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司仪的声音,隔着一层厚厚的喜悦,传到我耳朵里,有点失真,像老式收音机里飘出来的歌。
空气里混着百合花的香气,还有酒店中央空调那种特有的、清凉又有点干燥的味道。
我穿着一身红色的敬酒服,缎面料子,有点沉,紧紧地箍在身上,像一个漂亮的壳。
我老公陈辉就站在我旁边,他的手心很热,一直轻轻地攥着我的。
我们正在挨桌敬酒。
敬到主桌的时候,我大伯,我爸的大哥,挺着他那个标志性的啤酒肚,站了起来。
他嗓门一向很大,一开口,半个宴会厅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
“来来来,小雅,陈辉,大伯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他脸喝得通红,像一块刚出炉的烙铁,眼睛里闪着一种油腻腻的光。
我扯出一个得体的笑,和陈辉一起举起酒杯,“谢谢大伯。”
他没急着喝酒,而是从他那个鳄鱼皮手包里,慢悠悠地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
那个红包特别大,是那种定制的,上面烫着金色的“囍”字,在水晶灯下晃得人眼晕。
“小雅啊,你可是咱们老林家第一个出嫁的孙女辈,大伯不能亏待你。”
他把那个红包举得高高的,像举着一个火炬。
“这里面,是五万块钱。密码呢,就是你的生日,六个八!寓意好,发发发!”
他这话一出,满桌的人都“哇”了起来。
连带着旁边几桌的亲戚朋友,也都伸长了脖子,议论纷纷。
“你大哥可真实在!”
“五万块啊,真大方!”
我爸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了。
我看到我妈的手,在桌子底下,悄悄地捏住了我爸的胳膊。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伯这个人,我太了解了。
他爱面子爱到了骨子里,说出的话,恨不得用金子镶上边,让所有人都看见。
但这五万块……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得意而愈发红亮的脸,心里那点不安,像一根细细的藤蔓,迅速缠绕上来。
陈辉在我旁边,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肘,示意我快点接过来,把这页翻过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那种百合花和饭菜混合的味道,突然变得有点呛人。
我伸出双手,准备去接那个沉甸甸的“祝福”。
大伯却手一缩,笑得更得意了。
“哎,别急啊。小雅,大伯这个红包,可跟别人的不一样。”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更大了。
“你得当着大家伙儿的面,打开,让大家伙儿都沾沾喜气!”
这话一出,全场都静了一下。
随即,起哄声更大了。
“打开看看!”
“让我们也开开眼!”
我爸的脸,已经彻底沉了下来。
我妈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当众拆红包,这不合规矩。
更何况,是大伯主动要求的。
我看着他,他眼睛里的那种算计和看好戏的光芒,几乎要溢出来了。
他就是想让我,让我的家人,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风风光光地承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就可以用这五万块钱,堵住我们所有人的嘴。
我突然觉得,身上这件漂亮的敬酒服,更紧了,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
陈辉的手加重了力道,无声地告诉我:别怕,有我。
我看着大伯那张志在必得的脸,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就断了。
我笑了。
我接过那个又大又厚的红包,捏在手里。
确实很厚,但那种厚度,很虚,像塞了海绵。
我对大伯说:“行啊,大伯。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沾沾您的喜气。”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拆那个红包。
封口粘得很结实。
我的指甲有点长,嵌着碎钻,不太方便。
我索性用指甲尖,一点一点地,把那个封口划开。
整个大厅,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手上。
我能感觉到大伯的呼吸,都变得粗重了。
他等着看我拿出那一沓厚厚的百元大钞,等着听满堂的喝彩和羡慕。
红包口,终于被我撕开了。
我把手伸进去。
我的指尖,没有碰到想象中那种崭新钞票的、带着油墨香的、硬挺的触感。
而是碰到了一张纸。
一张,非常单薄的,有点软塌塌的纸。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我把它抽了出来。
不是一沓。
是一张。
一张崭新的,五十块钱的钞票。
五十。
不是五万。
那张绿色的钞票,静静地躺在我手心,上面的主席头像,仿佛在无声地嘲笑着什么。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凝固了。
周围的空气,也像是被抽干了,变得稀薄。
我能听见自己心脏“咚咚”的跳动声,一下,又一下,砸在我的胸口。
起哄声,议论声,全都消失了。
死一样的寂静。
我看到大伯的脸,瞬间从通红,变成了猪肝色。
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满桌的亲戚,脸上的表情,比调色盘还精彩。
震惊,错愕,鄙夷,还有幸灾乐祸。
我爸“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我妈死死地拉着他。
我却异常地冷静。
我捏着那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把它举了起来,对着灯光。
然后,我转过身,面对着满脸惊愕的宾客,脸上带着最灿烂、最真诚的笑容。
我清了清嗓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让我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宴会厅。
“谢谢二伯!”
