酥油是稀罕东西，我们通常喝的都是茶水里放点儿盐巴的"清茶"(藏语叫"治当")，主食是糌粑(青稞炒面)，用清茶泡一点干辣椒，再放点盐，就是大伙的菜。我们跟工人围坐一圈，我们拿出饼子，民工们抓糌粑。中间那碗辣椒水里放一个小勺，大家轮流舀着辣椒水准确地抛到嘴里，无一失误，令人叹奇。

发掘期间多是晴天，万里无云，山坡上无遮无拦，大家只能顶着烈日发掘，每天下工时都是灰头土脸。偶下阵雨时便无处躲藏，好在我们配有雨衣，工人们也有塑料布。发掘结果也没有让人失望，把墓葬的封土、墓圹、石棺形制都搞清楚了，出土的东西虽然不多，种类倒不少。陶器有单耳罐、带流罐、圜底罐等五种，石器有条形砺石、钻孔石片等，铜器有铜带扣、铜扣、铜牌饰等。铜带扣最为完好，扣针还活动自如。墓葬的时代定在吐蕃时期，这可是第一次从西藏吐蕃墓葬中出土这么多种类的文物，在后来发表的《西藏乃东县普努沟古墓群清理简报》中我们讲到这次发掘的重要性:"为西藏吐蕃考古提供了第一批具有断代意义的实物"①。

其他两个组也是重要发现不断。张仲立率领的第二组在温区(后来改为温乡)发现的切龙则木墓群有墓葬80余座，封土大小悬殊，规模较大的M1有保存较好的石砌的边框，平面呈梯形，面向坡下的边长12米多、窄端边长9米多，边框里填土石。虽未对墓葬主体进行发掘，但通过对M1条形殉马坑进行发掘清理，仍可将墓群年代推定为吐蕃王朝时期，同时印证了文献中吐蕃贵族墓葬以马殉葬的记载 ②。在对千年古寺吉如拉康的调查中，发现寺院佛堂保留着古老的格局和配置完整的塑像，主尊释迦牟尼坐像与侍立10尊菩萨像基本完好，从保留至今的贝叶经、桦皮经和纸质抄经残页上可以看到吐蕃时期至后弘初期古藏文、梵文字体。张仲立依据藏文文献对建筑结构、塑像及经书残页进行分析，将其建造年代推定为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 ③。根据征集的两件磨制石锛提供的线索，普查队在温区门中公社钦巴村找到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当地农民取土的土坎上可以看到明显的灰层，这表明雅鲁藏布江中游也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我在当年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喜过望，从四队的桑珠和三队的央宗处征集到石锛两件，出土地点也找到了。买水果罐头两瓶，搞劳大家。"可惜的是，文物普查之后再也没有对这处遗址开展过正式的调查发掘。

1984年去洛扎县途中与僧人相遇合影，

左一为作者、右一为仵君魁

田野工作持续到8月下旬，新的发现不断。文物调查对象多是寺院，乃东县较为著名的古代寺院有雍布拉康(传为西藏第一座宫殿)、昌珠寺、吉如拉康、赞塘玉益拉康、曲德贡寺、噶丹曲果林寺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均受到不同程度破坏，对这些寺院都要测绘、拍照、记录。更重要的是对墓葬、遗址等地下文物点的调查。被收录在《乃东县文物志》中的古墓葬就有赞塘村墓群、下东嘎大墓、普努沟墓群、红墓山墓群、加赛山墓群、切龙则木墓群和桑结村石棺墓群，对于已经暴露和遭到破坏的墓葬，我们选择性做了考古清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普努沟墓群--323座墓葬分布在约1平方千米的冲积扇上，有十几座墓葬受到洪水冲刷，暴露出石砌的墓室。于是我们对六座遭破坏严重的墓葬做了抢救性发掘。

田野调查结束后，普查队中七位队员留在泽当镇整理资料。除了田野调查资料，当时可资参考的文物志编写资料很少，记得只有发表在《西藏日报》上的《乃东县简志》(约2000字)、从文管会借到的《贵阳文物志》《陕西省文物志编写方案》《孝感地区文物普查资料》《贵州省文物概况一览表》等，我们依这些资料制定出《乃东县文物志》的编写大纲。大家分工合作，9月中旬编写出《乃东县文物志》的初稿。其间何周德、张仲立相继感冒，张仲立发烧至39.5℃，我们用自行车将他送往县医院，所幸两天就退了烧，又接着赶稿子。我们从泽当镇买来钢板、铁笔、蜡纸、油墨，从文教科借来油印机。刻版、印刷都是自己搞，苦干10天，终于装订出30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乃东县文物志》印本，西藏自治区第一本文物志就此诞生。

