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手抄古籍近万卷，鲁迅称他“打字机”！文史巨擘张宗祥逝世60周年，这场展览回望奇人一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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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爱读书，有人爱写书，却鲜少有人抄书成痴的。

张宗祥就是这样一位“奇人”，他40岁时立下誓言——以抄校古籍为一生之业。他曾手抄古籍善本九千多卷，因抄书速度快，还被鲁迅趣称为“打字机”。

当然，张宗祥的功绩远非“抄书”一事。他曾先后担任民国初年的京师图书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浙江图书馆这南北两大图书馆的馆长，这在中国图书馆界可谓绝无仅有。也正是他，号召浙江有识之士，募集捐款接力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使这部巨著得以保全留存杭州，成为浙图“镇馆之宝”。

张宗祥还是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第三任社长。了解西泠印社发展历程的人不会忘记，当西泠印社在历经晚清、民国时期的辉煌后，于抗战期间已近颓圮，荒废多年，若不是张宗祥后来登高一呼，引起四方响应，又经其多方奔走，得到官方支持，哪里会有西泠印社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重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张宗祥，就没有今天的西泠印社。

他还是罕见的全才型人物，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精书法，擅鉴赏，善绘画，会诗词，长校勘古籍，能作曲编剧，通中医药理，可谓是无所不精、无所不晓。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就是妥妥的六边形战士。

在圈内人士眼里，张宗祥有着令人称奇的“三绝”：一是他为中国现代书法的开创者之一；二是他鉴赏字画只需一眼瞥之，即能识其真伪，人称“识宝太师”，曾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名誉委员；三是1902年，他在当时嘉兴府中学堂教地理时，亲手绘制地图和编写教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这堪称一个奇迹。

谁又能想到，这样的书坛泰斗、文史巨擘，在浙江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中树起一座座丰碑的张宗祥，幼年时却是一个患有严重足疾，体质虚弱，整天只能呆坐在家里，几成废料的孩子？他是如何从一位幼年身体羸弱，甚至无法行走的学童，成长为国学巨匠，并凭借一己之力做出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和保护、复兴百年名社西泠印社、振兴昆曲三大文化功绩的？

今年是张宗祥逝世60周年纪念。浙江图书馆之江馆最近推出“博通精研·铁如意——张宗祥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带大家走近这位曾任浙江图书馆老馆长、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张宗祥，了解他一生的成长历程。

一个甲子的光阴流转，先生的学术风骨与文化精神依然熠熠生辉。他不仅是古籍校勘的泰斗、西泠印社的中兴功臣，更是一位言传身教的长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6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他的一生，不仅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传承，传承那份对文化的敬畏、对学问的执着，以及那份深植于血脉的家国情怀。

10岁才开始读书的海宁奇童

和鲁迅同事，一起在杭州教书

1882年，张宗祥出生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末期，浙江海宁硖石镇一个书香世家。

张宗祥外祖父沈韵楼，是有名的书法家，父亲张绍基为举人，不过生性淡泊，隐居乡里，从未出仕。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从小理应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因为幼年患足疾，他直到10岁治愈后才能走路，开始读书。

张宗祥4岁就患上了足疾，当时家人不知何病。5岁那年，他的手足冻裂成疮，严重到第二年春天也未见好转。某一天，张宗祥在厅堂上做游戏，不慎右足又误插入一把椅子扶手交叉的花纹漏洞中，一个人想强拔出来，不料又弄伤了右腿，在关节处又形成一疮。起初，大家都以为又是冻疮，但大半年过去还不愈，才知非冻疮，而是骨结核。从此张宗祥不能行走，出行都要人抱着。7岁那年，因为一次意外，他又被压伤了右脚。脚背肿后又生一疮，雪上加霜，右腿几乎残废。见他身体日见衰羸，父母日夜忧虑，就打算让他学画或学医，将来以此独立谋生。

10岁那年，经多方调理，张宗祥终于能用拐杖走路。这一年，他开始发蒙读书。教材自然是四书五经，他博闻强记，一目十行，加之天资聪颖，很快就在同门学子中脱颖而出，人称“海宁奇童”。11岁，张宗祥还只能跛行，到了12岁，足疾竟然痊愈了，他开始习武强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事起，13岁的张宗祥因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开始关心国事，阅读报章、世界历史。张宗祥自恨因足疾而读书晚，昼夜不歇埋头苦读，每月竟有六七夜读至天亮。

