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女院长收治国军伤员，伤好送行时，他忽然掏枪，打开了保险

1940年的鄂北春寒中，新四军赵家冲野战医院的病房里，一场特殊的“腾房”风波正在上演。院长栗秀真的命令让所有战士惊愕：“把靠窗的三间病房腾出来，给即将送来的国军伤员。”要知道，此刻病房里躺着的，都是刚从抗日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新四军战友。消息传开，伤员们的抱怨声此起彼伏，而栗秀真望着远山，眼神坚定：“都是打鬼子的，不分党派，先救命。”谁也没料到，这个充满医者仁心的决定，会在数月后将她推向生死边缘。

栗秀真的这份担当，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埋下伏笔。1915年冬，河南沁阳的中医世家栗家，迎来了女儿栗秀真。“传男不传女”的祖训，让精通医术的父亲陷入两难——既不愿埋没女儿的天赋，又不敢违逆族规。最终，父亲力排众议，打破传统送她求学西医。15岁的栗秀真背着行囊走进惠民医学专科学校，四年苦读，她以全优成绩毕业，从护士一路做到护士长，在西医领域站稳了脚跟。

1938年日军铁蹄踏破汲县，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栗秀真辗转奔赴湖北，加入董必武、陶铸创办的汤池临时学校，投身抗日洪流。武汉失守后，她的脚步愈发坚定。1939年初，陶铸组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24岁的栗秀真临危受命，担任军医院院长。彼时的游击队家底薄得可怜，仅有8条步枪，后来才凑齐20把驳壳枪，医疗资源更是奇缺——像样的医生寥寥无几，药品被优先调往大后方，栗秀真这个“护士出身”的院长，成了伤员们最后的希望。

同年6月，游击队并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栗秀真继续执掌野战医院。游击作战的残酷，让医院成了“移动的堡垒”，今天在山坳搭起帐篷，明天就得为躲避日军“扫荡”紧急转移。1940年初，医院迁至京山县石板河赵家冲，这个远离县城、背靠指挥部的世外桃源，终于给了伤员们喘息之地。可谁也没想到，宁静背后，危机正悄然滋生。

4月的一天，手术刚结束的栗秀真接到紧急命令：附近出现不明部队，立即转移。就在全院紧锣密鼓准备时，国军第94军副军长牟廷芳的部队突然出现，举枪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广西口音，正规编制”，栗秀真迅速做出判断，上前亮明身份。当独眼少将牟廷芳听到“新四军”三个字时，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国共摩擦的阴影，让空气都变得紧张。

一番交涉后，牟廷芳得知这是支战地医院，态度稍有缓和。原来，他正率部准备进攻应城日军，途中遭遇伏击，百余名将士重伤，却连个像样的包扎点都没有。看着对方担架上呻吟的伤员，栗秀真的心被揪紧了。“都是打鬼子的，不能见死不救”，她当即拍板：“我们的伤员先搬到厢房，把正房腾出来给国军兄弟。”

这个决定在新四军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的战士流血拼命，凭啥让地方？”一名刚失去一条腿的班长红着眼质问。栗秀真蹲下身，帮他紧了紧绷带：“班长，你看他们，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再耽误就没命了。抗日不分你我，救他们，就是救抗日的力量。”在她的劝说下，新四军伤员们终是让出了病房。

接下来的日子，栗秀真带领医护人员连轴转。白天为日军轰炸的平民疗伤，晚上给国共伤员做手术，最长的一次，她在手术台旁站了17个小时，累得直接倒在地上睡着了。国军伤员看在眼里，渐渐放下了戒备，有的还主动帮新四军伤员打水、换药。牟廷芳也时常来医院探望，每次都对栗秀真拱手致谢：“栗院长，您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三个月后，国军伤员陆续康复，即将归队。栗秀真特意让人杀了两头猪，办了一场送别宴。酒过三巡，气氛正热，一名国军副官突然站起身，从怀中掏出一把手枪，“咔哒”一声扣下保险，枪口直指栗秀真。全场瞬间死寂，新四军战士猛地按住腰间的武器，牟廷芳也惊得站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栗秀真面不改色，稳稳地看着对方。副官的手不停颤抖，眼眶却红了：“院长，我……我对不起您！出发前，上峰给我密令，让我找机会除掉您，说您是‘共党骨干’。可这三个月，您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还天天给我熬药……我做不出这种丧良心的事！”说着，他将手枪往桌上一拍，“这枪，我没法用来打恩人！我不干了！”

牟廷芳长叹一声，挥挥手让副官退下，然后端起酒杯，对着栗秀真深深一敬：“栗院长，是我麾下无方，让您受惊了。您用医德化解了杀心，这份胸襟，我牟廷芳佩服。”他当场下令，今后国军部队若在战场遇到新四军医护人员，一律不得阻拦，还要提供必要支援。

这场风波过后，栗秀真的名字在鄂北抗日根据地传开了。有人说她胆大，敢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敌人留在身边；有人说她心善，用医者仁心融化了隔阂。可栗秀真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我是医生，眼里只有伤员，没有党派；我是中国人，心里只装着抗日，不分你我。”

从打破“传男不传女”家规的倔强少女，到战火中撑起野战医院的女院长，栗秀真用双手挽救了无数生命，用医德搭建起跨越党派的桥梁。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却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便能迸发出超越一切的力量，成为黑暗中最温暖的光。