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个人--山南地区文管会的副主任土登朗嘎。在乃东县普查期间，他一直配合我们工作，联系行署、县政府，查找资料，寻找向导，雇用工人，采买给养……几乎所有的事在他手里都能搞定。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对文物工作充满热情，因这次普查，我们结为好友，几十年后还联系不断。

10月中旬至次年2月初，拉萨市的文物普查工作有序展开。我们被重新分为四组，我和老搭档更堆、且增曲扎还有布达拉宫僧人洛桑一组，先后驻扎在布达拉宫、色拉寺，调查拉萨市北部地区。张仲立、王望生、且增组住哲蚌寺，调查拉萨市中心和西郊的哲蚌寺；何周德、袁长江、丁长征、旺堆组住小昭寺，调查拉萨市东部地区；仵君魁、康乐、达嘎、旺堆组先后住自治区团委、西郊陵园、蔡公堂区政府，调查东西郊。每个组配备两辆自行车，跑调查也倒方便。

拉萨的冬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冷，晴日居多，温差较大，晴天中午气温可达15℃，晚上零下几度，以至于临睡觉时看到冰凉的被窝就发愁。拉萨的文物普查重点是古建筑和寺庙，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色拉寺、哲蚌寺都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或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文献资料较多，但古建筑测绘图很少，几个组都把大量时间用在建筑测绘上。我们组测绘的色拉寺措钦大殿、阿巴扎仓两座大殿体量巨大，结构复杂，光是绘制平剖面图就用了十几天。不少古建筑测绘都是首次开展，测绘成果不仅被用于《拉萨文物志》的编写，后来也被不少学界同仁引用。

野外调查同样有不少重要收获，拉萨北郊的曲贡村遗址是在拉萨河流域发现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发现纯属偶然。10月26日，我们组爬上山坡区调查传为松赞干布时期建造的帕邦喀(巨石宫)佛寺，下午返回途中，在军区总医院后面的沙石路上更堆踢到一块石头，低头一看觉得它似乎是一件石器，仔细观察后发现其果然是件打制的有肩石铲，仔细在周围寻找，又捡到几个陶片，天色渐晚，我们只好先返回色拉寺。第二天早饭后即去查看，在地表找到不少陶片和打制的石器，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心中暗喜。由于当时正赶着完成色拉寺和周边几个寺院的调查任务，直到一个月后才开始对此处进行小面积试掘。12月下旬，夜间气温降到零下七八度，白天也要等到10点后气温回升时才能发掘。找不到工人，只好请色拉寺的年轻喇嘛帮忙。经过10天的发掘，清理出灰坑2座、窖穴1座、石棺葬1座。这里的遗迹、遗物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陶器多为圜底和圈足，以罐为主，还有缽、碗、豆、壶等；泥质陶、加砂陶各半，灰褐陶居多，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纹饰多为刻划的重菱纹、三角纹、直线波折纹、直线几何纹等，三角形假镂孔纹也是常见纹饰。陶器的制作工艺、器形、陶质、陶色、纹饰等与发现于藏东地区的卡若文化有较大差异，后来发表的调查试掘简报将之定名为"曲贡文化"①。这不仅填补了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而且对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和时空框架的建立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此后的1990-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西藏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整理出版了考古报告②。

查拉路甫石窟也是拉萨文物普查的重要发现。石窟位于与布达拉宫近在咫尺的药王山东侧，藏文文献记载为吐蕃初期开凿，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注意。何周德和同事们通过调查，发现石窟平面呈马蹄形，中心是预留出来的岩柱，岩柱的四面和窟内左右壁和后壁都有佛教造像浮雕，确认这种中心柱式的形制和浮雕造像风格具有7世纪吐蕃王朝佛教石窟的特征，石窟形制很可能受到河西走廊地区的影响。对于这座石窟的调查和认定，正式揭开了西藏佛教石窟调查与研究的序幕③。此外，一些为人熟知的文物也有新的发现，树立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见证唐王朝与吐蕃关系的最重要碑刻，上面用汉藏双语记录着长庆三年(823)唐王朝与吐蕃王室缔结盟约的历史事件。但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道这座碑的完整形制。普查队清理碑的基础，使得埋在地下千年的龟趺重见天日④。