少年张宗祥

1899年，18岁的张宗祥参加海宁县试，名列案首，在嘉兴府府考中，四场都是第一，考取了秀才，被进学为府学生，取得了乡试的资格。据他自作年谱记载：“府试四场，皆第一。”年纪轻轻就成为举人，名扬乡里。随后，他任教于家乡的秀水学堂、嘉兴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还和鲁迅成为同事，一起在杭州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址为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

1910年，29岁的张宗祥赴京考职，取得“殿试一等”的好成绩。三十而立的张宗祥也成为清代最后一批经考试录用的“四品官”。

当时家乡海宁流传着一句：“文有张冷僧，武有蒋百里。”张冷僧就是张宗祥，他与后来成为军事名家的蒋百里，年少时便是玩伴，一同苦读。两人不仅潜心认真读书，而且还立下一个规定：即两人看过的书，必须互相考问，若答不上来，罚第二天不能再看新书，直至考答通过。因此，两人学识渐进，后来，蒋百里成为世界知名的军事理论家，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人物，张宗祥也终成一代国学巨匠。

中年张宗祥

抄书犹如复印，原书痕迹完全保留

手抄近万卷书，被鲁迅称为“打字机”

浙图的“博通精研·铁如意——张宗祥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中，特别展出了百余件实物展品，主要是张宗祥先生的稿抄本、书画等珍贵特藏文献，还特别展出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本，包括张宗祥先生“癸亥补抄”的部分，让我们再度有缘近距离接触这部饱经战乱而得以存世的珍贵典籍。

展出的数种张宗祥先生影抄的宋元版图书，将原书的版式、字体、断版、避讳以及书籍流传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完全保留了下来，尽显原本面貌，犹如今天的复印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同时，展览将影抄本与原本对比展出，展示出张宗祥影抄的神奇效果。

张宗祥一生究竟手抄了多少书？后人统计了一个惊人的数字，9000多卷，前无古人。他从33岁起，就专心致力于古籍的抄写、补正和整理工作,一生亲手抄校、辑录孤本、善本古籍近万卷。不论炎夏还是寒冬，张宗祥都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抄校古籍,不仅没有任何怨言，而且以此为乐。40岁那年，他更是立下誓言，以抄校古籍为一生之业。直到1965年，84岁的张宗祥去世，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涯中，他始终没有放弃抄书。

张宗祥为什么能抄这么多书？张宗祥抄书成癖，他一生勤于抄书，且边抄边校，而且往往夜以继日，笔下生风、运笔如飞。他抄书不仅速度快，而且几无差错。一般日抄15000字，若遇原书主人催还急迫时，一天可抄24000字，而且还能做到一字不误。其抄书速度，被好友鲁迅趣称为“打字机”。

“他的抄书可不是我们认为简单地抄下来就可以。他还用心地点校，他能看出这个本子和那个本子的不同，他要区别这几个本子之间，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看不同的本子，让抄本回归到最初的源头，就是抄下最好的本子。”张宗祥的外孙女、浙江图书馆原党委副书记徐洁透露，“外公抄书的速度极快，有时候，三天他就能抄完一本书。他抄书，就和下棋一样，可以快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在一页当中，他可以中间写两个字，或者呢，在四个角上先把字写好，然后按照顺序这样抄下来。神奇的是，他一个字都不会错的。这真的需要深厚的功底才能达到。”

张宗祥的妙笔所至，经他抄写的稀世善本或者绝版孤本，随着时光流逝，现在都已是图书馆的珍藏。他对古籍善本的“慧眼”，得益于1919年至1921年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国家图书馆前身）的经历。原张宗祥书画院院长王学海介绍：“本来呢，他不愿意到北京去任职，后来是鲁迅劝他，你真是个傻瓜，里边有很多宝物，没有人翻过，你这么喜欢文史，你去是最合适的，而且可以发现很多的宝贝。”于是，张宗祥便听从好友鲁迅的劝告，就去了京师图书馆，结果一进去就一发不可收。正是这段时期，张宗祥在北京，经眼、精鉴群书，所见奇书为其毕生最富。张宗祥在自己的日记里回忆，正是听了鲁迅的话，去了京师图书馆，在里面一两年的时间，就胜过外面一二十年的收获。张宗祥埋头于皇家藏书两年，悉心整理，完成了《善本书目》四卷，纠正了此前的不少纰漏。从此，张宗祥更加致力于埋头苦读钻研和抄写善本。