“谢谢二伯送我的五十块钱心意!我收到了!真的,特别感谢!”
我故意把“二伯”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全场哗然。
所有人都懵了。
大伯,怎么就成了二伯?
大伯也懵了,他指着我,手指头都在发抖。
“你……你叫我什么?林雅,你疯了?!”
我没理他。
我转回头,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
我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了起来。
“大伯?”我轻声说,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疑惑,“我没有大伯啊。”
“在我心里,我只有一个二伯。”
“一个会在我发高烧的夜里,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载着我穿过半个城去找医生的二伯。”
“一个会在我爸妈下岗,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皱巴巴的,有零有整,一共五十二块七毛钱,全都塞给我妈的二伯。”
“一个会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给我削一只木头小鸟,告诉我女孩子也要像鸟儿一样,飞得高,看得远的二伯。”
“所以,今天,能送我五十块钱这么‘厚重’的红包的,也只可能是我的二伯。”
“这份心意,比那虚无缥Miao的五万块,金贵多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里。
也钉进了我大伯那张涨成了紫色的脸上。
他彻底说不出话了,只是“嗬嗬”地喘着粗气,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我把那张五十块钱,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了我的手包里。
然后,我拉起陈辉的手,对着主桌,深深地鞠了一躬。
“各位叔叔阿姨,长辈们,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让大家看笑话了。”
“家丑,本不该外扬。但我今天,就是想把话说清楚。”
“有的人,血缘再近,心也远得像隔着一条银河。有的人,或许不在了,但他的好,一辈子都刻在心里。”
“这杯酒,我敬我的二伯。他在天上,一定看得到。”
说完,我仰起头,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我的眼眶,也跟着烧了起来。
但我没哭。
我不能哭。
二伯说,女孩子要像鸟儿,不能轻易掉眼泪,翅膀会湿,就飞不高了。
我放下酒杯,拉着陈辉,转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主桌上那场无声的闹剧。
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然后,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起了掌。
接着,掌声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淹没了我。
我的记忆,像一盘被打翻的录影带,画面开始不受控制地倒转,回到了很多年以前。
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住在一个老旧的家属院里。
房子是单位分的,红砖墙,木头窗,一到下雨天,墙角就会渗出大片大片的水渍,像一幅失败的水墨画。
我们家和二伯家,就住对门。
一条窄窄的,铺着水泥的走廊,连接着我们两家人的生活。
二伯叫林建军,是个木匠。
他身上,永远都有一股好闻的松木屑的味道。
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洗不掉的木屑和灰尘。
但就是这双手,能变出世界上最好玩的玩具。
他会用一小块废木料,几个小时,就给我雕出一只活灵活现的小马。
马的鬃毛,是他用刻刀一缕一缕,细细地刻出来的。
他还会用竹子,给我做一只竹蜻蜓。
只要用手一搓,那只蜻蜓就能飞得好高好高,好像能一直飞到云彩里去。
那个时候,我们家很穷。
我爸妈是双职工,在一个效益不好的国营厂上班,每个月的工资,掰成八瓣花都不够。
而大伯家,是另一番光景。
大伯林建国,早早就下了海,靠着倒卖一些紧俏物资,发了家。
他们家是院里第一个买上彩电的,第一个装上电话的,也是第一个搬出这个破旧家属院的。
他们搬走的那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
崭新的家具,像沙发、席梦思床垫,还有一台我叫不上名字的、亮晶晶的冰箱,把我们这些孩子的眼睛都看直了。
大伯母穿着一件呢子的连衣裙,烫着时髦的卷发,指挥着工人搬东西,脸上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优越感。
她甚至都没正眼看过我们这些站在旁边围观的邻居。
大伯呢,靠在他们家新买的桑塔纳轿车旁边,抽着烟,和厂里的一个领导谈笑风生。
阳光照在他油光锃亮的头发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我记得,那天二伯也在。
他就蹲在走廊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他的旱烟。
烟雾缭绕,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大伯一家,就像是飞出鸡窝的金凤凰,从此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划清了界限。
他们搬到了城东的新小区,三室一厅,带阳台的那种。
我们只有逢年过节,才有资格去他们家“拜访”。
每次去大伯家,我都感觉浑身不自在。
他们家的地板,拖得能照出人影,我都不敢用力踩。
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柠檬味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闻久了,鼻子发酸。
大伯母会给我们端来水果,是那种用漂亮的水晶盘子装着的,切得整整齐齐的苹果和橙子。
但她会叮嘱我们:“慢点吃,别把汁水滴到沙发上,这沙发是真皮的,贵着呢。
堂哥林浩,比我大两岁,他有自己的一个房间。
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遥控汽车,变形金刚,还有一台任天堂的游戏机。
那些玩具,我连碰都不敢碰。
因为林浩会像护着宝贝一样,警告我:“别动我的东西,弄坏了你可赔不起!”