1985年，普查队分为三组，第一组由何周德任组长，组员有袁长江、强巴次仁(程皖西)、吉布·且增边久、丁长征，负责山南地区扎囊县的普查工作。第二组由康乐任组长，组员有王望生、且增曲扎、达嘎、桑布，负责山南地区琼结县的普查工作。第三组合并到古格王国遗址考察队，前往阿里地区札达县展开调查。在下去调查之前的4-5月，普查队完成了《拉萨文物志》《乃东县文物志》的编写，同时加班加点完成了为《文物》杂志西藏专刊撰写的稿件。

对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的调查，有一个不寻常的背景:当时意大利的非洲中远东研究院，向我国文化部提出要做西藏考古的申请，而且特别提出要做古格王国时期遗址的调查。我们都知道，意大利非洲中远东研究院有在西藏地区以及西喜马拉雅地区考古的传统，特别在佛教遗迹考古和研究方面有非常雄厚的基础，著名藏学家图齐就曾经长期担任非洲中远东研究院的主席。当时国家文物局考虑到我们自己的考古工作者还没有对古格王国遗址做过全面的调查，就拒绝了意大利的请求，决定尽快开展古格王国遗址的调查，并把这个调查任务交给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那段时间刚好我们在西藏做文物普查，文物出版社的童明康、殷稼正在拉萨编辑《文物》的西藏专刊，故宫博物院的宗同昌正在西藏拍摄民族文物，所以就由西藏、北京、陕西三方面共同组建队伍去调查。陕西援藏普查队派出我和仵君魁，西藏文管会安排蔡显敏、更堆和大多吉，还有文物出版社的童明康、故宫博物院的宗同昌一起组建成了一支队伍，由西藏文管会的蔡显敏担任行政队长，我是业务队长，童明康是顾问。四川大学的童恩正先生建议借此机会拍摄一套完整的影像资料，并由四川大学电教室选派三位年轻的业务人员梁宝成、张跃平、李白桥负责拍摄录像资料。当时在拉萨艺校援藏的音乐老师李青也与考察队随行。

1985年考察古格王国遗址，

车上右为作者、左为梁宝成

从拉萨出发的时候，自治区文管会派出自己的一辆载重4吨的解放牌卡车和一辆北京吉普212，又租借了北京神鹰运输公司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年轻的司机叫牛华夫。我们就这样从拉萨出发了。因为吉普车坐不了几个人，我和蔡显敏、仵君魁、大多吉都坐在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上面搭有篷布。通往阿里地区的道路有南北两线，一条经桑桑、措勤、改则、革吉到阿里首府狮泉河，一条经桑桑、萨嘎、仲巴、门士到狮泉河，我们选择走北线，两条线路都很艰难。出了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就加不到汽油了，于是从拉萨出发时，我们带了8大桶汽油，除此之外还将发电机、帐篷、汽油炉、折叠床、锅碗瓢勺、米面油、罐头都装在大车上。出发时虽然已经是六月份，但是阿里地区的气候多变，我们都带上了鸭绒睡袋、羽绒服、棉大衣。这些东西是从自治区地质队购买的，市场上买不到。道路全都是砂石路，过了21道班就没有养路道班了，不少路段说是公路，实际上就是朝着一个方向延伸的若干条车辙印。好在我们的大车司机旺堆次仁曾经在阿里地区运输公司当过司机，对阿里各县的情况比较熟悉，是个活地图，所以总能找到正路。虽然也经历了陷车、前后车失联、冰雹突袭等突发情况，但总的来说还是有惊无险。经过6天的旅途，我们到了狮泉河。

到达狮泉河之后，就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要补充汽油，那时候没有加油站，需要有行署的批条才能从地区的库房里买到汽油。工作需要的汽油、照相搭脚手架需要的木橡，都是当时行署批给我们的。行署还专门给札达县政府下文，让他们积极配合考察工作。所有这些事情办妥了之后，我们就去了札达县。从调查工作开始到工作告一段落，总共历时43天，我们分了两个组，一组是摄影和录像组，由童明康负责，宗同昌照相，梁宝成等三人录像，李青帮忙。另一组是考古调查组，由我负责，我和仵君魁、更堆调查遗迹，大多吉抄写壁画题记。考古调查组首先要做的是测绘整个遗址的总平面图，不仅要把所有现存的遗迹，包括殿堂、碉楼、道路、防卫墙等全部标注在图上，还要有地形等高线。光测这张图需要用的数据就花了我们近20天时间，当时用的是经纬仪，每一个测点都要跑到，有些测点就在悬崖边，很危险。我和仵君魁扛着塔尺跑点，测绘员是从地区水电局请来的技术员唐玉春。接着，我们又开始分头调查、编号、登记所有遗迹。我、更堆、仵君魁每人负责一片区域，我们各自带着皮尺、粉笔、笔记本和相机，在每一个窑洞、房屋、碉楼前，用粉笔把遗迹编号写在卵石或残土坯块上，放在一个醒目的位置，对其中一些典型的遗迹还要绘制平剖面图。一组承担照相和录像任务，主要是对保存比较好的佛殿，像红殿、白殿、大威德殿、坛城殿的壁画和塑像进行拍照、录像。当时从北京寄过来的胶片都是灯光片，这种胶片只适合在单纯的灯光下拍摄，所以拍照这一组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童明康做的照相记录。这样工作到第43天的时候，基本上编号、登记和记录工作就完成了。