“他一心三用，比方说，有一次朋友来找他下棋，下棋的时候，他可以一边下棋，一边继续抄书。抄书不影响下棋，下棋也不影响抄书。这中间，还有学生来找他提问题。他说，没事，你提好了。就这样，一边下棋，一边抄书，一边解答学生问题。”王学海感慨，这样的抄书绝活，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张宗祥一生，曾先后请人刻“著书不如钞书”“手钞千卷楼”“手钞六千卷楼”“手钞八千卷楼”等印章以表心志。正是他凭借非凡的毅力与辛勤付出，许多濒临失传的古籍得以保存和流传。他八十岁时作《书怀》:“四十余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忘餐废饮妻孥笑，耐暑撑寒岁月更。”

张宗祥与夫人及长女摄于北京（1917年）

在张宗祥的倾力保护和争取下

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留在杭州

抄校古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张宗祥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每抄必收古本珍藏，反复校改。因此，他抄的书都出现新面貌，远胜明清旧刊，无一不可以立时重印。抄校书籍几乎陪伴了张宗祥一生。

57岁那年，张宗祥已抄书六千多卷，曾钤“手钞六千卷楼”的印章。其中有一部分书，抗战时期运往重庆，抗战胜利后，中央图书馆以木船运书送返南京时，途中在三峡翻船，书与船一起沉入江中。

经此挫折，张宗祥毫不灰心，69岁后仍抄校不辍。1963年，篆刻家韩登安刻了一方“手钞八千卷楼”印章给他，他非常高兴，直至83岁时还抄校了柳如是的《湖上草》（附《尺牍》）。张宗祥所抄之书，不是稀世善本便是几近绝版的孤本，所以，当年有许多孤本，如果不是他抄录下来，现在恐怕早已无法觅得了。

张宗祥先生一生抄校各类孤本、善本古籍九千余卷，他编撰出版了《说郛》《罪惟录》《越绝书》等一系列具有极高文献价值的典籍，经所抄校的古籍，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比如，对浙江最早的地方志《越绝书》集中各种版本进行校雠，形成该书唯一一部校注本；又如整理、校注明史研究的重要著作《罪惟录》，使秘藏二百余年的文献重见天日；再如抄录保存了十分稀见且内容较为完备的太平天国时期文献《英杰归真》。

张宗祥曾写下一首《自寿诗》，“分明岁月同奔马，收拾心情作蠹鱼”。他把自己比作“坐得住冷板凳的‘蠹鱼’”。

张宗祥的抄书生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自然是主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癸亥补抄”。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典籍集成。这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其规模有多大呢？打个比方，如果将全部书册摊开，逐一相接，其长度可绕地球赤道一圈还要多。如果以一个人每天读3万字的速度计算，不眠不休，需要70多年才能读完。因此，这部8亿多字的鸿篇巨制，哪怕一个人皓首穷经，也难以读完。

没有电脑、没有数据库的年代，要完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蠹鱼”精神。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补抄。1923年(癸亥年)，张宗祥接过补抄接力棒，开启文澜阁《四库全书》史上第三次补抄之役。

“丁氏兄弟和钱询补抄，他们当时是无法拿到好的本子的。我外公呢，因曾在国家图书馆（原京师图书馆）工作，能够看到一些好的本子，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好的本子来补抄。”外孙女徐洁透露，正是张宗祥主持的“癸亥补抄”，使得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旧貌，并具备了独特的文献价值，也使其成为集结了浙江几代学人心力的“百衲本”。

文澜阁本，从数量上看，它共有36917册，比原版的35990册多出近千册，从内容上看，它弥补了原本中漏抄的部分，并恢复了清廷对原文的篡改，有的甚至还优于《四库全书》原本的底本。

当年，要完成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这样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首先缺的是经费。

1922年初冬的一个周末，张宗祥独自踏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开始了在沪杭间的奔走募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张宗祥终于筹齐了经费，马上着手组织招募抄写人员。

最后，张宗祥又对丁氏兄弟的抄书进行了校勘，就这样，在张宗祥的主持下，历时两年，经过百余人的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恢复了原来的规模。这部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每一页的恢复与保存，都凝结着张宗祥的心血。

抗日战争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重庆保存。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拟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移往南京，征求张宗祥意见。时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张宗祥巧妙回应：“这本是一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不过我（癸亥）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公有的。建议政府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至于我个人意见是希望留在杭州的。”在他的争取之下，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回归杭州，在西湖边与湖山共存。

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回归杭州的原因，外孙女徐洁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当时在募集款项的时候，我外公就定出了原则，一个就是，不是浙江人，哪怕你富可敌国，我都不会募集一分钱；第二个，他的学生当时有在国民政府里面当秘书长的。所以各种原因加上动用人脉的努力下，文澜阁《四库全书》当时得以迁回杭州。”