大伯总是坐在那个真皮沙发上,一边喝着茶,一边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他会问我爸:“建平,厂里效益还是那样?”
会问我妈:“嫂子,小雅学习怎么样啊?可得抓紧点,现在这社会,没文化可不行。”
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软软的刺,扎得我爸妈脸上那点局促的笑容,都快要挂不住了。
从大伯家出来,回到我们那个昏暗、潮湿的小屋,我总有一种从梦里醒来的感觉。
而二伯家,是我的另一个世界。
二伯母是个很温柔的女人,她总是笑眯眯的,说话轻声细语。
她做的手擀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面条筋道,汤头鲜美,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再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
每次我爸妈加班,我就会端着我的小碗,跑到二伯家去蹭饭。
二伯母总会把她碗里的荷包蛋夹给我,说:“小雅多吃点,正在长身体呢。”
二伯家很小,东西也很多,显得有点乱。
墙角堆着各种木料,空气里永远飘着那股好闻的松木屑味道。
但那种乱,是带着生活气息的乱,让人觉得安心。
二伯不爱说话,他总是坐在他的小马扎上,低着头,不是在刨木头,就是在打磨。
木屑像雪花一样,落在他沾满灰尘的头发和肩膀上。
我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看他用一把小小的刻刀,把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变成一只鸟,一条鱼,或者一朵花。
他的手,仿佛有魔力。
有一次,我看到林浩在院子里玩他的遥控汽车。
那辆红色的跑车,特别神气,在水泥地上飞快地跑着。
院子里的小伙伴们,都围着他,满眼都是羡慕。
我也很羡慕。
我回家,闷闷不乐地趴在桌子上。
二伯看见了,问我怎么了。
我没说话。
第二天,二伯递给我一个东西。
是一辆小小的木头汽车。
车身是用一块光滑的榉木做的,轮子是四个大小一样的瓶盖。
车头还用红色的颜料,画了两个大大的车灯。
它没有林浩的遥控汽车那么漂亮,也不会自己跑。
但我推着它,它就能跑得很快很快。
我拿着那辆木头汽车,在院子里玩了一整个下午。
我觉得,它比林浩那辆红色的跑车,神气多了。
因为,这是我二伯,亲手给我做的。
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伯是高高在上的,是遥不可及的。
他代表着财富,体面,和一种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生活。
而二伯,是温暖的,是触手可及的。
他代表着粗茶淡饭,柴米油盐,和一种最朴素的、却也最真挚的亲情。
这两兄弟,就像是太阳和月亮。
一个光芒万丈,却灼人。
一个清冷柔和,却能照亮黑夜里回家的路。
真正让我看清他们之间天壤之别的,是那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
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生疼。
我爸妈所在的那个国营厂,效益越来越差,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发全工资了。
家里的气氛,也像外面的天气一样,冷冰冰的。
我爸的烟抽得越来越凶,我妈的叹气声也越来越多。
祸不单行。
一天夜里,我爸在厂里上夜班,从一个高高的机器上摔了下来。
左腿,粉碎性骨折。
消息传到家里的时候,我妈当场就瘫坐在了地上。
我被吓坏了,只知道抱着我妈的腿,一个劲儿地哭。
二伯和二伯母闻声赶了过来。
二伯二话不说,把我妈从地上拉起来,说:“嫂子,别慌,有我呢!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那个夜晚,特别漫长。
医院走廊里的灯,白得刺眼。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来苏水味。
我爸躺在病床上,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脸色白得像纸。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后续的治疗和康复,需要一大笔钱。
钱。
这个字,像一座大山,压在了我们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上。
我妈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存折上那点可怜的数字,在巨额的医药费面前,简直是杯水车薪。
她开始到处借钱。
亲戚,朋友,同事……能开口的,都开口了。
但那个年代,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东拼西凑,也只是凑了一小部分。
最后,我妈把希望,寄托在了大伯身上。
毕竟,他是我们家最有钱的亲戚。
我记得,那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
我妈换上了一件她最体面的衣服,拉着我的手,去了大伯家。
开门的是大伯母。
她看到我们,脸上并没有多少热情,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有事吗?”