调查期间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晚间突降暴雨，山上流下来的雨水灌入被我们当作厨房的窑洞，汽油炉、锅碗瓢勺、米面、土豆、洋葱都被水淹了，我们几个人光着膀子在窑洞口挖排水沟，修挡水墙，把厨房里的东西往帐篷里搬，把几个人都累瘫了。还有一次是去调查一处古格王国时期的多香遗址，由于没找到向导，几人途中迷路，在烈日下行走了一天，把水也喝完了，在荒原上饥渴难耐，等循原路返回，已是满天星斗。

这次的调查应该是国内第一次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但并不是首次考古调查。第一次是1979年由西藏文管会和新疆文管会做的联合调查，调查的具体过程不是很清楚，但从《文物》杂志上发表的《阿里地区古格王国遗址调查记》①看，调查人员在阿里地区调查的时间有3个多月，主要对象还是古格王国遗址。新疆文管会派的是韩翔和张铁男，西藏文管会派的是仁增多吉和张文生，《文物》上发表的文章是由西藏的两位工作人员撰写的。这次调查虽然做得不是很详细，但第一次给国内学界介绍了古格古城遗址的概况，功不可没。1985年我们所做的古格故城的调查，应该说探索出了在西藏进行古城堡遗址调查的工作经验和方法。以前的考古工作大都是针对埋藏地下的遗址、遗迹进行的，对地面上现存的大型遗址如何进行调查，对这些遗迹遗物如何描述，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我们在现场讨论，制定了调查、记录的程序和分工方式。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搞清了古格王国遗址总体的布局、遗迹的总数量以及遗迹的不同类别，在资料整理过程中，也对古格王国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经过两年多的资料整理和编写，1991年，我们终于出版了西藏的第二本考古报告--《古格故城》(第一本是西藏文管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昌都卡若》，1985年出版)。后来宿白先生在他的一篇札记中对两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②，一本是我们编写的《古格故城》③，另外一本是西藏建筑工业设计院编写的《古格王国建筑遗址》④。此后的1988年，在报告编写过程中发现还有些资料需要补充，所以我和仵君魁、王海燕、大多吉又去古格遗址做了一次补充调查。古格故城遗址的佛殿壁画还作为《中国壁画全集》的一卷同时出版 ⑤。

古格故城的调查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又在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噶尔县、普兰县展开调查。其中在日土县发现的任姆栋等三处岩画遗迹可以说是西藏岩画考古调查与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前，国内学术界对西藏的岩画毫不知晓。这三处遗迹的岩画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个体图像有人、羊、牦牛、鹿、狼、狗、马、鸟、骆驼等，反映的内容有放牧、狩猎、出行、舞蹈、原始宗教仪式等。依题材、技法、风格及叠压关系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均属于7世纪以前当地游牧部落的遗迹⑥。

10月中旬，阿里地区已经进入冬季，我们只好结束工作，返回拉萨，结束了4个多月的阿里考古调查。

1985年，第一组和第二组对扎囊县、琼结县的文物普查也取得丰硕成果。在扎囊县调查古遗址5处、古建筑17处、古墓葬4处、石刻及摩崖造像6处、名胜古迹4处。其中4处古墓葬群的发现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扎囊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是吐蕃时期王室活动频繁的地方。雅鲁藏布江北岸是吐蕃王室大寺和行宫所在，南岸发现的吐蕃墓葬规模巨大，尤以斯孔村墓群的4号墓为最，封土边长87-96米，堪比吐蕃王陵，这类大型墓葬无疑与吐蕃王室成员或高层贵族有关。作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佛寺，桑耶寺有着重要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何周德和索朗旺堆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桑耶寺简志》①。书中介绍了桑耶寺历史、现状和建筑布局，在西藏的寺院文物志编写方面有着开创之功。