张宗祥先生在杭州寓中作书，旁立者是外孙女小佐

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当局又想把文澜阁《四库全书》运往台湾，再次遭到了张宗祥的拒绝。张宗祥表示：“必须征得浙江父老乡亲的意见。”就这样，在张宗祥的倾力保护下，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在杭州完好地留存和保全。如今文澜阁《四库全书》成为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现在“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来源。

从自病到医人，医学造诣惊人

书法享有盛名，手书灵隐寺匾

张宗祥抄书为什么能抄得那么好？离不开他的书画造诣。张宗祥的手抄本，书法工整和美观，这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书法功底。

他的书法源于自学，幼年时受外祖父沈韵楼的影响，10岁学书,初涉颜真卿，临其《多宝塔碑》；15岁临写《颜家庙碑》、小楷《麻姑仙坛记》；22岁，得旧拓本《淳化阁帖》，开始临习行草，兼临《争座位》《三谢》、大字《麻姑仙坛记》等帖；31岁开始，改学李邕，借鉴明末各书法家的特点，并结合晚清的书法潮流，尤其在董其昌的行草上花了很多功夫，同时还融入金石碑帖的刚劲风格，以及汉魏碑刻的笔法，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被誉为“近现代书法开山人物之一”。

他书法享有盛名，求书者众多。1953年杭州灵隐寺重修，大雄宝殿“妙庄严域”匾及殿内两副对联均出自张宗祥手书。

张宗祥既是学者，也是教育家，不仅在古籍整理方面成就显著，在书法、绘画、诗词、戏曲、医学、文物鉴定等领域造诣深厚，堪称“近代文化史上的奇才”。

张宗祥还精通医术。他自幼身患足疾，直到10岁才能拄拐杖行走，11岁时舍杖跛行，12岁时得以痊愈。神奇的医术在先生幼年时便悄然在其心中埋下了种子。12岁前的闲暇时光里，他因为自己的足疾，热衷翻阅《本草纲目图》和《花镜》这两本书籍。

乡试中举后，父亲病逝，紧接着，张宗祥的幼子、幼女与妻子也接连病逝。因痛惜疾病无情摧残家人，30岁后，他便潜心研读各类医药典籍。就这样，他从自我疗病到自学成才，踏上了医治病患的路。他在学医与治病的实践中，将宝贵的心得体会整理成书，撰成了《医药浅说》《本草简要方》《神农本草经新疏》等著作。

他文武双全，既会骑马、击剑，还能作曲。在北京时，他做过京剧票友，工作之余常出入于堂会戏场,爱看韩世昌、白云生的北昆,并与梅兰芳、谭鑫培等京剧名家常相往来。寓居上海后,喜听南昆,并时常给当时“传”字辈的小演员说戏。南昆名家周传瑛常说，他后来能粗通文墨，实得益于张宗祥老先生。后来，他亲自参与昆曲《十五贯》改编，促成“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

1950年3月，张宗祥接过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重任，直至1965年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岗位，成为浙图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掌舵人。

张宗祥馆长与浙江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在时光的长河中，一柄承载着历史厚重与民族精神的铁如意，勾勒出张宗祥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这柄长二尺有余的铁如意,面嵌杂花，背镶银丝回文“卍”字，自宋代流转而来，历经赵抃、周顺昌等贤达珍藏，至明末成为抗清义士周宗彝的兵器。崇祯末年，周宗彝持此铁如意率乡人于东山筑垒御敌，兵败后一门殉国，其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如丰碑矗立在历史的天空。

清光绪三十年(1904)，张宗祥觅得这柄凝聚着忠烈之气的“铁如意”，遂以“铁如意馆”命名书斋。在之后的六十余年岁月里，这柄铁如意与他形影不离，陪伴他走过数万里山河，见证他在古籍抄校、书法、诗词、戏曲、绘画、医学、文物鉴定等领域纵横驰骋，博通精研。

张宗祥生前曾说：“治学做事,必当先有傻劲。有傻劲,然后可以不计利害,不顾得失，干出一点事业，成就一点学问。”正是凭着这份纯粹执着的“傻劲”，他于时局动荡、民族危亡之际，竭力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又于革故鼎新、万象更始之时,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六十载春秋流转，时代更迭中，文化传承的使命从未改变。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傻劲”，才得以坚守初心、传承薪火。这种精神力量穿透时空，至今仍激荡人心。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潘卓盈

编辑 潘俐

审核 罗祎 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