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替几十万同胞冤魂，死磕日本

前言

“他们等不起了，我们必须更快。”这是童增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025年10月23日，这位被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人，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9岁。

作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他用半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

让傲慢的侵略者低头，让尘封的苦难开口说话。他没有枪炮，唯一的武器是法律，和那一万多封带血的家书。

那些信中，是中国被掳劳工、被轰炸、被侵害的普通人，对公道的渴望。

一纸“万言书”，唤醒了沉睡的权利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童增还只是一个研究战争史的大学教师。

1991年，他收到七封来自二战被掳到日本劳工的信。

这些老人的手写信件，诉说着被强征、被虐待、被掩埋的苦难。

那一年起，他开始为这些受害者奔走，请求法律援助，研究国际法，提交“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

那七封信，后来成为了他走上漫漫索赔之路的起点。

短短两年后，全国各地的受害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

他共收到超过一万封来信，信件堆满了他的办公室。

这些信每一封都重若千钧，有的信纸皱皱巴巴，满是泪痕；

有的字迹歪歪扭扭，因为写信人的手在当年的苦役中被打残了。

他们在信里哭诉亲人被活埋、自己被刺刀挑伤的惨状。

童增当时面临的心理压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他不仅仅是在处理法律文件，他是在独自背负一个民族最惨痛的记忆。

他没有选择把这些信锁进抽屉，而是把它们变成了射向日本法庭的“子弹”。

他不仅是法律顾问，更成了这些风烛残年老人的精神支柱。

赢得了历史的审判

这条索赔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童增协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发起了近30起诉讼。

必须坦白地说，绝大多数官司，在判决书上是“败诉”的。

日本法院常用的理由很赖皮，“诉讼时效已过”或者“国家无答责”。

但是在他的死磕下，日本法庭不得不在判决书中认定了一系列核心事实。

这在法律上或许是驳回，但在历史上却是铁证如山的“胜诉”。

这些判决书，堵死了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篡改历史的后路。

这种坚持终于在2016年撕开了一道口子。

三菱材料公司低下了高昂的头，向3765名中国劳工谢罪，并支付和解金。

这一刻，距离受害者受难已经过去了70多年。

虽然很多老人没能等到这一天，但童增帮他们拿回了那个迟到了大半个世纪的“对不起”。

一个纯粹的人，留给未来的遗产

生活中的童增，简单得令人惊讶。

为了维系民间索赔联合会的运作，他几乎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即使在晚年经济拮据时，他依然在资助索赔办公室的房租。

他吃着最简单的外卖，却在谋划着震惊世界的国际诉讼；

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滞留在中国的韩国“慰安妇”重返故乡。

2017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更是国际社会对他所坚持的“用法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一和平理念的认可。

如今，斯人已逝，但他留下的“童增书简”。

那上万封受害者来信，正在被整理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这些信件，将成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最真实、最震撼的注脚。

小结

童增先生走了，带着一身的疲惫，也带着满身的荣光。

他用三十年的奔走告诉我们：正义可能会迟到，甚至会遭遇种种阻挠，但只要有人记得，有人坚持，它终将到来。

他不是为了金钱在战斗，他是为了让那些躺在历史尘埃里的普通人，能干干净净、有尊严地合上双眼。

送别童增，勿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