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访谈 | 杨俊：深入历史的褶皱 穿透世相的表层

日前，中国作家协会2025年新会员名单公布，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席杨俊榜上有名，成为建市40年来遂宁第12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来，杨俊乐此不疲地行万里路、思千年史，在乡愁的咏叹、历史的回望与世事的洞察中，构建了颇具辨识度的华美语言风格和个性精神图谱。

近日，记者对话杨俊，听其畅谈了文学初心、创作历程、价值坚守和独特思考。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席杨俊。

对话荣耀时刻与文学初心

记者：当您得知自己正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时，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跻身国家级作家行列，这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俊：在看到中国作家协会2025年新会员名单的那一刻，心里的情绪波动还是挺大的。一是激动。辛苦笔耕三十余年，从市级到省级，从省级到国家级，心里是百感交集，所以在分享这个消息时我写了一句心里话：三十年，做成了一件事。二是激励。现在自己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和高度上，看到的、写出来的肯定都要与之前有所不同，这意味着写作的责任更大，需要付出的更多，这对我今后的创作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和督促。

记者：能谈谈您三十年前走上文学之路的契机和动力吗？可否分享一下您早期创作中难忘的故事？

杨俊：说来惭愧，我当年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并不纯粹，而是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上世纪80年代很流行的一句话是“知识改变命运”，“文凭热”方兴未艾。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青年工人，我就是想借“知识”和“文凭”走出满是机油和污渍的车间，所以报名参加了四川省自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只是没想到后来会真的爱上文学，写作会成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追求。

初学创作，由于我几乎是零基础起步，加上自修大学学习的都是理论，没有人指导具体应该如何写作，所以就下了很多笨功夫。比如买了不少散文名家的书籍，关在家里逐段逐句逐字地品读、分析，甚至抄写整篇文章。一篇好的作品，吸引目光的是语言，触动人心的是思想。这种边抄边读边体会，能强化自己的语言表达和语境感知，咀嚼出中文的韵律美和作品的思想性。读得越多抄得越多，自己的体会越深感觉越好，也就越是乐在其中，所以熬夜读写到凌晨一两点几乎是常态。那个时候我生活“很规律”，每天除了八小时上班和在自修大学辅导站上课，剩下的时间就全部在自己的单身寝室里读书、写作。这样的状态从1990年一直持续到1995年，现在回头一看，都不太相信自己能这么持久地坚持。

写作中难忘的事情不少。我的处女作是发表在《遂宁文化报》副刊上的散文《光》。初稿写成时是一篇2000多字的小小说，后来在编辑的指导下，经过了12次修改后“变”成了一篇600字的散文。记得修改的过程十分痛苦，反反复复增删修改得自己都快失去了写作的信心。但也正是这种反复地修改让我体会到了写作的很多奥义，比如主题提炼、语言锤炼、情绪收放等等，印象十分深刻。感谢诲人不倦的编辑、我市已故知名作家全学玲先生。

辛苦创作后收获到荣誉也是最让人快乐的事。记得第一次在全市获奖是在1991年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遂宁市“美神杯”党员影评征文上。由于我不是党员，所以就与党员父亲一起署名参加了征文，没想到获得了征文一等奖。看到同时获得一等奖的几位作者全是40岁以上的遂宁知名作家，当时刚刚21岁的自己还是很自豪的，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杨俊（前左）在“4·23世界读书日”向读者签赠作品。

文学生涯创作历程与艺术风格

记者：有评论说，您的创作聚焦于“乡愁的咏叹、历史的回望与世事的洞察”，请问您为何对这三大主题情有独钟？它们是如何在您的作品中“三位一体”交织融合的？

杨俊：文学的一大重要社会功能，就是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考的空间。作为一个在遂宁土生土长了五十余年的土著，我亲历了家乡几十年的巨大发展和变化，在我眼里，没有哪个城市比遂宁更美，也没有哪里比遂宁更值得书写。所以在多年的创作中，我都试图在刻画故土风物的同时，加入时代的元素和历史观的审视，力争让遂宁的形象更丰满、更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乡愁，是一种血脉与共、刻在骨子里的共生性情感。乡音、乡情、风景、民俗等等，皆可入笔成文，各具特色神韵。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故乡的认识不再是字面上的概念，而慢慢具象到了打钟楼、猫儿洲、读书台，涪江边的沙滩、白鹭、鹅卵石，或某一棵树、某一座桥，记录它们的诞生和变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以给后来者一些美丽的想象空间。对世事的观察和认知是新闻职业给予我的一大馈赠，让我更关注身边的“小人物”和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而这些恰恰是构成现实社会的最真实、最鲜活的细胞，通过他们的言行和命运，我们能看到这个社会的真实身影。而关注历史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一种基础性学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情景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中观察、印证，会帮助你找到规律、看到方向，也能让笔下的作品更有深度和前瞻性。

