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县城肿瘤防治中心建设的起点……

亲历亲见亲闻

姚村镇是河南省林州市工业经济的核心区。镇上有家不大的医院——林州食管癌医院，挂着国家食管癌防治研究基地的牌子。2024年，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完成了1000多台食管癌手术。

我退休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当院长，医科院肿瘤医院是家闻名中外的肿瘤专科医院，一年也做不了这么多的食管癌手术。

河南林县（现林州市）书写了人类抗癌史上的一个传奇，若不是我多次到林州，亲眼见证并参与了他们的工作，我也会有所怀疑。

这里，是县城肿瘤防治中心建设的起点……

△ 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医生访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时的合影。

抗癌号角在林县响起

林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林州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以“三不通”闻名的贫困县：林州市地处太行山区，山高路险路不通；毗邻漳河，却年年土地干涸，谓之水不通；食管不通是指林州市家家都有食管癌病人。

提起林州几乎无人知晓，但是，谈到“红旗渠”却享誉中外。因为“红旗渠精神”是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上世纪60年代，数十万林县儿女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用了10年时间，硬是削平了1250座山头，建成了1500多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漳河水成功引入林县。周恩来同志得知后高兴地将其称之为“人工天河”。

1957年11月，28岁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到北京参加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在会上，年轻气盛的杨贵突然谈起林县很多人“食管不通”（当地对食管癌的通俗说法），每年要夺走许多百姓的生命，甚至连当地的鸡、羊食道也发现过癌瘤。杨贵书记的讲述令在场的所有人震惊。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当即要求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李冰组织最强的医疗队，全力以赴帮助林县人民解决“食管不通”的顽疾。日坛医院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立即派遣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和医生奔赴林县，开展食管癌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早防早治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林县异常贫穷。医疗队员们只能挤住在四处漏风的破庙里，啃着干瘪的糠窝窝，喝着苦井里的水。然而，没有一人退缩。医疗队员们夜以继日地寻找食管癌的致病原因，研究防癌的具体措施。

上个世纪60年代，日坛医院在林县姚村建立了食管癌防治基地。当时的姚村卫生院十分简陋，整个卫生院连个本科学历的医生都难留下，只能承担一些赤脚医生的日常工作。

后来，日坛医院从北京派了大批医生到姚村为百姓治病。自从来了北京医疗队，四乡八镇的病人蜂拥而至。为了让病人能够获得及时的治疗，减轻就医的负担，医生们在姚村卫生院改建了手术室，又想方设法添加了手术器械、麻醉器械。凡是确诊为食管癌的患者可以立即住院接受手术治疗。他们像白求恩一样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了食管癌的手术治疗。

尽管条件很差，但是北京医疗队的医生们以精湛的技艺成功地完成了成百上千例手术。因此，名气大震，林县政府马上将医院更名为“北京医疗队医院”。我们的医生也非常有责任感，他们像白求恩一样，在手术过程中有意识地辅导当地村医的手术技巧，尤其是胸外科王国清教授，在林县工作最长，他坚持手把手教乡村医生做手术，培养出很多合格的外科医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食管癌的致病因一个一个被揭示出来，通过针锋相对的控制措施，终于使食管癌的发病率降了下来。林县食管癌防控的经验也在当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引起轰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主动请求与中方合作。

在中美双方庆祝合作成功30周年的庆典上，我有幸宣布了河南林县食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下降50%左右，创造了世界防癌史上的奇迹。

△ 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原党委书记李冰（左一）和中外专家共商防癌大计。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北京医疗队终归要回家。他们走了，姚村卫生院还能不能撑得住？

我带着疑问来到姚村，我发现，姚村卫生院并没有倒下，而且，姚村卫生院已经发展成二级甲等专科医院，并更名为“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如今的林州市食管癌医院拥有床位380张，员工302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的医生32人。年门诊量达到1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高达约9000人次。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30年来，林州市食管癌医院每年的食管癌（包括贲门癌和胃癌）手术数量在600—1470台。其中，来自林州市以外的患者占全部病人的89%。当我们为中国县域肿瘤病人大量外流而头痛时，林州市食管癌医院为大家照亮了突围的道路。

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名誉院长焦广根告诉我，林州市食管癌医院诊治的病人中95%来自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个数据是否应该引起更高度的关注？低廉的同质化诊疗无论对低收入群体，还是对医疗保障体系都是不可忽略的选择。