1985年扎囊县斯孔村墓葬发掘现场

左起平措哲西、何周德、王福礼、旦增

在琼结县调查古遗址2处、古墓葬9处、古建筑17处、石刻和摩崖石刻4处、名胜古迹3处。其中邦嘎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这是处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采集、出土有石磨盘、重石、石球和大量陶片，陶片以加砂红陶为大宗，纹饰以刻划纹为主，有菱形纹、三角纹、几何纹、弦纹等，代表了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30年后，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发掘，再次在此揭露出房屋、灰坑等遗迹，出土的陶器残片、石器等遗物，年代在距今3000年至2400年之间，是雅鲁藏布江中游重要的史前居住遗址 ②，这处遗址的重要性再次呈现。地处琼结县城附近的藏王墓早在1961年就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重点普查对象，我们对每一座陵墓均做了详细的记录。保存完好的赤德松赞碑向为史家所重视，普查时清理出深埋地下的下部碑身和碑座，新发现碑文12行，补全了碑文内容，并透露出赤德松赞死亡之地和陵墓的名称，同时也使保存完好的仿汉地风格的龟跌重新面世③。

1985年在前往桑耶寺调查的渡船上

前排左起王福礼、索朗旺堆、山丹阿旺、 平措哲西、何周德、袁长江

陕西省文物系统第一次援藏文物普查工作从1984年4月开展至1986年6月，连续工作两年有余，先后完成乃东县、琼结县、扎囊县、拉萨市等四市县的文物普查工作，编写出《拉萨市文物志》《乃东县文物志》《扎囊县文物志》《琼结县文物志》④，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这四本文物志没有正式出版，只是作为内部资料刊行，但丝毫不影响它们在西藏文物考古研究中的重要资料价值，至今仍被中外学者频繁引用。在三县一市文物普查中获得的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还集中在《文物》1985年第9期和第11期陆续发表，其中有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乃东县普努沟古墓群、乃东县切龙则木墓群殉马坑、拉萨查拉路甫石窟、乃东县吉如拉康、琼结县赤德松赞碑等调查、发掘简报。除此以外，1986年陕西第一批援藏普查队返回以后，还有一些资料陆续被公之于世⑤。当年的不少新发现文物点后来都被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这两年的文物普查，不仅使所有参加者在业务上有了很大提升，工作能力和取得的成果得到西藏同行和文管会领导的认可，也使陕西和西藏的藏汉文物考古工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续的两次援藏文物普查也得以顺利展开。第二批援藏普查队在1986年4月至1987年底赴藏工作，第二批援藏队伍由六人组成，分别是段清波(西北大学在读研究生)、王力军(任职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李军辉、郭周虎、陈建彬、颜泽余，后五人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的技工。他们再次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共同组成普查队，两年期间完成了昌都地区昌都县、贡觉县、类乌齐县、察雅县，那曲地区那曲县、索县、安多县、比如县的文物普查工作，对藏北石棺葬、朗县列山墓地、当雄墓群做了考古试掘，对西藏摩崖造像、玛尼石刻进行了专题调查⑥。完成《昌都文物志》上卷的编写工作⑦，其后陆续发表的7篇考古简报和5篇论文部分反映了这次普查的成果。

第三批援藏普查队是由两省一校的专业人员组成，参加工作的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技工仵君魁、郭周虎、陈建彬、颜泽余，湖南省文物局和省考古所的何强、柴换波、李德育、朱建中，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年轻教师霍巍、李永宪。1990年4月至1992年底在藏连续工作近3年，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共同组队，完成50多个县的文物普查工作。其中陕西省派出的4人与西藏文管会业务人员共同完成了38个县的文物普查和2个重要寺院(白居寺、扎唐寺)的专题调查，特别是首次深入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进行了普查。主持或参与编写文物志7本，其中只有《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正式出版①，《拉孜县、定日县、聂拉木县文物志》完成后交西藏人民出版社，后因其他原因未能出版②。此外还整理发表考古简报8篇、论文8篇，参与完成《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专刊③以及《西藏岩画艺术》④、《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⑤等大型图录的编著。

1992年，持续8年的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工作终于落下帷幕，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回想第一次去西藏参加文物普查，已是40年前的事，我也已经年近古稀。翻开尘封已久的日记，勾起很多记忆，当年所经历的烈日与风雪、焦虑与沮丧、欣喜与自豪一起涌入脑海，不由得让人感叹。当年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领导也有几位已经作古，他们是童明康(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甲央(曾任西藏文化厅副厅长)、索南旺堆(曾任西藏文管会主任)、小尼玛(西藏自治区文管会馆员)、小旺堆(西藏文管会馆员)、康乐(武功县文化馆文物专干)、袁长江(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谨以此文纪念那段永生难忘的岁月。

(作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研究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