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后的风像一把刷子,将城市上空的浮尘轻轻拂去。天色被刷得澄亮,阳光显出几分难得的硬度。走在傍晚的街头,一缕突如其来的甜香拽住我的脚步,那香味带着暖,像有人轻拍肩头,叫你回家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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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味望去,街角铁皮桶改成的炉子上,红薯正被暗红的炭火慢慢捂熟。它们挤卧在炉膛深处,像一群安静的孩子,听火讲故事,听炭哼小调,听时间一点点把淀粉熬成糖。
我走近的时候,卖红薯的老人脸上的沟壑堆满了笑。炉盖掀起的刹那,白汽轰然涌出,像地底升起的云朵,带着土腥、焦糖、甚至淡淡酒酵的复合气息。那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是阳光、泥土、雨水、汗水的机缘巧合。
我记忆中的红薯,藤蔓纵横,耐旱耐贫瘠。《齐民要术》载:“甘薯,十一月中取根,大如臂,色白,味美”,这里的甘薯就是红薯。童年时光里,常见母亲把红薯塞进灶膛草木灰。放学回家,没进门便闻到了烤红薯香。在灶膛里扒开草木灰,喷香的红薯便凸显在眼前,掰开,金黄的肉冒着糖丝,烫得左右倒手。那甜是钝的,像老棉鞋踩在霜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得让人心安。后来我离家读书、进城工作,味蕾被麻辣鲜香轮番轰炸,以为早把红薯味冲淡了,却在某个加班后的夜晚,被一只铁皮桶中的烤红薯勾住。原来,胃始终记得被抚慰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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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的香,是土地对劳作的回馈,是苦难岁月的补丁。在清明前后栽下红薯苗,一垄垄土埂像写给春天的情书。盛夏,藤蔓铺成绿毯,风过时掀起波纹,地下的根块悄悄鼓腮。霜降之后,农人们又用铁叉翻开土皮,胖墩墩的红薯滚了一地,像刚出窑的陶胚,带着潮湿的温度。那年月,红薯是粮也是菜,是猪饲料也是学费。母亲把红薯刨成丝,晒干,便可以随时用锣锅熬成薯丝汤裹腹。有人曾说:食物的味道,其实是一段压缩的光阴。是啊,光阴与食物确乎是难解难分的。
科学上讲,红薯中的淀粉在70℃左右开始水解生成麦芽糖,淀粉酶活性越高,甜味便愈发悠长。人生何尝不是如此?那些所有熬过的夜、流过的汗、踩过的霜,都被命运偷偷熬成了糖,只等一个合适的温度,替你揭盖。
儿时,我老家家家都有“红薯窖”。村民在较干燥的山上向下挖深坑,上面以杂树、冬茅或稻草搭一个蓬顶,以防雨水进入,足以让红薯安然过冬。入冬前,乡人便把红薯挑进去冬藏。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下窖拣几个回来,顺便把那些烂了的丢掉。来年开种,大多红薯安好,埋进地里便等着发芽了。冬藏,不只是保存食物,更是保存信念:再冷的冬天,总会过去;再硬的土地,都能长出温暖。
城里的烤薯摊,便是乡村窖藏的远房亲戚。铁皮桶、炭火、铁钩、旧棉被,一套简易的“移动地窖”。卖薯人多是进城的老农,他们把城乡时差背在肩上,让城市快节奏的脚步偶尔错拍。有一位农人总挑长得周正的红薯烤,他说:“薯像人一样,长得端正,味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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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的香,能治愈乡愁。城里生活的人,把超市买来的红薯用烤箱低温慢烘,满屋甜香。吃起来,满满的是“妈妈的味道”。有人把烤薯拍成视频,配文:“此味可解长安雪。”科技时代,二维码的乡愁总在横流,其实,只需要70℃的恒温,把红薯慢慢熬成糖,让糖穿过屏幕在舌尖化开,便完成了一场时空拥抱。
随着乡村振兴的春风吹开,乡野建起了红薯深加工工厂,红薯被做成粉丝、薯片、薯酒,甚至提取花青素做口红。土地流转后,年底分红,村民的笑像裂开的红薯。乡村举办“红薯文化节”,大学生返乡直播,镜头前,老农教网友“听声辨熟”:手指弹薯,声音闷的甜,声音脆的淡。弹幕飞过:“原来红薯也会说话!”
站在铁皮桶前,买下一个烤红薯。剥开焦皮,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柱,像给城市立起一根小小的炊烟。咬一口,甜从舌尖滑到喉,再滑到胃里,像一条隐秘的暗河,把人心和乡野亲情绾结在一起。
红薯的香,是低到尘埃的守护,是升到云端的诗意。它不挑器皿,铁皮桶、土灶膛、太空舱,都能安放下它的甜;它不挑人群,白领与蓝领、商人与农人,都能在它的味道里找到心中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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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和AI生成
作者:程应峰
责编:李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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