就我个人而言，这三大主题是写不完写不够的终生命题，也是自己创作的核心母题。直到目前为止，我的视角眼界和表达方式都还不够成熟，还在不断尝试如何交织融合。

记者：有评论认为，您已形成了“颇具辨识度的华美语言风格”。您个人如何理解这种“华美”？在语言锤炼上，您有哪些独到的经验和心得可以分享？

杨俊：美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情绪体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具体到散文创作中，就有质朴之美、辛辣之美、诗性之美、思想之美等等，不同风格的美就构成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百花园。

我的写作深受中国古代散文和近现代写景抒情散文的影响，所以文风比较细腻，画面感较强，语言多用半文言，这样显得精练简约。我最喜欢的古代文学是宋词，其鲜明的语言节奏和跌宕起伏的韵律美令人赏心悦目，所以也常常使用“大词”来表达情感情绪（虽然现在很多作家都比较排斥“大词”）。有文友评价我的散文是华尔兹，我也喜欢这样的评价，因为华尔兹就有很强的节奏感和行云流水一样的韵律美。总之，在我的散文理念里，美是第一位的，作品就是要给人以美的享受。

语言的锤炼是一件需久久为功的事。我个人认为，一是要多读书、读好书，细嚼慢咽体会名家名作之妙。二是勤写作、多修改，好笔头都是磨出来的，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二者其实就是学习与实践的关系。

记者：您的作品涵盖散文、杂文、小说、文艺评论、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您是如何在不同文体间自如切换的？不同的文体对您表达不同思考有何帮助？

杨俊：多文体的表达跟我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在新闻单位，仅仅会写散文是远远不够的，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所以经过多年的学习摸索，我找到了一条多条腿走路的途径，比如针对重大新闻事件和重要新闻人物的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结合当前热点时事的新闻言论和臧否杂文，关注当前艺术动态和趋势的文艺评论，也写过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短篇小说。其实这是被工作环境给“逼”出来的。

要在不同文体间做到切换自如，首先就必须具备切换的能力，它包括题材的把握、语言的运用、视角的拓展等，关键还要有关注社会热点、关心民生期盼、参与社会变革的职业责任感。

作品深耕故土情结与主题锚定

记者：在您的文化散文集《行思录》和合著的《思古遂州》《遂宁非遗故事》中，都体现了丰富的遂宁历史文化和深厚的历史关怀。在挖掘和书写的过程中，最触动您的是什么？您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向读者传递什么？

杨俊：正如我此前回答的，生于斯、长于斯五十余年，写遂宁、写家乡是理所当然也乐在其中的事。从第一部散文集《尘烟一缕》到新近出版的文化散文集《行思录》，凡是我的作品集里都有大量写遂宁人、写遂宁景、写遂宁事的文章，可以说故乡遂宁是我创作中一个绕不过的核心话题。尤其是从事新闻工作后30年，对遂宁历史文化了解越多，心里想要表达的内容就越多。或许可以用“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名言来形容我的写作选择吧。

杨俊已出版作品。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遂宁的就是中国的。《思古遂州》和《遂宁非遗故事》是分别展示遂宁中省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部文化散文集，对我市的历史人文、民风民俗、典故传说等进行了挖掘、整理和文学呈现，可以说是讲述遂宁故事、传递遂宁声音的一种有益尝试。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这片土地给我的滋养和灵感。

记者：在800余篇作品的创作路上，肯定有瓶颈期也有高光时刻。您是如何克服创作倦怠或瓶颈期的？哪个奖项或哪次发表经历，是您至今回想起来仍倍感欣慰的？

杨俊：我最初是以写景抒情的千字文写作为主。这种“小情小趣”的散文来得快写得多，报纸副刊也喜欢采用，曾经有一年我在中省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近200篇，当时很有成就感。但这种文章写久了，就会出现情感疲惫和创作倦怠，感觉自己的视野窄了，表达局限了，想要寻找新的写作路径。恰恰这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面世了，那种大视野、大纵深，具有深邃思想和深刻思考的文化散文，当时就给了我以醍醐灌顶般的强烈震撼：原来散文还能这样写，还能包含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情感，以及对现实的观照审视！于是我也开始学习这种文化散文的写作，希望能写出具有历史纵深感和个人认知和情感的“大散文”。

印象较深的，是2014年创作的一篇以遂宁“国宝宋瓷”为主题的文化散文《八百年兮归去来》。写作的动因是遂宁宋瓷赴杭州做专题展览，这也是这批珍贵的瓷器离开浙江八百年后的第一次“返乡”展出，我作为随展记者对这次活动进行了全程追踪报道。为了创作这篇散文，我查阅了很多关于遂宁地域文化、江浙陶瓷文化、南宋经济社会的大量典籍和史料，还在杭州官窑博物馆现场感受宋代瓷器的制作过程和技艺，学到了许多之前很少涉猎的知识。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创作完成了一篇超过万字的“大散文”，获得了《今古传奇·中华文学》散文奖。其实一次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次知识的学习和补充的过程，也是用历史的视野和眼光去观照当代、观照生活的过程。