我妈搓着手,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嫂子,建国在家吗?我……我有点事想找他。”
我们被让进了那个熟悉的、飘着柠檬味空气清新剂的客厅。
大伯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
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们一眼,算是打了招呼。
我妈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她的手心,全是冷汗。
她把来意,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遍。
客厅里,很安静。
只有墙上的石英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大伯听完,放下了手里的报纸。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端起茶几上的紫砂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茶水注入杯中,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
那声音,在寂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他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茶,才开口。
“弟妹啊,不是当哥的不帮你。”
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
“建平出事,我也很难过。但是,你们也知道,我这生意,看着风光,其实也是到处都需要钱周转。”
“最近正好有一批货要进,所有的资金都压上去了,实在是抽不出闲钱来。”
我妈的脸,一点一点地白了下去。
大伯母在旁边搭腔:“是啊,弟妹。我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再说了,亲兄弟,明算账。这钱借出去,什么时候能还,也是个问题啊。”
大伯接着说:“建平这个情况,以后还能不能上班都难说。你们家,就靠你一个人,还有小雅要上学。这日子,难啊。”
“要我说,你们当初就该有点风险意识,买个什么保险之类的。现在的人,都得有这个脑子。”
他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在我妈的心上。
那不是拒绝,是羞辱。
我妈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地发抖。
我当时年纪小,还不太懂那些话里藏着的刀锋。
但我能感觉到那种屈辱和绝望。
我恨不得冲上去,咬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一口。
最后,我妈拉着我,几乎是逃一样地,离开了那个富丽堂皇的,却冷得像冰窖一样的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天开始下起了小雪。
雪花落在脸上,冰冰凉凉的。
我妈一直没有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直到快到家门口,我才发现,她在无声地流泪。
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砸在冰冷的雪地里,瞬间就没了踪影。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坚强的妈妈,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无助。
回到家,二伯看到我妈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
他没多问,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听到二伯和二伯母在他们家,压低了声音吵架。
我听不清他们在吵什么,只隐约听到“工具”、“吃饭的家伙”、“不能卖”之类的词。
第二天一大早,二舍推开了我们家的门。
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整夜没睡。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妈手里。
“嫂子,你拿着。”
他的声音,有点沙哑。
“大哥那边……他有他的难处。这点钱,你先拿去给建平治病,别耽误了。”
我妈打开手帕。
里面,是一沓钱。
有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一些毛票。
皱巴巴的,像是从各个角落里搜刮出来的。
我妈愣住了,她知道二伯家的情况,比我们家好不到哪里去。
“建军,这……这钱你从哪儿来的?我不能要……”
二伯打断了她的话。
“嫂子,你就别问了。钱比人重要?建平的腿要紧!”
