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街头，讨价还价与小费博弈

驻外之家 | 温暖驻外人

数十万驻外人都在关注

驻外之家人才网

www.zhuwaizhijia.com

文｜李懿娟

刚到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时，同事带我去了景区的手工艺市场。那里售卖衣服、包袋、饰品与各类摆件。一个老板热情招呼，举起一件绣有非洲“五大兽”（即狮、象、豹、水牛和犀牛）图案的T恤说：“两万八，给你们打折，两万五。”（一万先令约折合人民币25到30元）

我觉得T恤还不错，但听说这里常宰外国人，自己又不好意思还价，便问有没有同事擅长讲价。

“我来！”00后同事自告奋勇。“五千。”

老板歪了歪头，一脸错愕。连我也忍不住偏头。

“那就一万！”他改口。

“不能低于两万五。你看看这质量，这刺绣。”她拿出一件普通印花T恤，“这件的话，两万。”

见我明显喜欢那件，老板继续刺激道，“拿这件印花的吧，为什么不？”

众人七嘴八舌，不停报价，老板也飙起了斯瓦希里语。我听不懂，只见她急得直扇自己耳光。

“两件一起，三万。”另一位同事加入战局。

我有些疑惑，用中文问道，“印花那件谁要？”

“没人要，但是买两个可能便宜一点。”

“可这样不是更贵了吗？”

“两件三万。”他用英文坚持道。

“放下放下！”老板终于失去耐心，把我们赶了出去。

我们换了个地方继续练习砍价。一群艺术家在纸板上作画，不同尺寸的作品分别标价三千、五千和一万先令。室友看上了一幅五千的乞力马扎罗山景，我则相中了一幅三千的天蓝色画作，画中有三个马赛人。

老人说：“这个五千的，四千给你。”

我说：“三千这个，两千行不？”

一番纠结后，他说，“两千五。”

大家提醒我别表现出太喜欢的样子，我便撅起嘴，故作犹豫地放下画。老人果然答应两千给我。他伏在画上为我写字，我说我来，他便起身让位。这时我才发现，他是光着脚的。帮他招揽生意的都嬉笑着，看我在画上写些什么，但老人毫不在意。他不是在看自己的脚，就是偏头望向远方，偶尔也漫不经心地劝大家再买。我心里有些说不清的滋味。

回到房间后，我发现同行的室友也有些难受。她一向在意穷人的处境。此前看到烈日下的摊贩，她曾脱口而出：“他们站一天能挣够饭钱吗？”这次，看到那个脚陷泥土之中、走路一瘸一拐的老人，她说自己差点落泪。“但我最后还是没有买，”她解释道，“因为我帮不了所有人。我也不能一直以这种心态去看大家，会很累。”

这场说不上失败、也难言成功的“砍价”，很快便淹没在接踵而至的讨价还价中。达市绰号是“Bongo”（“头脑”）——在这里，没点脑子寸步难行，尤其对外国人而言。除了现代餐厅以及那不占多数的现代超市和商场之外，街头买卖——无论是移动商贩，还是售卖工艺品、果蔬鱼肉或日用百货的各类市场——都没有明码标价，随手拦车也不会有计价器。于是，白人像钻石，中国人像黄金。每当我们出现，总有人漫天要价，有时甚至以昂贵的美元计价。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榴莲。当地人并不爱吃这个水果，一个小榴莲只卖三五千先令；可自打他们发现中国人偏爱这口，便推着自行车到中国城附近售卖，小榴莲的价格也飙至两万，怎么都砍不下来。

反观如今相对发达的国内，商品大多明码标价。面对固定的数字，我无需讨价还价，不必思考自己是否吃亏，脸皮也早就薄如蝉翼。因此，到了达市，我就成了那个头脑简单嘴又笨，一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两眼放光的冤大头。室友最会砍价，她教导道，首先要摸清行情，她刚落地达市就把中国超市的情况盘了一遍——哪家东西齐全，哪家价格便宜，哪家不明码标价，她都心中有数。如果不知道底价，那么，“首先，你要表现得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瘪嘴，皱眉，开始挑刺，说哪哪儿质量不好。然后对半砍，往多了砍，不答应就开始往外走。”我将此箴言牢记于心。