双重身份媒体人与作家的交响

记者：作为资深媒体人，您的职业身份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还是更敏锐的洞察？

杨俊：首先我要感谢新闻职业给了我一个不同于普通写作者的广阔视野和坚实平台，让我能亲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一些重要变化，甚至能在其中发挥一些作用。比如1998年遂宁首列火车通车、2003年非典防治、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一些关注民生的舆论监督。当你亲自走进现场、走进一线参与其中时，接受的视角冲击和精神感受是在电视机前完全不同的，笔下翻涌的情感和呈现的文字也会完全不同。我的很多获奖新闻作品、文学作品都来自于这些新闻事件和新闻题材。

文学也为新闻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我出版的新闻作品集《见证》一书中，有大量的篇幅都是运用文学写作手法来反映遂宁时政、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各方面的成果和变化，让新闻作品更具可读性。我要感谢柔美的文学给了易碎的新闻以“存活”的理由。

记者：您如何在繁重的媒体工作和行政事务中，为纯粹的文学创作保留一片天地？

杨俊：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选择。出行，走路还是乘车？吃饭，中餐还是火锅？着衣，是正装还是休闲？……很多的选择都具有单一性，而决定你的选择的，是这件事在你心中的重要性、必要性。对于我个人而言，由于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是互为裨益的，所以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也比较模糊，加班写作是常态。由于热爱写作，工作之余也就愿意减少很多无效应酬，挤出时间去读书和创作，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算是一种自我的精神坚守吧。

记者：接下来，您是否有新的创作计划？是否会继续深耕遂宁本土文化，还是会开拓新的题材领域？

杨俊：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一部新的散文集《24帧巴蜀乡愁》，主要呈现巴文化、蜀文化在遂宁交会融合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遂宁历史文化。这一选题已被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列入了2025年重点创作扶持名录，计划2026年出版面世。还有一些围绕重点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进行的主旋律作品创作，比如盟遂合作、乡村振兴题材等，目前都在积极地准备过程中。

责任与展望希望遂宁文学走得更远影响更大

记者：我们知道，在所有文艺团体中，加入中国作协是要求最高、难度最大的，遂宁建市40年来，包括您在内只有12位作家成功加入。要加入这支国家级作家队伍，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作者应该注意些什么？您认为在当今时代，坚持文学创作最宝贵的品质是什么？

杨俊：从今年开始，中国作协的入会门槛大幅提高了，要求在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或报纸，发表文学作品不少于50万字（其中含在省级及以上文学期刊或报纸发表文学作品不少于30万字）；或发表文学作品不少于30万字（其中含在省级及以上文学期刊或报纸发表文学作品不少于20万字），并公开出版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少于2部；或公开出版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少于3部（其中含在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作品不少于2部）。而去年以前，这三项要求分别是30万字、15万字+1部文学作品、3部文学作品。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作协更看重作家创作的持续性和作品数量、质量的双重结合，就要求作家必须坚守初心、笔耕不辍，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文学作品。

文学创作从来无捷径可走。天才毕竟是少数。唯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多阅读、多写作，怀虔诚之心方玉汝于成。

记者：作为遂宁市作家协会主席，未来在团结遂宁作家、培养文学新人、繁荣遂宁文学创作方面，有哪些计划和愿景？

杨俊：近年来，遂宁文学的发展健康有序，无论是作品发表、会员发展和各种文学奖获奖数都有大幅提升，但同时也面临文学队伍分流、后备人才青黄不接等现实困难。市作协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激发创作热情、培养作家队伍的工作，比如每年组织知名作家至少两次深入县（市、区）进行专题改稿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全市有奖主题征文；建立校园文学联盟，连续举办三届全市校园文学有奖征文，并在《川中文学》上专门为学生开设“雏凤试音”栏目，发展部分有潜力的青少年加入作协队伍；为解决作家们“出书难”问题，由作协组织出版了《遂宁当代作家文丛》第二、三辑共8部文学作品集；组织作家进行一些重大主题采风、创作；正在尝试推进已有文学成果转化，争取在影视文学方面有所突破等等，通过这些举措来发现并培养文学人才，夯实基层文学队伍，同时扩大遂宁文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文学事业的发展，是一项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过程，需要深耕细作，久久为功。目前，市作协正在制定“十五五”遂宁文学发展规划，争取能创作出一批不愧于时代、不愧于人民的文学精品，培养出一批真心热爱文学事业的人才队伍，为遂宁的文学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来源：遂宁文联/遂宁传媒集团全媒体 何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