他把钱硬塞给我妈,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很大,像是怕我妈再追上去还给他。
后来我才知道,那笔钱,是二伯把他那套吃饭的宝贝家伙——一套德国进口的木工工具,给卖了。
那套工具,是他的师父传给他的,跟了他二十多年。
他平时,宝贝得跟自己的眼珠子似的,连我都不让碰。
他把他的命根子,卖了。
换来了给我爸治病的钱。
我爸的腿,在那笔“救命钱”的帮助下,慢慢地好了起来。
虽然留下了一点后遗症,走路有点跛,但总算是保住了。
而二伯,却因为没有了趁手的工具,只能去接一些零散的、不赚钱的杂活。
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以前更紧巴了。
但我每次去他们家,二伯母还是会笑眯眯地给我做好吃的。
二伯还是会坐在他的小马扎上,用一些边角料,给我做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
只是,他脸上的皱纹,好像更多了。
背,也更驼了。
从那以后,在我心里,大伯林建国,就已经不是我的大伯了。
他只是一个,和我有着血缘关系的,有钱的陌生人。
而二伯林建军,才是我的亲人。
是我愿意用一辈子去尊敬和爱戴的,唯一的“伯伯”。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也是最残忍的刻刀。
它抚平了伤痛,也刻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
我爸的腿好了之后,回不了原先的岗位,厂里给他安排了一个看大门的清闲活儿,工资自然也少了一大截。
我妈为了贴补家用,开始去给人做钟点工,每天早出晚归,一双手泡得又红又肿。
我们家的日子,就像是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艰难前行,深一脚,浅一脚,但总归是没倒下。
我们再也没去过大伯家。
逢年过节,我爸妈也只是打个电话,客套几句。
那种被羞辱的记忆,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每个人的心里,谁也不愿去碰。
大伯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大。
他从桑塔纳,换成了奥迪。
又从城东的小区,搬到了市中心的别墅区。
我们和他的世界,彻底隔绝了,像是生活在两个平行的时空。
偶尔在路上碰到,他会摇下车窗,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扫我们一眼,不咸不淡地问一句:“最近怎么样啊?”
然后,不等我们回答,就一脚油门,绝尘而去。
留下我们,站在原地,闻着那呛人的汽车尾气。
而二伯家,却像是我们生活里的暖色调。
虽然清贫,但始终温暖。
高中的时候,我学业很重,经常要熬夜写作业。
二伯母知道了,就经常会在深夜,给我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醪糟蛋。
甜甜的,暖暖的,从胃里一直暖到心里。
二伯的话,依然很少。
但他会默默地,帮我把我那辆骑了多年的旧自行车,修好,上油,擦得锃亮。
他会用木头,给我做一个笔筒,上面刻着“学业有成”四个字。
字刻得歪歪扭扭,却是我书桌上最宝贵的摆设。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爸妈高兴得眼睛都红了。
二伯和二伯母,也跟着我们一起高兴。
二伯那天,破天荒地喝了点酒。
他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我的手,反复地说着一句话:“好样的,小雅,好样的……飞出去了,就像二伯给你做的小鸟一样,飞出去了……”
我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爸妈把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还是差了一点。
开学前一天,二伯找到了我。
他塞给我一个布包,包得里三层外三层。
“小雅,这个你拿着。出门在外,别亏待自己。”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千块钱。
我知道,这两千块钱,对于他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死活不要。
二伯急了,他那张黝黑的脸,涨得通红。
“你这孩子,跟二伯还客气什么!你考上大学,是给咱们老林家争光!二伯没本事,也就能出这点力了!”
