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治理崩盘？南非学者戳破真相：不是制度不行，是灵魂丢了

开普敦的高档庄园旁，黑人小镇的非正式棚屋触目惊心。种族隔离结束30年，南非的土地与空间不平等仍未消解。

这不是个例，而是全球南方多国的共同困境：政策文件堆成山，美好愿景喊得响，却始终换不来实质变革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研究员布萨尼·恩格卡维尼一针见血：这场公共价值危机，根源不是制度脆弱，而是治理灵魂的溃败。

一、致命陷阱：被“私营化”掏空的国家能力

很多人把全球南方的治理困境，简单归咎于“政治意愿不足”或“执行能力太差”。但恩格卡维尼指出，这是个伪命题——二者的恶性循环，源于一套被强行输入的治理范式。

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新公共管理”模式以“现代化”“政府再造”为幌子，大规模涌入发展中国家。这套范式的核心逻辑很粗暴：把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照搬到政府，强调私有化、绩效目标和经营控制权，甚至通过国际援助附加条件强制推行。

它带来了一种逻辑“暴政”：治理被简化成投入产出的机械计算，具体国情、执行基础、政治生态全被抛在脑后。承诺的“效率与问责”从未兑现，留下的却是更隐蔽的伤害。

非洲国家的遭遇最为典型。大规模外包让政府核心职能被肢解，南非的政府招标体系就是缩影。表面是“公私融合”，实则是部委拆分出一个个独立实体，政策协调性荡然无存。少数人借着外包名义牟取暴利，而政府彻底沦为“甩手掌柜”。

正如印度裔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在《弊政理论》中揭示的：繁文缛节滋生腐败，制度空转耗尽活力。曾经有雄心的国家变革主体，慢慢变成了只会签合同的“经理人”，人才沦为流程官僚，创新职能全被逐利的私营企业掌控。意大利裔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更犀利地评价：全球南方的公共部门已经“幼儿化”，只会被动应对市场，连战略视野都丢了。

二、灵魂失守：治国术的消亡与领导力真空

已故非洲学者谭第卡·麦坎达维尔曾回忆：非洲国家刚独立时，虽不完美却充满政治自信。而新自由主义用“成本削减”“私营效率”的幻象，彻底侵蚀了这种自信。

最可怕的不是制度失灵，而是治理精神的崩塌——“治国术”的消亡。恩格卡维尼解释，治国术是连接政治意愿与执行能力的关键，它需要清晰愿景、统一体系和行动勇气，绝非“照章办事”那么简单。

如今的非洲，正深陷领导力真空。无论是选举还是任命的领导人，大多被体制同化，没了治理需要的想象力和决心。他们主持着一套既激励不了人、又掌控不了的官僚机构，政治变成走流程，治理退化为应付场面的表演。

在这片真空里，技术官僚和咨询机构趁虚而入。南非的现状就是教训：政策摇摆不定，制度混乱不堪，权力寻租成风，治理者与民众的矛盾越积越深。更可悲的是，不少领导者沦为权位的“守护者”，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抛到九霄云外——治国的内核早已荡然无存。

南非茨瓦尼科技大学教授马舒佩·马塞鲁穆勒进一步点破：危机根源不仅是制度问题，更是价值缺失。非洲本土的“乌班图”精神强调共同体责任与道德担当，可这套理念被“私营化”浪潮冲得七零八落。当治理脱离了本土价值和人民需求，再完美的制度也只是空壳。

三、破局之道：重拾治国术，要能力更要灵魂

恩格卡维尼强调，拯救全球南方的治理危机，不是搞技术修补，而是一场“智识与道德的双重革命”。而多国实践已经给出了启示，核心就是重建“治国术”。

首先，要扎根本土价值重塑伦理内核。“乌班图”精神倡导的共同体意识，赞比亚经济学家盖伊·莫内提出的“民主发展主义”，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治理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服务于市场或少数利益集团。这需要领导者重新树立“服务导向”的道德罗盘，把公共伦理植入治理的每一个环节。

其次，要构建“战略能力+执行体系”的双重保障。新加坡的经验很有借鉴意义，梁文松在《动态治理》中提到，高效治理源于前瞻性领导力培育

制度性学习和任人唯贤机制。卢旺达的实践也证明，数据驱动的执行机制和纪律严明的官僚体系，能让政策落地见效；肯尼亚的“胡杜马服务中心”，则用数字技术打通了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常态化的领导力培育机制。越南每五年一轮的领导力培训，印尼后苏哈托时代的领导人培养计划，都说明优秀的治理者不是天生的，而是靠系统培养。这种培养既要教战略思维、情景规划等“硬技能”，更要育公正、廉洁的“软品格”。

中国的实践也给全球南方带来启发。长期愿景引领下的工业发展与扶贫成就，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引发热烈回应，背后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逻辑和强大的战略执行能力。民调显示中国在非洲好感度达60%排名第一，正是因为这种治理理念戳中了非洲国家的痛点。

四、结语：治理的终极答案，永远是“人”

2025年4月，南非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国复旦大学的对话会上，马凯硕教授的呼吁振聋发聩：非洲领导者需要重新学习治理，这是一场“智识与道德的修炼”。

恩格卡维尼最后总结，全球南方的治理改革需要三个关键维度：培养以治国术为核心的决策能力，建设韧性十足的制度体系，构建兼顾国内民生与国际合作的契约精神。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培育一批“有愿景、有能力、有道德”的发展型精英——他们既要懂战略规划，更要记得治理的初心是为社会谋最大利益。

一句因安达谚语说得好：有效的治理不仅在于照章办事，更在于为社会的最大利益做出合乎理性与道德的选择。当全球南方的治理者重新找回“以人民为中心”的灵魂，再配上专业的治国能力，这场公共价值危机才能真正迎来转机。毕竟，治理的终极答案，永远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