食管癌手术属于高难度手术，全国能够开展食管癌手术的县医院仍不多。截至2024年10月，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已收治食管癌等肿瘤患者138900例次，每年诊治食管癌患者5000例次，年手术量1200余例，放疗1300余例次，化疗1900余例次。可以说，林州市食管癌医院创造了中国县域医院食管癌年手术量之最。伊朗前卫生部长参观时曾惊呼：“一个乡村医院能够做上千台食管癌手术，真的难以置信！”

最近30年来，来自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丹麦、德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伊朗、南非、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参访者络绎不绝，初步统计，至少有50批外国代表团、不少于500名外国肿瘤领域专家千里迢迢来到林州，考察林州市食管癌医院。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还主动邀请林州市食管癌医院的专家医生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这令大家都倍感振奋、骄傲。

放眼当下，我国县域医院缺乏医学人才，而优秀的人才又千方百计挤进大城市的大医院。这不得不令人忧心。我们的农民也需要技术精良的医生，如果能更加重视对基层医院的扶持，我想，用不了多久，就会大大减少老百姓外出求医的艰辛和无奈。

△ 赵平委员（中）与他的乡村医生朋友在一起。

小丫也能扛大旗

16年前，我受当时卫生部委托主持一项地市级肿瘤规范化、标准化试点工作的调查。数据显示，县医院食管癌平均住院费用7000元，地市级医院14000元，省级医院21000元，更高级别医院的费用则更贵。这些数字引发我的思考——要想不断深化医改，只有重心下沉才能平稳推进。

中国民众就医有明显的趋高性。但是，中国的医疗资源毕竟有限，优质资源依然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14亿多人口的大国，医疗若想广覆盖必须维持低水平，否则入不敷出，难以为继。因此，我认为，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初衷，只有低水平才能保证14亿国民病有所医。

在新医改大潮席卷下，中国县域医院已经迅速成长，堪比国内一流的县医院建筑比比皆是，大多数县医院已经具备诊治常、多、普疾病的能力。然而，生病是没有“计划性的”，4亿—5亿农村居民一旦罹患疑难重大疾病，县医院缺乏诊治能力，还是要往上转诊。

如何做到“应转尽转，应留尽留”？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思索。当时，国家卫生健康委针对这种状况，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提出加强县域医院专科建设，提出“千县工程”计划。调研中，我以林州市食管癌医院为例，提出县域肿瘤防治中心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希望更多的乡村肿瘤病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就能得到同质化的治疗，既可以免除异地就医不必要的劳苦和负担，又有助于节省医保资金。

有这样的想法，还跟我的一次经历有关。

18岁那年，我到山西省沁县小王村插队，成为最普通的农民。小王村的贫困我记忆犹新。从早干到晚，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也就只能挣三四毛钱。最使我难忘的是农民没钱去医院看病，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连卫校都没有上过，却负责几百个村民的诊疗。

后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有一次，我负责治疗一个胡姓农民，他当时得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要进ICU，他的子女付不起费用，齐刷刷跪在我面前。我被逼无奈，用了近乎古老的方式救活了病人，为此，我获得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成果奖。从那时起，我认识到医生救治病人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是造福千家万户的重要环节。

2009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这一轮改革聚焦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尤其注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基层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奠定了重要政策基础。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印发“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国至少1000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水平。

要看到，中国目前有2843个县级行政区，只有不足1/3的县有条件建设县域肿瘤防治中心。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县域医院正在积极筹划肿瘤防治中心建设，越来越多的乡村肿瘤病人也能够安心在县医院接受诊疗。

肿瘤中心下基层是民心所向。

成功面对挑战

作为医卫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我曾为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大声喝彩。在肯定了医改成果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医改诱发出的井喷式就医需求，成为不可忽视的挑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成功面对挑战》，提到：乡村居民异地求医看大病，一方面面临离乡背井的窘境和难以得到理想的治疗结果；另一方面，基层医保资金大量外流，导致县域医院生存和发展遭遇困境。

我多次提交提案，建议把“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改成“缓解”。我认为，医改的初衷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但实际上，医保的筹资能力很难与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并驾齐驱。

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大大增强。异地就医人次从2020年的8238万人次增至2024年的39657万人次；异地就医费用从2020年的3961亿元激增至2024年的7868亿元。医保资金外流和人才逆流而上形成的“管涌”威胁着“大病不出县”的目标。同时，对县域医院的补偿却难以规范到位，县医院收支平衡普遍出现险情。