他把钱硬塞进我的背包里,转身就走,背影显得有些落寞,也有些固执。
我拿着那笔钱,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大学四年,我拼命地学习,拿奖学金,做兼职。
我很少回家,因为路费太贵。
每次和家里打电话,我妈都会告诉我,二伯和二伯母又给她送了什么自己种的青菜,自己做的腊肉。
他们就像是守护我们家的两棵大树,默默地,为我们遮风挡雨。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那座城市工作。
我和陈辉,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他是个很温和,也很踏实的男人,像二伯一样,话不多,但做的永远比说的多。
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也知道我心里那个关于两个“伯伯”的故事。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我提起二伯的时候,会握紧我的手。
我们谈了三年恋爱,决定结婚。
我带他回家见父母。
我爸妈对他很满意。
二伯和二伯母,也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把他当成自家人一样。
二伯看着陈辉,眼睛里是那种嫁女儿的、欣慰又有点不舍的复杂眼神。
他对陈辉说:“小伙子,我们家小雅,从小就懂事,也吃了不少苦。你以后,可得好好对她。”
陈辉郑重地点了点头:“二伯,您放心,我会的。”
而就在我们筹备婚礼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了。
二伯被查出了肺癌。
晚期。
这个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把所有人都打懵了。
那个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的、善良的老人,那个用他粗糙的双手温暖了我整个童年的二伯,怎么会……
我们把他接到市里最好的医院。
昂贵的治疗,像一个无底洞,迅速吞噬着我们两家本就不多的积蓄。
陈辉拿出了他所有的存款,没有一丝犹豫。
我爸妈,也把准备给我当嫁妆的钱,全都拿了出来。
但,还是不够。
万般无奈之下,我妈拨通了大伯的电话。
这一次,不是为了借钱,而是想告诉他,他的亲弟弟,病危了。
电话那头,大伯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知道了。我这边忙,抽空过去看看。”
他确实来了。
开着他的大奔,提着一个进口水果篮。
他站在病房门口,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和病房里那种消毒水和病痛交织的味道,格格不入。
他只是在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病床上那个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的、已经快要认不出来的弟弟。
他甚至没有走进去。
他对我妈说:“弟妹,人各有命。你们也别太伤心了。”
然后,他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千块钱,递给我妈。
“这点钱,你们拿着,给建军买点想吃的。”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仿佛多待一秒,都会沾染上这里的晦气。
我妈捏着那一千块钱,站在原地,浑身冰冷。
那一刻,所有的希望,都变成了绝望。
所有的亲情,都变成了笑话。
二伯,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
他走的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他把我叫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东西,颤颤巍巍地递给我。
是那只他很多年前,给我雕的木头小鸟。
经过岁月的打磨,木头已经变得很光滑,呈现出一种温润的色泽。
“小雅……二伯……没啥好东西……送你当嫁妆了……”
他的声音,气若游丝。
“这个……你留着……以后……就让它……替二伯……看着你……”
“要幸福……一定要……幸福……”
我握着那只木头小鸟,和他那只枯瘦如柴的手,泪如雨下。
二伯的葬礼,很简单。
大伯也来了。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表情哀伤,甚至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他在灵前,对着二伯的遗像,三鞠躬。
然后,他对周围的亲戚说:“我这个弟弟啊,就是命苦。一辈子没享过福……”
我看着他那副虚伪的嘴脸,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真想冲上去,撕烂他那张伪善的面具。
但,我忍住了。
在二伯的灵前,我不想闹得那么不堪。
我要让我的二伯,安安静-静地走。
处理完二伯的后事,我和陈辉的婚礼,也提上了日程。
我本来想,一切从简。
但我妈说:“不行。你二伯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你风风光光地出嫁。这个婚礼,一定要办。”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场婚礼。
也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我喊出那声“谢谢二伯”的时候,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
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
我不是在报复谁。
我只是在用我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也告诉天上的二伯:
在我心里,谁才是真正的亲人。
在我心里,那份价值五十块钱的、沉甸甸的爱,永远比那句虚伪的、价值五万块的谎言,要贵重一万倍。
婚礼的风波,像一颗石子投进湖里,虽然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但终究还是会慢慢平息。
我拉着陈辉,离开了那个让我窒息的主桌,继续去给别的宾客敬酒。
陈辉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他的掌心,温暖而干燥,给我一种安定的力量。
路过我爸妈那一桌时,我看到我妈的眼睛是红的,但她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欣慰的笑容。
我爸没说话,只是朝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们懂我,他们支持我。
这就够了。
后面的宾客,看我的眼神,都有些不一样了。
有同情,有理解,也有敬佩。
他们举起酒杯,说的祝福语,也格外真诚。
“小雅,祝你幸福!你是个好姑娘!”
“陈辉,你娶到宝了,以后可得对小雅好点!”
我笑着,一一回应。
那杯辛辣的白酒,好像也变成了甜的。
敬酒结束,我换下那件沉重的敬酒服,穿上了一身轻便的便装。
我和陈辉,站在酒店门口,送别宾客。
大伯一家,是最后走的。
他们一家三口,脸色都很难看,像刚吞了一只苍蝇。
大伯母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喷出火来。
堂哥林浩,则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
大伯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
他的酒,好像已经醒了一大半。
那张紫红色的脸,此刻显得有些灰败。
他压低了声音,用一种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语气对我说:“林雅,你行。你真行。今天,你让我把脸都丢尽了。”
我看着他,很平静。
“大伯,脸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也是自己丢的,不是别人让你丢的。”
“你!”他气得浑身发抖,“你别忘了,我还是你大伯!你身上,流着老林家的血!”