我陪老厨师去当地最大的海鲜市场，那是爱美食的中国人最容易被宰的地方之一。鱼市里，分门别类的摊位上，银灰色的梭鱼修长而整齐；蓝色鹦鹉鱼的鱼鳞缝隙透出鲜艳橙光；呲牙咧嘴的鲨鱼仿佛尚未接受死亡；扁平宽大的鳐鱼则静静摊开，悠然面对一切。鱼市成了海洋馆，只不过残忍得多。

穿着“全员暴富”“XX县小学乒乓球队”以及各种中国餐饮制服的商贩们早就对这些生物习以为常，在这场价格博弈中，我们才是待宰的羊羔。导购作为他们的代表，不停用中文吼着“龙虾、虾、螃蟹、海螺、鱼……”“活的、死的、大的、小的……”“便宜……”。

我不听，逢人就说“Ghali”（贵）。

“不贵！”一群导购用中文叫嚣起来。“No wala wala。”斯语里没这个词，但是看他们手势，估计是想说“我们不扯淡”。

我根本避不开赚差价的导购，便学室友的模样，拿着计算器，不紧不慢地你来我往。老厨师本就一副嫌贵的模样，我便用第三人称砍价，什么话都好意思说了。

我指着老厨师对导购说：“老板说的，这也太小了。”“这都死了很久了。”“这个价格，老板不同意。”

他们立刻围着老厨师解释。老厨师听不懂，一言不发地支持着我。

“便宜点吧。”“老板要去别处看看。”“老板准备走了。”

这样一套下来，对半砍总能成功。最后，我们买到的价格大概是这样：一只龙虾，大的、活的，八万先令一只，小的、死的两万；螃蟹一万五一公斤；深海鱿鱼一万六一公斤。成交时，导购喜笑颜开，商家则愤愤不平，一个劲地说自己亏了。导购安慰着他们，又笼络着我们。都是职业演员。

不善议价的我还是很快适应了这种非洲生活方式——习惯被人敲竹杠，也练就了一张厚脸皮，但“非洲式小费”这种更为突然的价格游戏却始终让我措手不及。

第一次独自出行时，为了感受新奇，我约了巴加急（Bajaj）——一种半开放式的机动三轮车。第一次约车并不顺利：大多数巴加急司机英语有限，平台上显示的车牌号和车身颜色也常常与现实不符。我好不容易找到车，从左侧无遮无掩的“门”爬进去，靠着右侧卷起的黑色帆布窗坐下。结果，司机不接受平台上的银行卡付款，干脆取消了订单。这下，平台报价的六千他也不认了，直接要价一万先令现金——这价钱都能打辆轿车了。

为了尽快出发，我答应下来。那是我第一次乘坐巴加急，显然还没适应。它风驰电掣，在坑洼与飞沙之间富有节奏地弹跳。我死死抓住座椅，听着铁皮配件哐当作响，胆战心惊；与此同时，心头的兴奋却难以遏制。风从四面八方灌入，凉爽宜人，热带天光与翠影在挡风玻璃上飞掠成画，我根本舍不得眨眼。

二十分钟后，我安全抵达市中心，认栽地付了一万先令，然而，司机还不停嘟囔：“不给我点小费吗？”我勉强拒绝，心虚地快步离开。

还有一次，我和同事找不到去Cube（立方体）的路，一个当地热心卡卡（Kaka，兄弟的意思）说自己知道在哪儿，随手招了个巴加急就带我们去。“Cube，我知道，跟我走。Hakuna matata。”“哈库纳玛塔塔”的斯语意思是“没问题”。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词可以说是游客专用，坦桑人之间并不会使用。热心卡卡带我们跑了大半个达市，一度让我怀疑自己要被拐卖。眼看找不到地方，卡卡化身道路解说的导游：“这是xxx街区，这是xxx街区。”最后，我们到了Cuba（古巴）酒吧。

无奈中，同事想办法联系上俱乐部老板，原来立方体就在刚刚问路那。我敢怒不敢言，卡卡却大大方方地索要美元。我没有，他便狮子大开口，要我们付两万五千先令的小费，司机也跟着要同样的车费。同事塞给司机五千，又丢给卡卡一千。卡卡还想再讨，同事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忐忑地跟在后面。