加强对异地就医的疏导迫在眉睫！对于县医院有能力医治的病人尽量留在当地治疗，尊重病人选择权，适当提高保险报销比例，让政策向留在当地医治的病人倾斜。

对于“县域有无必要建设肿瘤中心”的论证，也许至今仍有“不可能”或“没必要”的看法。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十几年的调研与推进，清楚地认识到，普通乡村居民一旦罹患癌症，往往就医无门。比如早期癌症，缺乏症状与体征，老百姓不知道去哪里求医、更难找到对路的专家。尤其是罹患肿瘤时，患者往往认为需要分秒必争。这时，县域肿瘤中心可以给与最及时的专业帮助：应转尽转，应留尽留。

我曾经在江苏海安市调研，当地的肿瘤患者习惯去邻近的上海、南京求医。2019年，海安市人民医院成立肿瘤中心后，海安市有一半以上的患者主动留在当地治疗。这个数字让我感触非常深刻：如果老百姓的家门口也有机会得到国内一流的癌症治疗技术，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去求医呢？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医院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专门安排一栋楼作为肿瘤中心，建立十个肿瘤单病种中心。2024年，象山县肿瘤患者就诊率达到92.98%。从治疗的结果分析，象山县肿瘤患者整体5年生存率为52.5%，超过了目前国家43.6%的平均水平。

由此可见，在县域开展肿瘤中心建设不是天方夜谭，鸡毛确实可以飞上天。

天下难事，必成于易

肿瘤是新世纪第一杀手。虽说已经列入了慢病系列，中国目前整体肿瘤5年生存率只有43.6%，不足50%的生存率无法让民众相信肿瘤已经不可怕了。肿瘤是目前医学领域的学术珠穆朗玛峰，很少有人登顶，从来无人居住。

恶性肿瘤的诊断难，早诊更难；治疗难，治愈更难。尤其是恶性肿瘤的诊疗容错率极低，稍有差池就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患者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此外，治疗肿瘤的硬件要求极高——昂贵的诊治设备，天价的药品，高水平的多学科专业团队。中国有多少个县真正具备这样的实力？

十几年前，我发现基层需要肿瘤防治中心，医改平稳推进也需要强基层。2016年，我们募集了1200万元资金，启动“万名医生肿瘤学培训项目”。两年间举办了34次培训班，覆盖16个省、2个直辖市的815个县的3410家医院，总共培训了10218名县域医生，为提升基层医生肿瘤诊疗专业水平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2018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的支持下，我们又开展了4期“县域肿瘤中心培训”，共培训了1400名县域医院的管理者，培训主要目的是建设县域肿瘤中心的战略意义，对县域医院建设肿瘤中心进行可行性分析。

培训收到显著的效果，许多医院启动了肿瘤中心建设程序。比如，河北省唐县是白求恩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唐县人民医院在参加培训后立即组建了肿瘤中心，购置了最先进的诊疗设备，还寻得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强大的技术靠山，极大地缓解了唐县肿瘤病人的就医之难。

为了探索破解之道，2023年8月25日，我们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县域肿瘤学科建设发展论坛”，150家县级医院院长联名呼吁成立县域肿瘤防治中心联合体，共筑中国县域肿瘤防治的新防线，我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个倡议。

如今，联合体的成员单位已经有接近800家。联合体通过上下联动进行帮扶、培训和评估，助力县域肿瘤中心建立、发展、达到肿瘤防治的标准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期待的是，2023年至2028年联合体行动计划目标是建设单位不少于1000家，争取通过实地帮扶、培训和评估，帮助500家能够达到合格标准（认证单位），即评估得分300分以上（总分500分）；200家能成为中国标志性县域肿瘤防治中心示范单位，评估得分大于450分（总分500分）。

目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医院已经率先成为示范单位。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象山县人民医院注重肿瘤中心建设，初步实现了象山县居民看肿瘤“应留尽留”的目标，明显减少医保资金的外流。医保资金用于象山，使象山有能力“拿出一座楼做肿瘤防治”。

象山县人民医院的成功告诉我们，肿瘤防治中心建设符合广大百姓的切身利益。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收到不少县域医院的指导需求。即使烈日炎炎的夏日，我们也没有停止到农村去、到基层去的脚步。完善肿瘤中心结构与功能建设，来自全国大医院的专家逐一查缺补漏。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程已经远超二万五千里，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医院受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身为一名老政协委员，虽已至暮年，但热忱丝毫未减。我将继续深耕县域肿瘤中心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以医者的仁心与执着，为守护百姓健康倾尽绵薄之力，让这份牵挂在岁月里愈发坚定。

口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平

整理：刘彤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莫愁

审核：周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