“我没忘。”我轻轻地说,“我还记得,我二伯身上,也流着老林家的血。他在病床上,最需要亲人关心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爸摔断腿,急需用钱做手术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血缘,不是你用来绑架和要挟我的工具。它如果不能带来温暖和守护,那它对我来说,就一文不值。”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刺破了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
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
最后,他只能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好,好,好。林雅,你给我记住。以后,你们家的事,我再也不会管!”
说完,他甩手,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他的大奔里。
车子发出一声咆哮,像一头愤怒的野兽,消失在夜色中。
我看着车尾灯消失的方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感觉心里,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彻底搬开了。
陈辉从身后,轻轻地抱住了我。
“都过去了。”他在我耳边说。
“嗯。”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那些年的委屈,不甘,和隐忍,在今天,都有了一个了断。
我不是为了和谁决裂。
我只是想,为我死去的二伯,讨一个公道。
为我们家这些年所受的冷遇,画上一个句号。
从今以后,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那个所谓的“大伯”。
只有,那个永远活在我心里的,温暖的“二伯”。
送走了所有的宾客,酒店里,终于安静了下来。
我和陈辉,还有我爸妈,一起收拾着剩下的东西。
我妈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我的手背。
她的眼神里,有心疼,也有骄傲。
我爸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东西。
是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布包。
“这是你二伯母,托我今天一定要交给你的。”
我打开布包。
里面,是一对小小的,银手镯。
手镯的款式很老旧了,上面刻着简单的花纹,看得出,已经有些年头了。
“这是你二伯母的嫁妆。”我爸的声音,有些哽咽,“你二伯走之前,就交代了,一定要在你结婚的时候,送给你。”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
我握着那对手镯,冰凉的触感,却像是烙铁一样,烫在我的手心。
我仿佛能看到,二伯和二伯母,在那个昏暗的小屋里,把这对他们最珍贵的宝贝,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然后,满怀期待地,等着我出嫁的这一天。
他们给我的,永远是他们最好的,最珍贵的。
哪怕,在别人眼里,那或许一文不值。
回到我和陈辉的新家,已经是深夜了。
这是一个不大的两居室,我们俩一起攒钱付的首付。
屋子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我们亲手挑选的。
墙上,还贴着大红的“囍”字。
空气里,还残留着新房的味道。
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和新的开始。
我洗了澡,换上睡衣,坐在床边。
陈辉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温水。
“累了吧?”他问。
我摇摇头。
我从我的手包里,拿出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张被我叠得整整齐齐的,五十块钱的钞票。
另一样,是那只已经陪伴了我很多年的,木头小鸟。
我把它们,并排放在床头柜上。
灯光下,那只小鸟的翅膀,仿佛真的在准备振翅高飞。
陈辉坐在我身边,握住我的手。
“其实,你今天那么做,我挺担心的。”他轻声说。
“担心什么?”