我很快发现，在坦桑，热心的“帮忙”——很多时候是“倒忙”——似乎都有标价：轮渡口，一群又一群人热情似火地给你提行李、指路，无比殷勤，到了终点却瞬间变脸，匪徒般地索要小费；街头，有人与你天南海北地攀谈，仿佛一见如故，告别时，却亮出价格标签。就连“别让人坑了”的提醒、代你砍价的热心，都成了交易的一部分。

此外，坐在车上时，总有擦车人在鲜有的红绿灯附近，趁司机不备，一把将洗涤剂泼到挡风玻璃上，然后卖力地擦拭，期待司机能打赏点小费。还有乞讨者，他们靠拢窗户，一副可怜的表情，乞求人施舍点钱财或者食物。

走在达市的各个犄角旮旯时，总有男人对我喊：“Support me, my friend!”（支持我一下吧，我的朋友！）。女人或是一群蜂拥而至的孩子则常做出讨要食物的标准手势——五指指尖并拢，凑到嘴边轻点两下，嘴里念着：“Chakula, Chakula!”（恰库啦，意为“食物”）。甚至还有人推着一辆辆坐着残疾人的轮椅，猛地冲到我面前高喊，“Mchina!”（中国人），期待从我这里得到点什么。我感到一种隐隐的威胁，像是“他们”专门朝“我们”袭来的。

有时候，我不由得想，“我们”与“他们”之间，仅仅因为长相不同，就该理所当然地承受这般区别对待吗？但又有时候，我转念一想，这种区别对待真的那么明显吗？

我开始怀疑，为外国人而设的高价是否只是我的想象。实际上，除了那些专门面向中国人的商贩，当地人并没有特别抬价。在达市的街头巷尾，一袋甘蔗、一串烤肉，不论卖给谁都是五百先令；椰子一千，波罗蜜也是。就连小榴莲，蔬果市场也只卖五千一个；超大个儿的，也不过两万。出行方面，只要通过平台叫车，司机都会按定价收取现金；即便平台给予折扣，他们也愿意默默承担差价。虽然司机偶尔“没有零钱”，会多收几百先令，但也有人主动抹零。

追问反省间，我甚至有些责怪自己，为什么总觉得对方在宰我。非洲式小费肯定不只针对中国人，而且对方或许只是渴望一份善意，为何自己偏偏感受到一种被盯上的威胁。也许是对陌生环境与陌生人的戒心，也许是害怕“一帮就帮不完”的连锁反应，总之，我极少伸出援手，即便伸出，也多是迫于情势、不得不为。更让我不明白的是，明明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被过分针对，却总在只值几个椰子的钱上斤斤计较。在达市，我每个月都会在快消店里随手挑上两件三四万的衣服，毫不心疼；隔三岔五，我还会用几顿五到十万的各国大餐犒赏自己。回国之后，旅游、购物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动辄就是几万元人民币的报复性消费。然而，一在街头遇上些小数目，我却开始精打细算地砍价。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光脚的画家老人。

终于，我试图理解这场价格游戏。说到底，即使是那些真正漫天要价的人，也无可厚非——人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他们并非强买强卖、硬性勒索。随着达市城市化的推进，秩序与标准化日益深入，讨价还价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少。那时，高价虽不再针对个体，却可能在新的价格体系中固化出更难撼动、专为富人服务的权力秩序。

至于索要小费，那或许也只是文化差异与生存策略的体现。起初这让我感到不适，但对方从未真正伤害过我。我甚至觉得，这些行为背后往往藏着更深的社会根源——贫穷，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它们折射的并非个体的贪婪，而是社会结构的裂缝。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讨钱方式，也逐渐学会了从容应对。我希望，讨价还价不会演变为种族歧视，而非洲式小费也会建立在优质服务的基础之上。我不再以“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来看待这一切，而是将它视作非洲街头独有的社交艺术——这些你来我往、充满人情味的瞬间，终将化为我亲历的珍贵记忆，镌刻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