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来五年国家发展蓝图已然清晰。作为专项规划的重要组成,十五五铁路规划正进入关键编制期 —— 元旦至明年三月 “两会” 审议前的这段时间,将成为方案敲定的冲刺阶段。与以往规划编制不同的是,此次交通主管部门对拟纳入的高铁项目保持高度缄默,即便是具备明确纳规条件的线路,也仅以 “纳入中长期铁路规划修编” 为由模糊回应,未透露更多细节。这一变化背后,折射出高铁项目牵动民生关切、易引发区域争议的敏感属性,也预示着十五五铁路规划将秉持更为审慎的原则,力求 “纳入即开工”,避免重蹈十四五期间半数项目未能实质落地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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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网战略价值、建设紧迫性、前期工作推进程度及省市协同支持力度等多维度考量,可对十五五新入规高铁项目的开工概率进行梯度预判(注:南信合、永清广等十四五遗留项目因开工确定性极高,未列入统计)。其中,开工概率超 90% 的项目属于优先级第一梯队,大概率在十五五前期启动建设;85% 左右概率的项目开工确定性同样较高,多数能在规划期内落地;而概率为 80% 的项目则受多重因素制约,能否在十五五期间开工仍存较大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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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高铁项目从纳规到开工的全流程,始终受四大核心因素主导:
其一,路网补白价值是首要考量。十四五期间北方高铁建设进度相对滞后,导致区域路网空白区持续扩大,亟需通过关键线路建设实现 “断点连通”。例如,作为重要联络线的运三高铁、华北横向通道长邯聊高铁,以及昌福厦高铁、安康至南阳高铁等跨区域干线,均因能填补路网短板、强化通道衔接功能,具备较高的纳规优先级。这类项目不仅能完善 “八纵八横” 网络骨架,更能激活沿线区域发展潜力,成为规划布局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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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客流支撑能力直接影响开工时序。部分虽属国家主干通道的线路,因途经区域经济密度较低、客流预期不足,开工概率显著下降,如绥德至银川、齐齐哈尔至满洲里等高铁;另有一批线路因与既有高铁存在功能重叠,或客流培育周期较长,推进节奏将有所放缓,典型案例包括泸遵高铁、西安至韩城城际铁路及宜宾至西昌高铁等。国铁集团近年对高铁项目经济效益评估日趋严格,初期客流密度达标已成为 350 公里时速高铁立项的重要门槛,进一步放大了客流因素的影响权重。
其三,线路方案稳定性是开工前提。十四五期间太绥高铁因途经市县对线路走向存在分歧,导致开工时间延后两年的案例,充分说明线路争议对建设时序的制约。类似地,荆州至岳阳高铁因岳阳以西段线路方案尚未稳定,可能加剧京广高铁南段瓶颈,开工计划或将调整;呼南通道关键段落怀化至桂林高铁,虽战略优先级突出,但受线路走向争议影响,也可能面临开工滞后的情况。此外,生态保护红线、地质勘察难度等因素,也会导致线路方案反复优化,间接影响开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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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省市出资意愿成为决定性变量。随着铁路投资机制调整,非国家重点通道项目的国铁出资比例已降至 20% 以下,地方财政压力陡增。在此背景下,财力雄厚的省份往往能抢占先机:杭临绩高铁虽与既有线路平行,但凭借安徽、浙江两省全额出资的承诺,开工概率大幅提升;绵阳至内江高铁也因地方出资积极性高,推进速度领先。反之,汉中至安康、宝鸡等具备路网补白价值的高铁,因陕西省内出资压力较大,开工时序可能后移;长邯聊高铁虽路网价值突出,但涉及三省利益协调与资金分担,开工优先级反而不及单一省份主导的项目。
综上,十五五高铁规划的纳规与开工,本质是国家战略导向、区域发展需求、市场效益预期与地方财政实力的多重博弈,其中国家铁路局与国铁集团的统筹决策发挥着核心作用。从 “规模扩张” 转向 “质量提升” 的行业转型背景下,那些兼具路网补白功能、客流支撑充足、方案达成共识且地方出资积极的项目,将成为十五五高铁建设的核心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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