“担心你。我怕你以后会后悔,会觉得为了争一口气,断了一门亲戚,不值得。”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和关切。
我笑了。
“不会的。”我说,“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亲戚。”
“真正的亲人,是不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对你关上大门的。”
“真正的亲人,是不会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你们之间的感情的。”
“真正的亲人,是像二伯那样的。他或许给不了你全世界,但他会把他自己的全世界,都给你。”
我拿起那只木头小鸟,放在手心。
“你知道吗?二伯去世前,把这个给了我。他说,让它替他看着我,要我一定要幸福。”
“所以,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我是想告诉他,我长大了。我学会了分辨是非,学会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用所谓的‘亲情’,来伤害我们。”
“我也是想告诉他,他没有看错人。我嫁的男人,是一个懂得尊重我,支持我,和我站在一起的人。”
“我们,会很幸福的。”
我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但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
陈辉把我紧紧地拥进怀里。
“是的。”他说,“我们会很幸福的。”
窗外,月光如水,洒满了一地。
我知道,天上的二伯,一定看到了。
他一定,在对着我,欣慰地笑。
后来的生活,波澜不惊,却也温馨安稳。
我和大伯一家,彻底断了联系。
听说,我婚礼上的那场闹剧,成了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一个大笑话。
大伯的生意,也因为一些原因,开始走下坡路。
这些,都是我后来从别的亲戚那里,零零碎碎听来的。
我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丝毫的同情。
我们,早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他的荣辱兴衰,与我无关。
我和陈辉,用我们的双手,把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我们一起还房贷,一起规划未来。
会因为晚餐吃什么而争论,也会在周末的午后,一起窝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
第二年,我怀孕了。
孕期的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
我妈和二伯母,轮流来照顾我。
我妈给我煲各种营养的汤。
二伯母,则会给我做她拿手的手擀面。
她说:“小雅,你二伯在的时候,最喜欢看你吃我做的面了。你多吃点,就当是替他吃了。”
我每次,都会含着眼泪,吃下一大碗。
孩子出生那天,是个男孩。
陈辉抱着那个软软的小家伙,激动得手足无措。
我爸和我妈,还有二伯母,围在床边,看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
二伯母从她的布包里,拿出了一个长命锁。
也是银的,款式很旧了。
“这个,是你二-爷爷,给你留的。”她把锁,轻轻地放在孩子的襁褓上。
我愣住了。
二伯母解释说:“你二伯走之前,就把这个交给我了。他说,他可能等不到看你孩子出生的那天了。但他相信,你一定会的。他说,等孩子出生了,就把这个,当成是他这个当爷爷的,给孙子的见面礼。”
我的视线,瞬间就被泪水模糊了。
那个不善言辞的男人,那个总是默默付出的男人,他把他所有的爱,都想到了,都安排好了。
他的人虽然不在了,但他的爱,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来。
我们给孩子取名叫“陈念安”。
思念的念,平安的安。
我们希望他,一辈子,都能记住那个叫林建军的、善良的老人。
记住,曾经有一份多么深沉的爱,守护过他的妈妈。
也希望他,一生平安,喜乐。
念安渐渐长大。
他很喜欢听我讲过去的故事。
我会指着床头柜上那只木头小鸟,告诉他:“这是你二爷爷,亲手给妈妈做的。”
我会拿出那对已经有些发黑的银手镯,告诉他:“这是你二奶奶的嫁妆,也是她给妈妈的祝福。”
我还会拿出那个小小的长命锁,告诉他:“这是你二爷爷,留给你的第一份礼物。”
念安会睁着他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似懂非懂地听着。
他会用他小小的手指,去触摸那只木头小鸟光滑的翅膀。
我知道,或许他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故事背后的分量。
但,没关系。
这些爱的印记,会像一颗种子,种在他的心里。
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让他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亲情。
什么,才是比金钱和物质,更宝贵的东西。
有一年清明,我带着念安,去给二伯扫墓。
墓碑上的照片,是二伯年轻时候照的,黑白色的,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笑得很靦腆。
我把一束白色的菊花,放在墓前。
我蹲下来,擦拭着墓碑上的灰尘,轻声地,和他聊着天。
“二伯,我来看你了。”
“我结婚了,你看到了吧?陈辉对我很好,你放心。”
“我们有孩子了,叫念安。他很健康,也很调皮,长得有点像你。”
“爸妈身体都挺好的,二伯母也是。我们现在,都挺好的。”
“对了,那只木头小鸟,我还留着呢。念安很喜欢它。”
我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念安站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手里的一朵小野花,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墓碑前。
他奶声奶气地说:“二爷爷,你好。我叫念安。”
一阵风吹过,吹动了墓前的松柏,发出“沙沙”的声响。
仿佛,是二伯在回应我们。
我抬起头,看着蔚蓝的天空。
阳光,很暖。
我想,二伯一定化作了天上的云,或者林间的风。
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
他用他的一生,教会了我,什么是爱。
也用他的爱,给了我面对这个世界所有薄凉的,最坚实的底气。
谢谢你,我的二伯。
谢谢你,用你平凡的一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我会带着你的爱,和你的期望,好好地生活下去。
并且,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就像你,当年对我做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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