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自打出现之后，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

九月的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里人来人往。

在联大会议厅内，近150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正在热烈讨论，气氛庄重而活跃。各国领导人就气候危机、地缘冲突等议题展开交流，不时可见代表们聚在一起进行双边磋商。

几公里外的另一间会议厅里，却在上演截然不同的一幕：当以色列总理开始发言时，近40个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不约而同地起身离场，留下满室空椅。

这种鲜明的对比，恰如联合国当下的真实处境。

"改革不能再拖，否则联合国将被时代抛弃。"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的这番话，道出了许多国家的心声。

不久前，全球南方国家联合提出的安理会扩容方案获得120国支持，主张吸纳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为常任理事国。

与此同时，限制否决权使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建议规定仅在涉及本国核心利益时方可动用否决权，且需接受大会复核。

曾任职于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的董小曼老师分析指出，安理会的政治博弈、资金短缺等问题都在影响联合国的运行效率。她特别强调，某些大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是导致联合国机制失灵的深层原因。

追溯联合国的诞生历程，我们会发现，今日的困境其实早有端倪。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47%并垄断核武器，这种实力对比直接塑造了联合国的权力架构。

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制度，本质上就是基于当时各国实力做出的制度安排。

冷战期间，美苏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达223次之多，这使得联合国在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

上世纪50年代，之所以会出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是因为当时苏联的缺席。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代理人战争在亚非拉地区不断发生，联合国只能派遣维和部队充当"救火队员"。在此期间，有12次维和行动因大国掣肘而失败，2100余名维和人员献出了宝贵生命。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变革的种子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力量的崛起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5年8月，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行。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已增至10个，伙伴国达到17个，覆盖全球50%的人口和25%的GDP。

峰会决定设立开发银行，旨在为区域合作提供新的金融支撑。

金砖国家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

2025年新增三个成员国后，金砖新开发银行累计发放贷款超过300亿美元，支持了120个基础设施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间的本币结算份额已升至45%，为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新的选择。

今年9月5日，联合国大会高票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正式与上合组织建立合作关系。这一决定表明，新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的大会上发出警告："国际合作正面临我们一生中从未见过的压力。"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

数据显示，到2025年9月，美国在安理会就巴以问题相关决议已行使五次否决权，全年否决权使用总量达到六次。这些否决涉及叙利亚人道援助、朝鲜制裁放松等多个重要议题。

更令人担忧的是联合国自身的体系问题。

联合国机构包括大会、经社理事会和专门机构等多个层次，一些机构在管理上并不直接隶属联合国，甚至有自己独立的成员结构和经费来源。这种碎片化的管理体制导致效率低下，各机构之间有时甚至存在竞争关系。

这种低效直接影响了联合国目标的实现。

据统计，距离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截止日期只剩五年，但进展远远落后于计划：只有35%的具体目标进展顺利，47%的目标进展缓慢或停滞，更有18%的目标出现倒退。超过三分之二的目标可能无法按时完成。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支持多边主义。中国不仅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出兵最多的国家，也是第二大出资国。

近年来，通过南南合作，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400亿美元的援助。

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正在催生新的国际合作模式。

上合组织在24年间挫败了1400余起恐怖主义案件；东盟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显著成效，区域内贸易占比达到28%；非盟主导的发展计划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金额超过400亿美元。

站在成立80周年的历史节点，联合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希望。联大会议厅里的热烈讨论与另一个会场的集体离场，共同描绘出这个组织面临的复杂现实。

"联合国的困难不等于它没有价值。"在人道主义救援、公共卫生、气候治理等领域，联合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合法性、覆盖范围最广的国际组织。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联合国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对话平台。

古特雷斯秘书长曾说："我不乐观，也不悲观，我坚定不移。我们必须建立希望，在目标实现前永不放弃。"

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联合国。相信通过持续改革和创新，联合国必将在新的时代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毕竟，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话的桥梁、合作的平台和希望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